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们

时间：2014/7/8 11:44:47 文章来源：文/陈巨源 上海风采　

 颜文梁（左）与陈巨源（右）

一、大师们的风范

　　当我们年轻时，也有崇拜的偶像，俄罗斯的，西方的，我不想谈。中国的艺术大师，我有幸结识过几位，并为他们画过像。

　　第一位便是林风眠。五十年代，我经常到南昌路拜见林风眠先生。他一个人独居，十分冷清，法国夫人及女儿都不在身边。林先生是美食家，常喜欢与少数挚友在附近著名的洁而精川菜馆雅聚。上到二楼他的门口，排放着许多已绷好的油画框，让人感到里面住着一位艺术家。他瘦小，和善，安祥，对年轻人尤其亲切。交谈中他不多指教我们什么，只拿他的许多近作一一展示给我们看，以影响我们一代的年轻人。他的画都是方构图的彩墨画，这在当时，风格非常新颖。记得他说：“我以前也画油画，画大画，都被日本人盖了马棚。”他经常卷缩在沙发的一角，那时我并不觉得他是我们想象中的大画家，甚至显得软弱可欺。他是那样平凡，那样的近人。几十年之后，当我也步入老境，林老先生已经作古，我才体会到当年那段交往是多么难得。有一次在林先生家中，偶遇瞿谷量带来赵无极画册一本，请林先生评价，并语带奉承地说：“赵无极是你的学生，你看他的画怎么样？”林先生当即打断他的话，说：“赵无极不是我的学生，他的画我看不懂。”这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楚，林先生怎会不懂，那时已处在文革时期，以他当时的处境，对抽象艺术发表看法无疑会招来麻烦。林先生艺术上创中西合璧之先河，为中国绘画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影响之广堪与徐悲鸿比肩。对于今天中国现代艺术创作之繁荣，风格之万千，时下学子，知有先生当年艰难之倡导否！林风眠这一辈大师，生于前清，长在民国，留学西洋，国学功底深厚，又受过西方艺术理念之熏陶，学贯中西，故中国从此产生了一批既能油画又精国粹、前无古人的艺术大师，如徐悲鸿、刘海粟、朱屺瞻、关良等许多人。

　　关良肖像是我一系列大师肖像中最满意的一幅。我画肖像以追忆为主，观察揣摩对象之后，作简单的速写，然后在水彩或油画中完成。在与大师们的接触中，我自认决无功利之心，从未讨过大师们的丁点墨宝。每当我看到一些人带着些许礼品和宣纸请关良先生赐画，而年届八旬的关良先生露出无奈而勉为其难的神色时，心中甚觉不平，许多人根本不理解关先生的画妙在何处。其实他的水墨京剧人物画是中国传统的笔墨神韵与西方表现主义的稚拙造型天衣无缝地融于一炉，达到出神入化境界的神品，他是这一领域的天才大师。失去笔墨韵味，他的画就可能变成真正的儿童画。文革以前关先生由于对中国水墨技巧的创造性发挥独创了一个领域而饮誉天下，倾倒画坛，获德国总统皮克的嘉奖，收藏其全部展品，并为他出了一本画册。这本画册的笔墨技巧之精，令我们拍案不已，可惜已经为德国人所有，关先生的精品在国内已不多见。尤其在文革劫难之后，失去灵性的关良便再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老是重复那干巴巴的三打白骨精，笔墨不再有以往的情趣了。

　　大师们之所以为人景仰，除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得到公认，他们的人格魅力亦同样不凡。林风眠如是，关良如是，油画前辈颜文梁先生更是有口皆碑。八十年代中期，年届九旬的颜先生依旧作画不辍，淮海路他的寓所中，到处是精美的画框和作品，客厅外面的庭园中树木葱茏，花草繁茂，成了他不断写生的佳景。虽然他年轻时步履也很蹒跚，九十高龄时行走自然就更费力，双脚像粘在地上拖拉，尽管如此，即使如我等小辈拜访，先生必到门口相迎，告别亦必亲自送到门口，礼仪丝毫不肯马虎，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其待人之真诚，人格之珍贵。当时我住在延安新村，离淮海路甚近，故时常前去向他请教，他会很认真地细看我的作品，一一点评，表现得很感兴趣，一派前辈大师风范，令我等感动不已。老先生对人生的坦荡胸怀，对生死观的朴素自然也令人起敬。他说：“人生如坐火车，总要到达终点，你们好比刚到苏州，我马上要到南京了。”一口地道的苏白，说完还天真地笑个不已，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头。他那时最关心的是出版社正为他策划的那本大型画册的付梓，这可是他许多代表作的一个总汇，对他来说就是他一生的总结，故而我见他不断打电话去印刷厂，对制版的精良与否牵肠挂肚，虽然电话表达有些费劲，但他全然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利，决然要得到一本高品质的画册，以体现自己真正的艺术价值。此情此景幸得我的相机能够得以记录下来，亦算是有缘了。

