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沿袭继承了南唐和西蜀的各项统治制度，朝廷中有重文轻武的倾向。这一时期科举入官的文人大量涌现，中央政府在宫中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翰林画院”。画院的建立对绘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各种绘画活动众多，佳作不断涌现。人民大众在经受了连年战乱灾难之后，更加珍惜统一后的和平光景；文人士大夫将精神寄托于诗文绘画，把它作为高雅娱乐手段，由此兴起了文人士大夫绘画的热潮；都市的繁荣造成了社会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民间画家竞相出卖绘画作品，谋求生计。诸多因素使得宋代绘画得到全面发展。

　　宋朝绘画虽无唐代的辉煌富丽之风，却体现出 空前未有的丰富、精致、写实之情。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名目繁多，丰富之极，令人目不暇接。由于画风多样，题材众多，绘画得以进一步分科，按题材分为山水、花鸟、人物、宗教画及杂画等，按社会阶层分为宫廷绘画、士人绘画和民间绘画。

　　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在山石皴法、构图章法、透视比例、色彩铺陈上，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技法丰富，质感强烈，气势宏伟；及至南宋，马远、夏圭等人又创对角式构图，以写江南湖光山色，简率豪放,遐思不绝。花鸟画则更趋严谨精致，饶有装饰趣味。
　　值得一提的是，自魏晋以来孕蓄的文人画，到北宋时期终于形成气候，在苏轼、米芾、李公麟等文士的推动下，注重抒发主观情致的文人墨戏画逐渐形成新的艺术潮流，与画院写实之风相互辉映，促成宋辽金时期绘画的全面发展。

　　北宋的人物画，著名者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插图73），清秀娴丽，气度恢宏，而其构形技法，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1049年-1106年）发扬光大，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

　　李公麟虽为进士，但他并不热衷于写官场的升迁荣禄，却醉心于书画技艺，经常去皇家马苑观看名骏，或载酒出游，写生赏景。数十年来，他无一日不忘记自然美景。李公麟还善于汲取顾恺之、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用线条技巧，注意飘逸凝练，神韵内敛，故而所作虽淡毫轻墨，却光彩动人。如所绘《维摩演教图》、《临韦偃牧放图》，皆简洁而传神，生动活泼，动人心扉。据说他晚年重病在床，还以手指在被上划动，真可谓笃于绘画，至死不渝了。

　　北宋中期以苏轼（1037年-1101年）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文学家纷纷参加绘画活动，不仅大胆创新，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反映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美术理论，给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的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这股新潮日益发展，及至元代竟成为绘画界的主流，人们称之为“文人画”。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在苏轼的倡导下，绘画讲究自我表现，追求意境、“神似”的风气，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文同、李公麟、王诜、赵令穰、米芾父子等沿波而起，躬行实践，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绘画有否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北宋末期的宫廷画院在政和、宣德年间达到鼎盛，这是与酷爱艺术的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亲自到画院指导绘事大有关系。

　　赵佶虽然是一个昏君，但在美术上却深有造诣，所创“瘦筋书”，纤而不弱，端而不板，婀娜刚劲，秀丽精工，别具一格。又下令鉴别内府收藏历代书画，分门别类，著录评论，编成《宣和书普》、《宣和画谱》等。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

　　赵佶善绘山水、人物、楼阁，尤长于花鸟，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传世作品有《芙蓉锦鸡图》轴、《祥龙石图》卷、《听琴图》轴、《腊梅山禽图》轴、《瑞鹤图》卷、《鸲鹆图》轴等。由于他的努力，许多画师，如费道宁、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等，皆脱颖而出，树誉艺坛。

　　这位诗、书、画兼美的亡国皇帝，和南唐李煜一样，以“绝代人才，薄命君王”的地位，在历史的功过册上永远让人评说。

　　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张择端，为山东东武（今诸城）人。他长于界画，尤精于舟车、市桥、人物、山水，传世有《清明上河图》，以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身躯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胜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画师们凭自己对现实的热枕，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色调明净的图卷，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秀丽的风景便成为宫廷画院画师们模写的对象。如西湖、钱江风光，往往是画家乐于描绘的题材。然而江南山水以疏淡秀逸见长，与北方雄浑奇伟之势不同，为了展现江南烟笼雾罩、清旷空灵的美景，画家马远创造了构图简洁、以偏概全的方法，即突出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变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雾雨烟岚，并通过指点眺望的人物，把欣赏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给人以遐想的余地，人称“马一角”。如《踏歌行图》、《松下高士图》、《射鸟图》等。

　　南宋画院另一位画师夏圭，亦善于以虚代实、计白当黑，将景物集中于一侧，表现浩渺的空间，后人称之为“夏半边”。如《松溪泛艇图》、《烟岫林居图》等，意境高简，发人幽思。夏奎与马远相比，画面空白更多，辽阔平远之势更足。

　　马远、夏奎构图多取一角半边之景，将江南山水空灵清秀特点展示出来，画风相同，人们并称之为“马夏”。他们对水墨苍劲、意境清远的南宋山水画风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与南宋画院虚旷空灵的创新之风相比，北方辽朝、金朝的绘画则显得马背民族之称的契丹、女真，在绘画上亦常有游牧的情趣，多写本民族之生活题材，如放牧、骑射、游猎等，粗犷奔放；花卉鸟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构图讲究对称，技法工细。 如辽代画家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描绘契丹人物真实而生动，多大漠不毛之景趣。

　　金代画家张瑀《文姬归汉图》，虽绘历史故事，却以女真民族为模特儿，人肥马壮，胡服皮衣，风尘仆仆，朔放气象充斥画面。

　　辽代崇尚厚葬，金代流行薄葬，故而辽代墓室壁画要远比金代发达，其题材亦与游牧生活多所关联。如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壁画，描绘契丹游牧狩猎的生活场面，驼马成群，帐篷互连，人们握竿驭马，粗犷豪放，草原情景历历在目。壁画的技法虽不是出自高手，但形象真实生动，线描流畅，设色淡雅。朴素中见灵巧，富有生命力。

　　南宋时期，理学、禅宗皆很发展，思想界十分活跃，而且理学与禅宗趋向互溶，如理学大师朱熹就与禅僧往还，交流学问，颇为相得。

　　这一时期禅宗南派也更为繁荣，许多饱学之士不满当局偏安江南，纷纷逃禅为僧，以求寄托，僧侣的文化水平随之提高。一批禅宗僧侣画家亦应运而生。他们以禅宗南派“顿悟”思想指导绘艺，着墨不多，深藏玄机；题材不拘，皆作禅理；所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调。其中梁楷、牧溪（又名法常）最为著名。

　　梁楷曾任画院待诏，后不满政局，弃职为僧。他的画风以简练迅疾出名，用线条含水墨变化之趣，多书法飞白遒劲之势，人称“折芦描”或“钉头鼠尾描”。传世《李白行吟图》，舍弃一切背景，简单数笔，就勾勒出李白游吟时飘然潇洒的神情，以少胜多，而寓意深远，令人寻味。后人称其作为“减笔画”。

　　牧溪的作品虽不如梁楷那么简练，但所绘大多为佛教禅思题材，寓有静心、忘物、四大皆空的思想，而且形象刻划与写情传神俱得，如《观音图》、《猿猴图》等，落墨不多，却神形兼具。他的画大多流传于日本佛寺，深受日本僧俗欢迎。

　　“禅宗画”除寓以禅思、用笔简练外，大多崇尚设色淡雅，或仅用水墨而不设色。它的出现，与“马一角、夏半边”的简率画风互相呼应，墨戏情趣愈见浓郁，为元代文人画的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