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画展”往事钩沉

时间：2013/12/10 17:10:14 文章来源：上海采风 文/陈巨源　

《十二人画展》部分成员1988年合影从左至右韩柏友，徐思基，沈天万，郭闰林，黄阿忠，陈巨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硝烟余烬未净，艺术界尚处在思想禁锢的余悸之中，那时候，谁敢跨出这勇敢的第一步，就是创造了历史。

　　谁也没想到，三十四年前一群不显眼的青年画家，打着一块很不起眼的“十二人画展” 的招牌，搞了一个轰动一时的画展，这个画展居然成了当代中国艺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纪念碑，与稍后出现的“草草社”和北京的“星星画展”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史无法绕开的话题。

　　“十二人画展”的意义在于，它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次吹响的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嘹亮号角，它点燃了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自由的燎原大火，第一次冲破了长期禁锢艺术创作的“高大全”“红光亮”的政治藩篱，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化、国际化迈开了第一步。

　　如今的青年画家们无拘无束地自由创作，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只要有经费，就可以开画展，无需什么人批准，这种自由，在我们当时的年代，是要冒戴帽子、受批判风险的。在当今人们的脑子里，这种事情简直不可思议。而“十二人画展”的意外成功，影响深远，并且至今仍作为当代美术史家研究的对象，对当年这十二位画家来说，更是完全想不到。

　　这件事距今已有几十年，除了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会时常找我了解当年的一些细节，大多美术界的朋友都只能依稀记得这件事了。作为当事人，我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许多细节都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那时我时常跑到沈天万那狭长的画室，只要他在，总会有点下酒菜，如果没有，就一起出去采购，一起喝酒的经常不会就我们两个。从弄堂里进入到他住的那幢房子，首先要经过一间又大又黑终年紧闭堆满煤球的仓库，上到四楼才见得到光线。然而他那里，经常人丁兴旺，高谈阔论者有之，俯首听教者有之，共谋发展玩具生产者亦有之，总之天万家中是一个万花筒。

　　天万是一位狂热的西方艺术的追随者，他画油画，不顾一切地把颜料往画布上堆。他有中国早期学西画那班人的习气，追求外在的张扬。但他也有一股韧劲，不停地画，不断向别人发表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尽管要领会清楚他的观点十分不易。按年龄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但我没有在他门下学过画，后来又在东明厂共事，别人都叫他不是沈先生就是沈师傅，只有那个朱十锦年纪轻轻，开口闭口都叫天万，之后我也选择这样称呼他。

　　单独两个人对饮，话题就全是艺术，而且观点惊人的一致，我只要提出一个什么看法，必定会得到他热烈的支持，相反，如果是他说了些什么见解，我也会同样表示赞赏。因而边饮边谈往往持续至深夜，反正我回去没几步路。

　　有一次，天万对艺术的深刻理解，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是我和他两个人去参观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宋、元、明、清历代书法展”，展出的历代名家书法珍品无数，真是瑰宝纷呈，目不暇接，难以一一铭记。唯有两张巨幅，令我们过目难忘，兴奋不已。这两张巨幅都是从博物馆的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还要卷起来，估计是丈八匹的巨制。

　　一幅是祝枝山，一幅是徐文长，都是狂草。我和天万欣赏良久，叹为观止。五六百年前老祖宗的艺术观与今人其实何其相似乃尔，完全可以想象这两位大师在创作这些巨制时的感受和狂喜，他们也完全可以相信后人在观赏他们作品时是何等的叹服。是的，我和天万那天兴奋之情无以形容。那天从博物馆出来，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酒，这是延续我们激情的最好方式。

　　“要好点的酒，不然对不起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天万如是说。

　　“菜无所谓，炸麻雀怎么样？”我们在山东路一家熟食店，看着里面一盆盆倒胃口的熟食。

　　“买几只麻雀算了，我家里有点东西可以下酒。”

　　那好，就买了六只麻雀，一瓶口子酒，一瓶洋河。回到他那四层高楼，在阳台上摆一只小方桌，两人相对而坐，他拿出来的下酒物原来是虾米一小撮，海蜒六七根，下酒是不错，似乎太少些。坐定以后，就对那两幅狂草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想不到古人居然也有这么大的魄力，写这么大的尺寸，如果一个字写坏了，这么大就要作废，没有真功夫，谁敢随便写。”天万摇头叹息。