　　与几位大师的谦逊相反，刘海粟先生可是一位十分自负的大师，即使晚年亦豪气不减。海粟先生的许多故事已为世人十分熟悉，他桃李满天下，就我周围许多至友都出自他的门下。韩柏友兄是与大师甚为接近的一位，他是民国四大书局之一《有正书局》及《时报》创办人狄平子的外孙，世家子弟，曾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油画教授，文革以后，无职无业，卖画度日。海上艺林，交游广阔，且精通英语会话，所作清宫题材的重彩画十分精到，风格独特，甚为洋人赏识。1989年，柏友赴美定居前夕，曾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我为他撰写了长篇前言，并有一幅与刘海粟大师的巨幅合影，那是我们共同宴请刘大师于香格里拉大酒店的留影。如今，刘韩二位都已故去，大师以期颐之年谢世，而柏友尚不足花甲。

　　我与大师见面虽少，却留下了一幅水彩肖像，那是在七十年代，大师尚未摆脱政治迫害的环境中，我悄悄地为大师们造像，海粟老人昂然的神态，大师的风采，被我细心地表现在画面上，湿画法的水彩肖像技巧难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张作品第一次参加在徐汇区文化馆1978年举办的《水彩画展》时就被当时的审查部门删了出来，理由是刘海粟的问题还未定性，他的肖像不便公开展出。一气之下，这幅画就一直束之高阁，至今未曾拿出来过。
　　
二、高山流水

　　在我的艺术历程中，有一位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便是何振志老师。虽然她早些年在美国逝世，令我不胜惋惜。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画坛前辈，是上海画坛具体的领导者。她主持理论组的工作，还主持诸多画展的策划，吸收新会员等等事务，是许多年轻画家的良师益友。我有幸参与了《海平线86》第一次画展的策划及理论研讨部分，并发表了几篇艺术论文，这都是在何老师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美协会员中，能写理论的人不多，所以何老师的理论组除了少数如陈创洛和我等几名会员，其它如毛时安、花健、吴亮等人都是从社科院借来的写作高手。何老师善于招揽人才，不拘一格。当时我的好友、画家唐友焘，由于我的推荐，何老师看过他的文章后，也把他请来，准备一起创办一本美协的艺术期刊，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期刊最终没有办成。

　　我经常去拜访她，聆听她对艺术的评论以及对美术界的种种问题的分析。她那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极有修养的言谈举止，都令人信服和景仰。在她的公寓里，布置十分讲究，但不奢华，富有艺术氛围，毕竟她是一位画家，而且又是女性。黄阿忠常和她的丈夫下围棋，王云鹤也是她的常客，墙上就挂了一幅王云鹤的大作，她说看这幅画就知道王云鹤有用不完的力气。我对她那只颇通人性的波斯猫最感兴趣，这只猫是胡振郎送的。何老师对它宠如自己的女儿，我是动物爱好者，曾送过几听美国猫食给她。这只猫对我也十分青睐，总要爬到我的身上，弄得我衣服上粘满了它细而软的长毛。何老师平时对我非常照顾，我参加画展的作品她都要一一看过，细致点评，然后向美协推荐，我的大幅油画《达摩》就是在她向沈柔坚极力推荐之下，才得以在大量送展作品中获得在《上海油画展》中展出。

　　在上海的美术青年中，很早就活跃着一位精力充沛、活动能力很强的画家，我早期的画友之一郭润林。他是一位勤奋的水彩画家和很专业的摄影家，似乎任何时候碰到他都可以看到他那只硕大而沉重的背包和那辆老坦克。他的城市风景画水份淋漓，笔法干脆，刻划精到，富有活力。他每天活动繁多，既要上班又要作画和摄影，还要与许多画家和朋友接触，天天工作到凌晨一二点钟。他那狭小的居室里总是有一批批的朋友来访，交换美术圈子里的信息。1978年徐汇《水彩画展》便是他和瞿顺发与我一起策划的首个画展，《十二人画展》和《草草社画展》也都有他的策划和组织。我们一起设计、印制画展海报，夜深人静，我们骑自行车带着浆糊桶和大捆海报，在上海的东西南北转悠，看到适当的地方就一一贴上。那个年代，这也算是一种大胆的行动，弄不好说不定就会惹上麻烦。通过他我结识了不少画坛的朋友如夏葆元、戴敦邦、谢春彦、瞿顺发、彭乃川等人。他对当时海上的美术界了如指掌，称得上是一位美术圈中的“新闻记者”。八十年代他举家赴美，定居洛衫矶，屈指算来离乡背井已有二十五六个年头了。

