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烟膏称

　　烟膏盒作为器具匠作之物，的确是有水准的美品，犹能体现人的工巧才智；烟膏盒印证了国人的一种耻辱和伤痕，是衰落与不振的象征，也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一道门阀，正所谓“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玳瑁烟杆

◎银丝福禄寿烟杆

　　|朱纪

　　烟膏盒作为器具匠作之物，的确是有水准的美品，犹能体现人的工巧才智；烟膏盒印证了国人的一种耻辱和伤痕，是衰落与不振的象征，也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一道门阀，正所谓“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壹

　　烟膏盒是盛装鸦片烟膏的器具。鸦片俗称大烟，又叫阿片、阿芙蓉、白面、高根、金丹、白丸等，是由罂粟果实内的乳汁经干燥制成的棕色至黑色的干膏块状物，其主要成份为吗啡，含有罂粟碱等多种生碱类物质。因鸦片同普通烟草一样是通过火加热然后再通过烟枪吸食烟雾，称为烟，其实不是烟。罂粟与烟草虽同为烟属植物，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作用有镇痛、止咳、止泻等较高的药用价值，但同时也有硕毒，服之颓唐，心志昏乱，便闭舌干，头痛欲呕，而继毒发，昏迷不醒，目瞪睛敛，气若游丝，肌肉松而血气缩，必至于亡。

◎民国白铜“福寿皮球花图”烟膏盒

◎清代红白铜“芭蕉仕女古琴兰花图”烟膏盒

　　鸦片也称“乌香”，而罂粟花则称为“虞美人”，早在六朝时鸦片既已传入我国，据史书记载，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国（即大秦，东罗马帝国）遣使献“底也伽”是作为西方的灵丹妙药和观赏植物流入中国的。鸦片的药用价值宋朝以来历代医书多有记载，被看成治痢疾的良药，直到清朝初年仍主要供药用。作为奇花异草，明朝王世懋在《花疏》中对罂粟花大加赞赏：“芍药之后，罂粟花最繁华，加意灌枝，妍好千态。”《徐霞客游记》中写道：“莺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李时珍《本草纲目》便记载其性温，可治下痢、腹绞痛等。

◎清代红白铜“格言博古图”烟膏盒

◎清代银白铜“博古花蝶图”烟膏盒

　　自古烟草为戒，鸦片烟为禁。自17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苏门答腊人首先发明了服食熟鸦片的方法，乾隆年间已流行竹管吸食，将鸦片药用彻底推到了毒品的行列。中国人对烟毒的危害认识由来已久，历史上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首次颁布禁烟，“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擬绞监候。”；1838年道光为治烟患，林则徐虎门销烟237万斤，直至引发鸦片战争；咸丰九年（1859年）颁布《洋药经售条例》；同治元年（1862年）《改定禁烟馆条例》；1906年光绪帝发布命令全面禁种、吸食、售卖。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年-1839年）的六十余年里清廷及督抚衙门、地方大吏先后发过四五十道禁烟令。

　　鸦片作为慢性麻醉毒品，能使吸食者甘之如饴，受其毒而不觉，一旦陷溺既深，则志气昏惰，废时失业，畏葸庸琐，精神困顿，百害而无益。旧时吸食者“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吏中十之二三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估计有400万人，据记载到清末人数已达2000万人以上。鸦片之害不但危及健康并会造成社会动荡，为禁烟毒各朝各代都颁布过惩处令，最为严厉的是民国时下令发现吸毒者头一次扣押强制戒毒，第二次发现立即就地处决。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也有著名的“缴枪”运动，鸦片烟和烟具绝大部分被销毁处理，毒害国人二百余年的毒瘤才慢慢消去，那些制作奢华的鸦片烟具也日渐稀少或秘藏不敢示人，流传至今已寥寥无几。

　　贰

　　旧时吸食鸦片者多是达官贵人和纨绔子弟，所用烟具互相攀比，以后逐渐扩散至社会各阶层。为迎合市场所需，各地争奇斗艳，制造出许多各种材质、装饰华丽、各种用途的吸烟用具。

　　一整套的鸦片烟具“曰枪，上有斗，吸时装膏于斗之小孔，枪，即筒也。曰盘，吸时置杂件者也。杂件甚伙，有蘸膏之签，有燃火之灯，有盛膏之盒。盘之质或白铜或彩瓷，或以雕漆或以红木，盘之式或长方，或椭圆，或梅花，有夹煤之镊，有盛水之壶，有阁签之架，有挖灰之钩。曰箱，不吸时储杂件者也。此外，又有所谓通条者，至膏塞枪时，用以通之者也。”

◎象牙烟杆

◎竹节寿字烟杆

　　由于市场庞大，烟具制作也日益精工、日趋考究，“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来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者以宜兴为高，恐其屡烧易裂也，则口包以银锡，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

　　烟斗以宜兴的“允鸣氏”、安徽寿州的陶斗最为知名。宜兴有白、紫砂枪头，寿州制有八角、六角、四方和圆形，上面嵌有银线；烟灯雕、镂、錾、刻多层纹饰，点翠、点蓝、点珐琅、画花鸟人物，著名的有 “太谷灯”，灯座精雕细刻各式花纹，外套玻璃罩，通体呈宝塔形；“胶州灯”则八角玻璃罩，外有雕花栏栅套住；烟扦以“张判扦子”为名品，光盛放烟膏的盒子就有用金、银、铜、角、玉、翠、玛瑙雕刻而成的。烟枪竹、木、牙、角各种质地，讲究者全身象牙，精致的还刻有制具名家款识。

