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十年（公元67年）， 汉明帝派中郎将蔡愔等十八骑到西域，一乘白马迎来了胡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从此佛教东传到中国，窣堵坡这一形式也随之来到东土。

　　 《魏书》中说：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窣堵坡从此有了自己的中国名称：浮屠，佛图或浮图。

　　 作为一种外来的建筑样式，窣堵坡寻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它生长发展的土壤，就此在中国长驻。塔是中国建筑中唯一的舶来品，它从遥远的西域循着丝绸之路，从印都库什山绵延到长安、洛阳，沿途布点，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先秦时的高建筑是以高台和楼阙为代表的，但以木结构为主建筑物的高度却是受到了材料的限制，当佛塔东来时，就与这种高耸的楼阁发生了联系。中国古代的宗教建筑与民用建筑之间并无一条鸿沟，不像西方建筑一样仅从外表就能将其功能区别。中国古代有很多人都是“舍宅为寺”，甚至白马寺也是根据皇家的招待所而改造的，在中国人的辞典里，“寺”和“庙”原来都不是宗教建筑，“寺”是衙署，而“庙”则是祭祀祖先的宫殿。所以，当官衙成了佛寺之后，就把里面高耸的楼阙改造成了佛塔，或者是根据楼阙而造成了佛塔。

　　 窣堵坡的倏然东至，也给中国的文人提供了一道难题：先秦时从未见过这种建筑，传统的字库中竟然无字可以对应，400年里，只得勉强以译音“佛图”或“浮屠”来敷衍，既指寺庙也指佛塔。直到西晋时，葛洪才为它创造了一个字：“塔，佛堂也”。《说文解字》进一步注释道：“塔，西域浮屠也”，以后的《魏书》也正式肯定了这一命名。塔字从土，说明当初之塔大多是用土筑垒而成的。

　　 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在他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最初之塔之形式，古书中亦不留其迹，迨至六朝，始见于石窟寺之雕刻。而其最初之形，即为三重四重五重之多层形。塔身多作方形，间有多角者，即与今日所见之塔，根本上无甚差异。此多层之中国塔，与印度乃至西域古代诸塔，甚异其趣；骤观之，似无密接之关系，只塔顶之相轮有彼此联络之观耳。

　　 伊东的这番话道出了塔之形制在中国演变的根本，那就是塔自从来到汉地之后，尽管经历了种种演变，但那塔顶上的相轮却是始终未变，这是印度窣堵坡顶上那三重伞形华盖的孓遗，也是窣堵坡在汉地所遗留的唯一痕迹。佛塔初来汉地，可能最初还保持着原有的覆钵式结构，但随后就与中国先秦时的多重楼阙形式相结合，渐而变成“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楼阁式塔了。窣堵坡唯有自传入中国之后，才有了形形式式的变化，不仅在平面上有方、圆、六角、八角和十二角的区别，层次上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层到十五层的梯级，内容上有空心和实心的不同，材料上有石、砖、木、铁、琉璃、玉、铜等的区别，甚至在排列上也不仅为单塔，而是有了双塔、三塔、列塔、塔林、百塔甚至一百零八塔这种煌煌大观的数字。就用途来看，塔也不仅仅为佛教所专有，而是出现了风水塔、料敌塔、灯塔、水塔、文笔塔甚至电视塔、铁塔等非宗教的品种了。

　　 塔是一种奇妙的建筑。在佛教徒的眼中，塔是释迦牟尼的象征，拜塔即礼佛。美学家说，中国建筑讲究的是平面展开的整体复杂结构，而不是一座座独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单纯的尖顶，塔以一种纵向的结构打破了中国以横向结构为主的建筑趋向。哲学家眼中的塔，是一种从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的物化。建筑学家的眼中，塔是一种可以提供纵向空间架构的实体，将宗教性和装饰性巧妙结合，是东西方建筑文化交相融合的一个成功实例。

　　 塔是中国2000年历史中最具诗情的一种建筑物，它并没有因为是舶来品而被人歧视，反而与中华文化最为融洽地结合起来。塔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万众瞩目的大哥大，至高无上的地位足以矜夸，是任何建筑都无法替代的。尽管它是外来之物，然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并没有“化于胡”，而是“化胡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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