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佚名 耕获图
传 元代程棨摹楼璹《耕织图》 美国 赛克勒美术馆藏
传 元代程棨摹楼璹《耕织图》 美国 赛克勒美术馆藏
清 焦秉贞 耕织图
“男耕女织”作为劳动的社会分工，并与男女性别结合起来，反映中国农业文明中最为基层的家庭关系，以及劳动的体力强度和具体劳动之间的联系，同时，还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有关。因此，“男耕女织”就成了中国农业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反映了数以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积淀，这也是社会和谐稳定、安居乐业的一种象征。人们只有在男耕女织的祥和环境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才能感受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而这种幸福的意义显然超出了一般享乐的范围，是以劳作的辛劳与汗水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通过社会的共识而传导到基层，使之形成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以劳动为荣；摒弃好逸恶劳。所以，“天子亲耕”“后妃亲蚕”的表率和示范，就是确立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导向。
“男耕女织”作为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表述，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元·萨都剌《过居庸关》）虽然，这一表述简单明了，可内涵却十分丰富。“男耕女织，不夺其时。”（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二·夏后氏》）；“男耕女织，家法严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如此等等，都是建构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之上。
而在艺术的表现中，尽管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开始就有相关的表现，然而，只有到了汉代才比较健全的显现出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与劳动状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了宋代出现了与“男耕女织”相关的《耕织图》，并在此后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历史发展。以重农桑著称的宋高宗赵构受近臣推荐，看到了浙江临安的县令楼璹所绘的一套《耕织图诗》，“知稼穑之艰难，念民生之不易”，大加赞赏之余令朝野传诵。楼璹（1090-1162），字璹玉，一字国器，累官至朝议大夫。绍兴三年（1133），璹任于潜（临安）令。记载中的他以劝课农桑为先务，而善绘事的县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宋楼钥《攻媿集》）传说中的楼璹为了画《耕织图》而跑遍县衙周边的乡镇和村庄，深入到农人之中，观察种田、植桑、织帛，这才得以画出令高宗赞叹的表现江南地区耕作与蚕织的系列画面。
摹楼璹《耕织图》
一般而论，这就是历史上最早的《耕织图》。因为受到帝王的推崇，楼璹所绘被历代临摹、传刻，其中的重要的刻本有：南宋嘉定楼氏孙楼洪、楼深临摹刻石（已失散）、南宋楼洪刻本（已失传）、元人程棨摹刻本（现存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明天顺宋宗鲁仿宋摹刻本（已失传）、明末毛氏汲古阁《于潜令楼公进耕织二图诗》影宋抄本（现存河南省图书馆）、日本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翻刻明天顺本。
《耕织图》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一个特别的题材，反映了用图像表现的方式来树立尊重劳动的社会风尚，鼓励农耕，使得社会在崇尚劳动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耕织图》的社会意义显然就超于绘画之上；它与社会联系到一起的整体关系，也表现出了人们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期盼。基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耕织图》在宋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绘画传统。这种绘画的传统并不是在文人艺术框架范围内的那种无关乎社会的闲逸状态，是在文人画历史发展轨道之外的另一种方式的存在。
《耕织图》和社会发展主流的关系，是宋以后历代帝王在社会管理体制中推动农耕的一个环节，是推动农耕的一种方法，当然，它也和人民的生计紧密相连。因此，用《耕织图》的方式来唤醒人们对农耕的重视，以此来普及耕织的一些技术，表现出了帝王统治中推动农耕的积极作为。而这种《耕织图》所表现出的教化民众、劝课农桑的意义，实际上在历史上并不显著，因为这种图像很难传到民众之中。可是，在各层级的官员中，《耕织图》就成为一种重视耕织的警示。
清 焦秉贞 耕织图
清 焦秉贞 耕织图
康熙三十五年刊刻发行的《康熙御制耕织图》 朱印刊本(玺为朱印)
在清代，《耕织图》进入到空前的繁荣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对《耕织图》情有独钟。康熙年间，内府按照皇帝钦定而重新绘、刻楼璹本，名《御制耕织图诗》，使原本普通的县令所绘变成了皇家版本，从而将《耕织图》抬升到一个至高的层面。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南巡，“江南人士出其藏书进献者甚多，内有陈旉《农书》、秦观《蚕书》、于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皆宋版也。”（清·万作霖《农书》识语）康熙帝在观览后感恤农夫、织女苦寒劳作，“至深且切”，遂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以楼公《耕织图诗》为蓝本，重新绘制。农桑之务，各二十三图，自始迄终，咸备情状。除保留楼氏五言诗外，康熙帝又依图各题七言绝句一首，颂咏田家之勤之苦。康熙三十五年（1696），帝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
显然，发展到清代的《耕织图》，已经不是一般图像的描绘，所表现出来的从宋以来的文化传统，通过图像的不断描摹、复刻，使得《耕织图》在一种具有符号化的传承中，用表现耕织的一些画面叙述农耕与纺织的一些具体的劳作过程，呈现出像连环画那样的教化功能。而这种像科普读物一样图文，让人们了解到耕织的技术与过程，并通过图像来传承，使得“图绘以尽其状，诗歌以尽其情”这样一种表现，超越了审美的意义。无疑，《耕织图》已经不是纯纯美的追求，而是有着实用的功用化的诉求。在“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发展中，把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转移到社会共识中的“男耕女织”，并落实到具体的《耕织图》，应该说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创造。
清 陈枚 《耕织图》
肇始于宋代楼氏《耕织图诗》，经宋、元、明的发展至清康熙而达到高峰。其间每一个时代对于《耕织图》都显现出了与时代的关系，而相关的还有很多的历史典故，也关系到一些具体的画家，如受命画《御制耕织图诗》的画师焦秉贞，为是供奉内廷的名家。山东济宁人焦秉贞，字尔正，官钦天监五官正。为传教士汤若望门生，精天文历算，擅绘人物、山水、楼亭，其画参酌西洋法，度量阴阳，明暗有别。著录中记载的《耕织图》，在笔墨点缀间能看到农桑劳作之工序，耕织使用之器具，相应的有水乡柳溪桑陌之景，而农人、村妇、小儿也是各具情态。这些不同版本的《耕织图》的社会影响，通过帝王的推动，让人们看到了《耕织图》所内含的国泰民安的意蕴。
因此，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歌颂劳动的历史图像中，从汉代以来表现耕织的农耕文明的传统，进入到《耕织图》的时代，是一种有序化的发展，体系化的推进。这种文化上的流传有序，在中国绘画史上属于特别的现象。《耕织图》就像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的发展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只不过《耕织图》的历史发展不仅仅是在绘画的领域，而是在更宽泛的社会层面。所以，研究与劳动相关的绘画创作，就不能离开《耕织图》，更不能离开与《耕织图》相关的时代诉求。
清 冷枚 《耕织图》
乾隆三十四年勒石拓本“耕织图” ，据元代程棨本耕织图翻刻
清乾隆刊刻发行的“耕织图” 朱蓝套印本（此本由康熙三十五年御制本缩摹）
狩野永纳刊本《耕织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未完待读）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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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