《礼器碑》拓本  图片由作者提供

　　 碑在汉代之前称石刻或刻石，早期形制并不固定，西汉中晚期始有碑之雏形。东汉中晚期，碑首始定形于三式，即圆首、圭首、方首，一般有碑额，在碑的正上方中间署刻碑名，多作篆书，碑身书体为隶书。碑有座，起固定作用，称为“趺”，形成具有碑首、碑身、碑座所构成的碑刻形制。碑刻是研究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建筑史、墓葬史难得的实物资料，也是汉字演化发展历史的实证。山东济宁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儒家文化发源地，在碑刻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金石文化以汉魏碑刻为重要载体，与儒家文化、汉字艺术相互辉映，共同印证中华文明。

　　 济宁汉碑发展的时代背景

　　 济宁工商业发达、文化兴盛，两汉时期很长时间保持显著地位。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令汉碑、汉画展现出宏大气象。

　　 政治安定。西汉早期奉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奠定了汉王朝的立国之本，“独尊儒术”造就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经过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央权力得以巩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重视发展生产，阶级矛盾缓和，政治趋于安定。两汉时期的济宁地区，既有郡县，又有封国，尤其东汉后，豪强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壮大。受封诸侯王的宫殿和日常生活、殡葬礼仪非常奢华，列侯、太守、县令、地主豪强也概莫能外。这些都成为碑刻存在和流行的政治背景。

　　 农商发展。至汉武帝时期，汉代已经建立70多年，国家没有遭遇大的自然灾害，物质生活较为丰富，民生稳定，国库充盈。济宁处在古邹鲁地区，既有山地丘陵，又有河谷平原，为民众从事农耕、渔猎、蚕织、畜养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优惠的农业经济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里素产桑麻，是纺织品重要产地之一，画像石中表现了纺织、络线、缫丝等场面，生活场景丰富。

　　 工业发达。大量石刻出现，必然需要制造铁器。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将冶铁纳入国家垄断经营范围，保障了冶铁业发展。邹鲁地区是汉代设置的铁官治所之一，工业技术发达，铁器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各方面，也为石料开凿、加工、雕刻提供了重要工具。同时，当地山体为石刻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材料。汉代碑刻上所署石工，多集中于山东西南济宁及周边地区，且碑刻形制精致多样，可见当时此地产业之成熟。

　　 文化繁荣。经过文、景、武帝的“文治武功”，汉朝文化获得繁荣发展。有着先天优势的济宁地区，更是文脉兴盛。鲁国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发源地，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即来到鲁国祭祀孔子。到汉武帝确立以儒为本的文化教育政策，这一地区更成为两汉经学研究中心，《诗学》《书学》《礼学》《春秋学》等流派鲁地居多，学业规模和影响全国最大。

　　 世风日盛。东汉是历史上厚葬风气最盛的时期之一，以厚葬为德行，视薄葬为不孝，灵魂不灭观念深入人心。在儒家“举孝廉”思想倡导下，厚葬和谀墓之风盛行，上行下效，社会各阶层纷纷广树墓碑、大造祠庙，到东汉中晚期出现了“碑碣云起”的景象。人们将生平、功德等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寄托永恒之念，祈愿传于后世。

　　 济宁金石学的发展与流变

　　 对汉碑的著录和研究古来有之，南北朝至唐代，就据以订史证文，但系统进行搜集研究，则始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释》《隶续》，都大量著录济宁汉碑，他们也被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

　　 清乾嘉时期，济宁金石寻访、著述、修志盛况空前。“西泠八家”之一的钱塘黄易，广结翁方纲、王昶、钱大昕、毕沅、阮元等金石同好，并与寓居济宁的山西洪洞人李克正与南正炎相交，为保护济宁汉碑做出巨大贡献。同期和后世的金石学著作，多以黄易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清人徐宗幹、冯云鹓、许瀚等供职于此地，对济宁历代金石进行系统研究著录，纂修、编辑《济宁直隶州志》。史载“山左一百八州县或多或寡，此绌彼盈，惟济宁则吉金乐石各擅其胜，虽因流传者众，亦由搜辑者勤也”，可见当时济宁金石搜集之盛。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方志甚多，多辑录金石。如明代有《兖州府志》，东阿于慎行编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卷四十艺文志（二）即为秦汉至金时期碑记，包括秦邹峄山刻石文、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文（记）等。《曲阜县志》纂修始于明代，至民国年间共修7次，先后刊行5部，其中清乾隆稿由知县潘相主修，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刊行，共100卷，每种门类为一卷，其中金石单独成卷。康熙时期的《济宁州志》共10卷，志书上起古任国，下迄康熙初年，内容主要包括疆舆、田赋、官秩、学校、人物、艺文六大部分；继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后，徐宗幹又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纂修《济宁直隶州志》，咸丰七年（1857年），时任知州卢朝安取原志稿再加订正，于咸丰九年（1859年）付梓行世，其中艺文志部分列“碑目”。

　　 《济宁州金石志》为清道光年间徐宗幹编修，冯云鹓、许瀚等人辑录，全书共8卷，是首部总结济宁地区金石文字的专志，对清道光以前济宁州及所属金乡、嘉祥、鱼台三县所存历代钟鼎碑碣做了较详尽的记载，附有考证，加以注解并释文，内容详备，史料丰足。

　　 保护与传承济宁金石文化

　　 汉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多重信息，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挖掘汉碑历史文化内涵、弘扬其当代社会价值，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史证价值。碑可证史之阙失，“正史”著述虽为史学家在多种史料基础上淬炼而成，但就同时代成书的条件和规律，必有与史实不合或遗漏之处，甚至会有主观色彩。碑彰显于世，亦是庄重严肃之事，在某些方面相较史书所载更为丰富、客观，且汉碑分布各地，涉及社会各阶层、各方面，可以对照补充正史的缺失、谬误之处。

　　 社会价值。碑作为一种铭器，记生平、颂功德、明尊卑、警子孙，为帝王、官宦和文人士大夫所重视。汉碑的文字记录及其蕴含的立德奉公等思想，与儒家崇德尚文、孝悌廉耻的价值观念一致。用碑刻形式的图画、文字对各阶级进行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教育，具有形象具体、便于效仿、流传久远等特点，为儒家价值观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审美价值。汉碑所展示的篆隶书法的发展历程，为中国书法艺术储备了系统资源，积累了丰实基础。两汉时期书法艺术繁荣，风格多样、技艺精湛、体系完备、精品众多，碑碣是重要表现载体，其中以《景君铭》《乙瑛》《礼器》《史晨》《衡方》《孔宙》诸碑最具代表性，成为书法范本。

　　 加强济宁汉碑及相关文物保护与研究，需要有识之士倾心作为、久久为功。2020年底，济宁根据事业发展需要，组建设立了济宁市金石文化研究院，为这项事业提供了有力平台。要做好济宁金石文化这篇大文章，一是尽快开展新的金石文化普查工作，聚集专家与人才力量，深入开展研究、著述，为编修新时代济宁金石志做好储备；二是高质量做好金石文化收集与典藏工作；三是发挥专业机构和专业协会优势，加强与西泠印社等机构合作，不断深化学术交流；四是将中华印信文化引向深入，以印信为线索彰显立信守诚的中华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使济宁成为展示诚信文化和金石文化的重要城市。

　　 　　（作者系济宁市孔孟书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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