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于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随学校迁址去往重庆，此后全面展开了他的中国画改良实践，致力于培养和储备美术人才，大力推动抗战时期美术创作基地的建立。

1939年春，林风眠由昆明入重庆，于次年11月应邀发表演讲“抗战与艺术”，并在市郊南岸大佛段的独居时光中潜心艺术探索，开启了自己的彩墨画创作之路。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定居重庆，创作出一批豪迈雄浑、墨气淋漓的作品，此后凭借气势磅礴的傅家山水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会聚了一大批美术界的名师大家，陈之佛、张大千、吕斯百、庞薰琹、吴作人、冯法祀、李斛等深刻影响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艺术家皆有着一段属于自己的重庆时光，涉及他们艺术创作的奠定期、转折期及巅峰期。

人们不禁要问：群星的会聚对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及艺术家个人的创作之路有何影响？在时代的洗礼与地域文化的滋养下，艺术家们的创作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带着这些疑问走进正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美术在重庆（1937—1949）”展览，或许能从110余件美术作品及众多相关展品中找寻到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

嶙峋陡峭的高耸崖壁如刀劈斧削，上是一轮明月洒银辉，下有一湾江水映群山，江面行船打破了夜的寂静，与崖上的袅袅炊烟遥相呼应，动静相宜……展厅中，李斛的《三峡夜航》前聚集了许多观众。作为四川人的李斛，对巴山蜀水有着特殊的情感，画三峡的愿望早已在他的胸中酝酿。众所周知，三峡风光壮美，但也因航道奇险，两岸世世代代流传着一句老话：“自古川江不夜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治理的三峡航道夜间已能通航，李斛多次去三峡采风，画了数以百计的速写，几易其稿，最终画下了这幕夜航美景。可以说，这件作品不仅是其个人的代表之作，也因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而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

“正是因为这一群身负文化使命的艺术家，以重庆为阵地，以画笔为武器，用艺术传递时代之音、书写时代之变，从而推动着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此次展览总策划、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重庆汇聚了当时中国的众多艺术院校，云集了美术界的名家名师，举办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美术展览，创办了诸多影响广泛的美术报纸杂志，成立了多个旗帜鲜明的艺术社团协会，让艺术之光照耀和慰藉着苦难中的同胞，使人们胸怀国家独立之愿景、民族复兴之希望。强烈的时代感与地域特色成为参展作品的一大共性，我们不仅能看到如宗其香的《重庆被日军轰炸后》、彦涵的《把她们隐藏起来》等具有浓郁战斗气息的佳作，还能从吴作人的《凤凰山》、戴泽的《嘉陵江旁》、孙宗慰的《石家花园》等作品中一窥重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

“一提到傅家山水，人们也许会立刻想到‘抱石皴’，而这一独特的皴法正是诞生于重庆沙坪坝的金刚坡。”在谈到重庆对于艺术家创作之路的影响时，此次展览策展人之一、徐悲鸿美术馆执行馆长宁静首先提起了傅抱石。从南京迁至重庆后，重峦叠嶂、林木茂盛的金刚坡给予了傅抱石心灵的慰藉与艺术的滋养，这里独特的山水亦需要独特的艺术手段来表现。为此，他进行了大量探索，尝试以散锋乱笔塑造山石结构，在旧法的基础上创制新法，最终开创一代新风。可以说，是山城的云雾烟雨孕育了“抱石皴”，“金刚坡时期”也成为傅抱石极为重要的艺术创作阶段。

此外，林风眠的《小鹿》极具古朴韵味与装饰美感，作品的灵感虽来自敦煌壁画《鹿王本生图》，但画面中高贵的鹿王化作稚气可人的小鹿，与婀娜少女的形象相得益彰，让人耳目一新；徐悲鸿的《十二生肖——龙》不同于该系列的其他作品以浅色背景凸显生肖形象，而是用重色表现漫天云雾，祥龙隐匿其间，龙之吐息作为留白，平衡画面；吕斯百的《扬帆》定格了泊船江上的静谧之景，在画家微妙的光影处理下，船帆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却又自然地融于整体环境之中，朦胧的氛围下，船上人物凝望远方，为观者带来无限遐想。

“如果说丰富的美术作品可以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艺术家们的创作面貌，那么对战时内迁或新建的多所艺术院校的相关信息的展示，以及对当时在重庆举办的数百场美术展览、创办的数十家美术报纸杂志以及多个艺术社团的梳理，则为我们全面勾勒出彼时重庆的文化艺术生态。”在此次展览策展人之一、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董虹霞看来，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定位艺术院校的所在地、艺术家的居住地、艺术作品的创作地、艺术展览的举办地以及艺术期刊的创刊地，并将其形成可视化的艺术地图，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在观看了那么多的画作和相关史料后，再看这些内容翔实、坐标清晰的艺术地图，重庆当时的艺术圈全貌一下子就明晰了。”“原来孙宗慰的《石家花园》和《嘉陵江上之春》的创作地点距离这么近。”“今天才知道，1945年在重庆举办的数十场美术展览竟然大部分都集中在渝中半岛。”艺术地图展区内，观众驻足观看，讨论着星星点点的坐标所传递的历史信息。夫子池、金刚坡、凤凰山、五十三梯、黑院墙……每一个真切的地点与那些人、那些事彼此相映，为重庆地图上的中国现代美术提供了一种既可身临其境又可远观沉思的感知方式。“艺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1937年至1949年，重庆在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上所作出的贡献，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正如何桂彦所说，那些地理空间、那些山水树木、那些烟火人情，还有那些苦难与倔强、热爱与坚持，都与中国现代美术一道刻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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