　　据文献，四川自贡大烟王刘圣瞻的烟具“烟斗有一千几百个，且尽是珍品，有礼三、张六、吮香、定一、书画、玉浆等名货，烟枪有五十多支，有象牙、犀角、宝石头底、湖妃等名枪；烟盘、烟灯也有十余套；烟盒子有三四十个，有金的、银的、玉的、犀角的、水晶的、紫铜的等等。”甘肃少数豪门权贵的烟具“什么黄金烟盘、牙骨烟枪、允鸣氏烟斗、翡翠或玛瑙烟嘴、景泰蓝烟灯、北京纯钢烟扦，不一而足。”一副烟具价值白银数千两，陕西竟有烟具一套价值万元银元者。吸食鸦片对于富裕的烟民而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烟瘾的简单生理需求，从烟具的奢华和数量之巨上看，吸烟似乎已经成为可以赏玩的“雅事”，而注入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

　　就连一些社会文化名人也加入此行列，比如陈寅生。据资料，陈寅生除在墨盒等文房用具上镌刻诗文、山水人物外，也在烟膏盒、水烟袋、茶盘、茶壶上留下了许多精美的作品。陈寅生书法诸体皆精，最能体现他刻铜作品风格的当属行书，透过流畅自如的雕刻线条可以感受出笔锋的转折流走与提按起伏的变化，这种虽刻尤写的技艺也正是寅生刻铜的魅力所在。烟膏盒本为陋俗之具，因为文人的参与总算沾上了些文化气息，牵强也好，“道貌岸然”也罢，人总不会拒绝美好的东西。

　　叁

　　先人曾将闲暇消遣方式分为四等，一、耕读广识，入世进取；二、历练筋骨，强身健体；三、喂花饲鸟，修心养性；四、寻欢作乐，颓废刺激。单就器物，生活中除了生产、生存所需，还制造出许多精神需求的器具，烟膏盒物虽小，当归入四等之内，以此为鉴，实则可反映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到了19世纪初，中国的鸦片吸食者由一般民众扩展到精英阶层，自南方各城延伸到北京及宫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吸食鸦片是一种雅兴，甚至成为一种普遍风行的社交时尚，但鸦片的泛滥不仅削弱了当时朝廷的根基，也是现代毒品泛滥的起源，值得人们深省。

◎珐琅彩铜烟灯

◎紫砂填彩烟斗

　　鸦片泛滥实则是为了平衡庞大的贸易逆差以及减少欧亚大陆间长途航运的船只、人力、经费消耗及货物耗损的产物，因为鸦片重量轻、经济价值高、方便载运且又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因此各殖民国将之视为最佳的贸易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73-1830年间将鸦片大量倾销到中国，鸦片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也奠定了殖民帝国的经济基础并加深了对殖民地区的控制，直至19世纪下半叶，鸦片已成为全球性的贸易商品。

　　鸦片的泛滥还大幅度地改变了亚洲的经济和生活型态，殖民政府也从发放的鸦片贩卖执照中抽取固定税额，形成了专卖制度。日本曾经在甲午战后被割让的台湾实行鸦片专卖的《台湾鸦片令》，并大量将鸦片倾销到中国北方，资料证实只台湾1897年领有执照的鸦片吸食者就为50597人，至1898年增加为95449人，至1900年更达到169064人，未登记者不计其数。

　　禁烟引起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也开启了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变局，世界历史因而也发生了重要转向。160多年前林则徐禁烟是因为中国和亚洲其它地方人民深受其害，中国自觉地起来反抗。虽然鸦片战争败北，但追求正义与不向强权屈服的精神却世代延续了下来。对中国人来说，鸦片与鸦片战争是一种耻辱、一种伤痕，是近代中国衰落与不振的象征，也是百年来动乱不幸的起点，是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一道门阀，从这一点看，就应从新的时空环境和感受去诠释。

◎清代白铜“福寿双全图”烟膏盒

　　从艺术层面来看，鸦片用具、烟膏盒制作精美，展现出匠制非凡的工艺水准，它印证的是中国人颓废耻辱的过去和沉沦不可自拔的岁月，但正是这个不光荣的印记警惕后人切勿重蹈覆辙，烟膏盒的作用就不单单是负面的意义。烟膏盒若不深究其背景文化，外在形式作为器具制造的确是精工细作的工艺美品，尤能体现人的工巧才智。研究鸦片用具如果不正面分析，总有一种误入歧途的嫌疑，好像触及了丑陋与恶俗，接纳了历史的糟粕；理性想来，但凡历史的遗物总应有保护的理由，不论它是残害妇女的“三寸金莲”还是战争杀戮的“长矛短剑”，烟膏盒流行了二百多年，其反映的民风民情，对研究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烟膏盒应正确对待，何况实物总比教科书更有直接的说服力。

　　（注：本文部分图片引自《百年烟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