　　在我诸多的画友中，戴敦邦是比较特殊的一位，我们认识比较早。记得是在郭润林家中，还有谢春彦先生在座，那时大家都还年轻，他的“陈胜吴广”已经闻名画坛，随后他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亚洲插图比赛大奖。在永年路他当时的居所里，我见过他的奖状。他是一位勤奋的画家，为人敦厚，谦和，真诚，坦荡。他的艺术充满灵气，机智，富有技巧，对古典名著的深刻研究和理解使他的创作形神兼备而高出当代许多同类作品一筹。无论他画“红楼”“水浒”，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无人出其右。他对民俗文化的广泛兴趣，使他成了仙道神佛界的专家，因此，他作为上海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几十年里，除了一些共同参与的艺术活动，我们见面不多，但他的四位公子却成了我的忘年交，尤其戴红杰秉承了父亲的人物画品格和戴氏家风，亦与我十分投机，时相往来，饮酒论画，一如其父。我经常参与敦邦一家的家庭晚宴，虽是唯一的外人，却也是无拘无束。三十多年前，成都大画家谭昌熔先生慕名拜访敦邦兄便是我牵的线。那次敦邦兄执意要请我们在一家西菜社用餐，大家畅谈甚欢，他对我说：“我的运气比你好，我请你们绝对不要客气。”如今戴敦邦名满天下，艺术更加高超，画如其人，应该是人品的出众罢。

　　仇德树是我又一位难忘的艺术至友，在当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经常苦酒论艺至夜阑人静。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居士，性格开朗而随和，原则性极强。他的艺术都从佛学思想中生发出万物裂变的哲学，因而散发出异常的气息和光彩。遍寻中西画品，未见如德树裂变之作，在现代艺术中可谓独树一帜。他在美国获得成功，也使当年我们共同发起的草草社成了中国现代艺术的一个纪念碑。我和德树结交数十年，虽然画风不同，但相互尊重，常有聚会，称兄道弟，亦君子之交也。

　　与成都大画家谭昌熔的友谊让我有机会结交了一批四川艺术界朋友。三十多年前我的学生倪氏兄弟介绍我认识了昌熔兄，他们的老父是成都川剧院退休的舞台布景大师，而昌熔后来也是川剧院的舞美权威，在成都川剧界无人不晓，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他在美术界的特殊影响，被称为龙头大哥。他以前来上海总住在倪老先生家中，每天要画一大堆画，倪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师极为尊重。我作为倪家兄弟的老师，使得我和他的关系十分亲切，尽管他年龄比我大。在我眼中，昌熔兄可以说是一位传奇人物。1990年我带星宇去四川游览，一方面去成都拜访昌熔，另一个目的便是青城山、峨眉山和乐山大佛。星宇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后来在华山美校，上大美院，最后在悉尼美术学院毕业，至今定居澳洲。我们住在昌熔宽大而舒适的花园住宅，他十分好客，招待极为周到。他的画室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他的画案宽数米，长可数人同时挥毫，而他往往同时画四五幅六尺八尺的大画，或作大型长卷，花鸟，山水，人物无所不能，而且极其神速。他的成功在于勤奋，每天早晨天色尚暗，我发现他的画室已经灯火通明，不知几点钟开始，他已经在挥毫了。我们每天要外出游览，记得那天我出去前到他画室，见他铺开四张六尺宣开始画孔雀，等我傍晚回去，见到四幅刚刚完成的大幅牡丹孔雀图已经挂在墙上，复杂繁茂的花卉中孔雀羽毛都用金线勾勒，一丝不苟。他有一套套独门技法对付不同的刻画对象，或工笔或写意，笔墨酣畅娴熟，一气呵成。他性格豪放不羁，完全是川中名士特有的精神境界，如同他们的五粮液、庐州大曲那样痛快有劲。在他家中能够感受到龙头大哥的特殊魅力，他的家从不关门，从早到晚拜访者络绎不绝，他不一定打招呼，自管自作画，来客或闲坐或翻阅，也可以径自取过纸墨在宽大的画案上任意挥洒，晚上必有酒局。在那里我结识了多位成都名家如彭先诚、李华生等人，还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画商沈哲如先生。因为我应邀为昌熔的画册写了一些文字，还收到沈先生的一笔稿酬。除了画家，成都商业局长，庐州酒厂厂长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的画室里挂有一张很漂亮的云豹皮，以及一些巨大的鹿角，院子里还养了一头小鹿和几只小孔雀，还有好些猫和狗。画室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幅大张彩色照片，是邓小平同志在成都画院观赏昌熔的作品，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林在一边讲解着。这张照片也许会让人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对他如此敬重的原因。我认为，他的画，他的人格魅力才是真正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才会受到小平老人的重视，不是每位川中画家都会有如此的荣幸。在成都期间，有时由他儿子陪同我们，有时他亲自陪我出游，每至寺院名刹，主持都会请他留下墨宝，包括我的拙作。在都江堰，当地画院及当地一班名流听说谭老到来，都纷纷宴请，因为谭老陪我而来，我当时也被尊为陈老，那时我恐怕还未满五十岁。四川是一块神奇而独特的土地，那里的画坛与海派有很大的不同，上海画坛五花八门，像万花筒，而川派画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整体风格容易辨认，所以他们之间更团结，更接近。昌熔几次到上海都下榻在空军后勤招待所，都有北京军区的朋友陪同，我都为他约请敦邦、谢春彦、仇德树、罗步臻、黄阿忠、柏友等许多海上画坛的老友一起欢聚，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往事如烟，我的良师益友们都是艺海大浪淘沙中闪亮的金子，往事虽然平凡却难得，从平凡到知名，从闻名到著名，他们都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成就值得后人景仰，他们已经青史留名。

颜文梁

林风眠

刘海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