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直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巴金的作品《家》曾得到当时进步青年的热烈反应，无疑，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优秀作家。
实际上，巴金的一生，贯穿了中国的整个20世纪，由于他很长时间生活在中国主流文化圈里，因而他的生活注定要与整个国家的时代风浪休戚相关。
作为最后一个离世的“五四”一代人，巴金留给中国社会的不仅是他的作品，更有值得这个民族记取的教训，以及“说真话”的决心和行动。
“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佳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巴金
101岁的巴金走了。
“巴老走得很平静。”这是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于10月17日晚告诉记者的第一句话。
下午3点钟，巴金的亲友们接到电话，开始陆续赶到上海华东医院高危特护病房。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是最早赶到病房的人之一，他到时巴金的心跳还很正常，每分钟有70几下，血压50/30，但在慢慢向下走。开始巴金的嘴巴还一张一合很用力呼吸，到了四五点钟以后，嘴巴就不动了，大概晚六点的时候，华东医院的医生表示大概还有一个小时。终于，7:06，巴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为了减少巴金的痛苦，巴金的家属同意给他注射少量的安定，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巴金对来送他的人没有感知，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交流。大家都沉默着，静静看着医生抢救。
巴金离开的时刻，家人失声痛哭，女儿李小林失控地喊着爸爸不要走。
巴金穿着病服，拿掉了以前总会带着的假牙，整个面形都变了。此时在场的人有的默默落泪，有的掩面离开。9点多钟，在医护人员把他遗容整理好后，大家进去跟他鞠躬告别。
当时在场的除了巴金的家人，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及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后来，上海市委领导也陆续赶来。而在华东医院的大门口，聚集着的记者有二三十人之多，但在是医院警卫阻挡下，没有一个记者能够进入大门。
巴金是10月3日报病危的。给巴金拍了近30年照片的摄影师祁鸣说，“十一”前还去看过老人，“那时情况很正常，却没想到只是一转眼，情况就急转直下。”据华东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讲，今年4月份，巴金开始出现腹水，肺部也经常感染，医院采取保守治疗，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但10月2日后，巴金消化道开始出血，肾功能减退，小便明显减少，同时血压开始下降。医院想尽所有办法抢救他，最多时，一天给他输了300CC的鲜血，同时24小时做血透，这是很少见的。
巴金自1999年住院以来，曾有几次大的险关，但都挺了过来。这次医院曾认为至少能过完他11月25日的生日。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告诉记者，“事情对我们也不是很突然的，他很长时间都在弥留状态。(我们)当然希望巴老长命百岁，但他活得太苦了，气管切开，吃东西是从鼻孔直接插到胃里去的，话也不能说了，但思维还正常。过了这么多年，去世对他来是说或许是种解脱。他自己也说，‘我是为大家而活’。”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则说，巴金是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良知，可是看着他在病榻上躺了这么多年，可以思想却不能表达，太苦了。
巴金住院的这几年，赵长天每年都会去看望他几次。六七年以前，巴老身体还比较好的时候，他还认得出人，能睁开眼睛，点点头。后来因为老人身体变得虚弱，容易遭受细菌感染，人们就不再进去了。
祁鸣在为巴金拍照的近30年间，拍了十几个小时的影音资料，以及几大捆的照片。但是在巴金的晚年，他却很少拍照，希望把巴金的形象保留在最好的时刻。有一次 ，巴金叫他来说，“每次拍照你都等我精神好的时候，我本来就是个病人，根本就没那么好，你现在帮我就拍一张，还要多印几张，给别人，这是我的真实状况。”
10月18日，在巴金晚年倡议下建成的北京的现代文学馆，布置了巴金的灵堂，成为北京最早吊唁巴金的地方。机关、个人署名吊唁的花篮整齐地排放在灵堂，其中不乏各年代的知名作家：王蒙、蒋子龙、陈忠实、池莉、铁凝、王安忆、张抗抗、舒婷……
也有不少普通人听到广播，看到报纸，在午休时间赶来。他们一般默默地鞠个躬，并不签到，就转身离去。
原本以为来吊唁巴金的都会是中老年读者，但记者观察到更多的还是年轻人。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孩下了班就和爱好文学的同事相约赶来了，捧着白色的百合花鞠了一躬。
17岁的赵帅来自山西，是对外经贸大学大一新生。早上看到报纸得知在这里有吊唁，他一下课就徒步赶来了，甚至没有吃中午饭， “最近去世的老人比较多，比如启功，现在又是巴金，很沉痛，心里惦记着，就来了。”
这个稚气未脱的男孩老成持重。虽然他只读过巴金的《家》，而且还是小学看的，已经记不清楚主人公叫什么名字。他对巴金的印象是 “一个敦厚、慈祥的老人，特别让人亲近，对未来一直抱着希望，永不放弃。”
巴金，最后一位五四之子，一位影响过几代中国人的文学家的逝去，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信息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孙冉、罗雪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