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 琶 

本是法器

　　关于四弦曲项琵琶对绘画创作的启示及其它

《塔克拉玛干》油画 肖谷

关于琵琶

　　《北史·西域传》虽记载了宋云等人在北魏时西行取经之事，这一事件在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更有详细记录。

　　宋云走出去的道路，与琵琶走进来的道路几乎是一致的。

　　琵琶在佛教世界既是乐器，同时也充当着法器。

　　如四大天王之一的“东方持国天王”—— 护持东胜神洲“持国”。

　　意为慈悲为怀，保护众生，护持国土，故名持国天王。是‘二十诸天’中的第四天王。

　　“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着琵琶。代表着做事情不可操之过急，告诉众生“中道”之道—— 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琵琶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在东汉与北朝先后两次从域外传入，分别形成了“外来”和“本土”两大系统，并定型于隋唐时期。

　　新疆地区出现琵琶图像的石窟壁画，主要分布在龟兹和高昌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分别是丝绸之路的南路和中路要冲，其中龟兹地区作为佛教入华的前沿地带，不仅佛教发展繁荣，而且“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边走边唱》局部 油画 肖谷

《边走边唱》成为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专著《木卡姆》封面

　　目前所见龟兹地区石窟壁画以克孜尔石窟为主，时间跨度上从4世纪至9世纪延续数百年，其中乐舞图像大量出现，而琵琶类乐器成为了乐舞图像中配器的主导。

　　高昌地区石窟壁画较龟兹地区出现晚，其乐队设置既有本土色彩，又有鲜明的中原特征。

　　结合王子初、霍旭初先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对新疆地区石窟壁画中的乐舞图像进行了集中的收录。参考其中相关资料和年代，并结合《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1卷，从中选出了22例图像较为清晰、形制和年代较为明确的琵琶图像进行梳理。

　　以弦的数量为标准将所示琵琶划分为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

四弦琵琶类型

　　淩廷堪、牛龙菲等学者在对琵琶进行分类时，将四弦曲项琵琶命名为龟兹琵琶。

　　四弦曲项琵琶源自西域，在正史中有记载。至隋代时，此类琵琶对于中原音乐的音律校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所谓“龟兹苏祗婆七调”。向达先生考证该调源自印度，淩廷堪则更直接地认为唐代燕乐即源自苏祗婆琵琶，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调。由此可见，四弦曲项琵琶的出现奠定了整个隋唐燕乐系统的基础。

　　不过，根据龟兹壁画中的琵琶图像，这一地区五弦琵琶居大宗，四弦曲项琵琶相对较少，因此这样的命名是否合理亦待商榷。

　　四弦曲项琵琶的传入应有两种途径：首先是民间途径。

《克孜尔尕哈》油画 肖谷

　　四弦曲项琵琶源自西亚，并经由中亚传入，粟特人充当了其传播的媒介，这在入华粟特人后裔的石质葬具图像上屡见不鲜。

　　四弦曲项琵琶由粟特人经过河西走廊带入中原，并在中原的各个阶层流行开来。其二是官方途径，则或与吕光破龟兹有关。

　　不过，龟兹地区石窟壁画之所以在一段时期不见四弦曲项琵琶而多见五弦琵琶，可能与佛教仪式有关。

　　在传入本地后，由于工匠传统的延续性，其壁画的图像表达形式尚未改变。

　　直到中原攻破高昌控制这一地区并建立安西都护府之后，其影响力真正渗透于这一地区，才终于导致五弦琵琶图像的消失，四弦曲项琵琶成为主导。

　　五弦与四弦曲项琵琶于4世纪传入新疆地区之后的情形。再往前追，则不得不参考印度和中亚地区的资料。

新疆·克孜尔尕哈石窟第三十窟后甬道顶部壁画

　　山西省博物馆有一件来自印度的大约4世纪的乾达婆奏乐雕像，演奏的是四弦曲项琵琶。这件雕像表明四弦曲项琵琶于4世纪时如果不是印度本土的乐器，则在4世纪业已进入印度地区。

　　不过，印度地区4世纪之前的图像与实物中皆不见四弦曲项，由此来看，对于印度而言，这件雕像中的四弦曲项琵琶亦应是外来的。

　　印度的五弦与来自中亚的四弦曲项琵琶在中亚坎达拉（今阿富汗）相遇而开始融合。

　　四弦曲项琵琶来自西亚，经中亚和西域传入中国内地。

四弦曲项琵琶

　　五弦琵琶更大可能是出于印度。

五弦琵琶

　　关于琵琶捍拨在北朝尚未出现。北魏时期，从一些伎乐石雕中可见其琴身表面往往装饰有圆形花状图案，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图像中的琵琶则是通体素面。

　　在隋唐之后，从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墓壁画中可见，捍拨仍是存在的。捍拨的再次消失应当是在元代。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图像中的通体素面琵琶

北周固原三墓壁画图像中的通体素面琵琶

　　综上所述，琵琶自传入中国以来，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形态和发展是有差別的。

　　隋唐时期的琵琶大体可分上述两大系统三大类，即以四弦曲项琵琶、四弦直项琵琶、五弦琵琶为代表的外来系统和阮咸琵琶为代表的本土系统。

　　弦和项是区分的核心，琴身的形状则随时空分布而略有损益。

　　四弦曲项琵琶源自西亚，并经中亚传入无疑；五弦琵琶应是在四弦曲项琵琶传入中国前便已形成。

《弥勒会见记》局部 油画 肖谷

《弥勒会见记》成为蒋南桦、贾宏专著《品读喀什》封面

　　四弦直项琵琶或为吐蕃式琵琶，应当是琵琶自西域输入吐蕃地区后，又融入中原因素后所成。

　　阮咸琵琶之类于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融合后，隋唐时期业已本土化，文献中有“秦琵琶”“阮咸琵琶”之称，当是在胡汉之争与雅俗分野的时代语境下，与胡乐系统相区别的称呼。

　　不同类型琵琶的发展背后其实是几个不同文化系统的互动。其背后是西亚、中亚及东亚几个系统下文化因素的交流与融合。

　　琵琶在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开放包容的时代特征。

《伽师》油画 肖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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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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