　　“这么大，写的时候要看清全豹，控制整体效果那是更难了。”我也赞叹不已。

　　“我提议，为徐文长干杯，为祝枝山干杯！”天万激动地说，喝了一口。“他们落笔的冲动，和我们作画时的冲动完全一样，只不过他在写字，我们用色作画。”

　　“是表现主义，书法就是表现主义。”

　　“我更喜欢徐文长那幅，太潇洒了，上下左右都那么协调，线条粗粗细细，搭配得那么美，不能停下来思考，一定要一气呵成，难啊，这么大。”他又不住摇头。

　　“那时的社会比较单纯，文人只要集中精力在诗、书、画、印这种事情上，生活又不愁，不用上班，平常书写都用毛笔，所以书法水平普遍比现代人高，这是肯定的。”我分析，“徐文长、祝枝山这种人，历史上也是奇才，自然会有惊人之作。不过今天所见，特别惊人，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介绍，中国好东西实在太多，恐怕是来不及。”

　　两个人只顾谈论，不住喝酒，全然没想到下酒的菜。

　　“吃麻雀，”我提请天万注意。

　　“不急，不急。酒还有那么多，先吃虾米，虾米鲜得很。”

　　“是的，是的。海蜒也很好，也很鲜。”我拿起一根闪着蓝光的海蜒，轻轻咬了一小口。

　　天色渐暗，从他那四层阳台望出去，汉口路、福州路一带低矮的民房已经万家灯火，天幕暗淡的蓝灰色上还有几抹亮红色的晚霞，我们始终陶醉在刚才博物馆的印象中。

　　“什么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的作品展出来，我等了几十年了，快要五十岁，时间紧迫。”他轻轻抿了一小口，语带伤感。

　　“是的，我也四十了，希望能有一个全面展示的机会，相信我们的实力是不俗的，我们应该有出头之日。”

　　从徐文长谈到了自己的画，他更是眉飞色舞。

　　“我的画法也讲究气，你看，一笔上去就不动了，跟写字一样，不能涂涂改改，那是学生子的画法，学生腔。”他搬动着一幅幅厚重的作品，向我谈他的作画甘苦。

　　“我很欣赏你那幅深绿色的，叫什么？非常精彩。”

　　“叫《绿色的梦》，是的，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幅，我用了很厚的颜料，但看上去像水彩画那样流畅，你的眼光和我一样，来，干一杯。”天万是很容易激动的。

　　时间如流水，很快就到了深夜，我们全然没有感觉。第二瓶酒又开始喝，炸麻雀大腿肌肉的鲜味还品得出来，两个人不住赞美麻雀肉比鸡肉更鲜。

　　“为徐文长干杯！”

　　“为祝枝山干杯！”

　　“为沈天万干杯！”

　　“为巨源干杯！”

　　我们越叫越响，因为在最高层，没人听见我们的呼声，只有上帝。两瓶酒也喝光了，不知道讲了多少话，谈艺术就觉得无比亲切，谈不尽，谈三天三夜也谈不完。

　　在天万家中，常遇见一位衣冠楚楚、身材高大、白白胖胖、戴金丝边眼镜的朋友，天万介绍说是老同学，就是说，也是上海美专的同学。他姓韩名柏友，看样子家境富裕，条件优越。柏友谈吐十分文雅，慢条斯理，声音柔和，却好像含蓄着许多学问，不过他的话大多只讲一半，就会停顿良久，面带神秘的微笑，两只黑眼珠在玻璃镜片后面盯着你看，时间一长你就会忘掉他刚才在说什么，听他讲话实在非常吃力。柏友也是刘海粟的弟子，谈话总爱扯到与刘大师有关的话题上。

　　在天万处总离不开饮酒，柏友的酒量惊人，随便什么酒来者不拒。天万平时惯饮黄酒，两斤三斤不在话下。我们三人聚到一起，自然就十分开心。我对他虽不太熟悉，既是天万同学，大家又都搞艺术，况且柏友始终笑口常开，很讨人喜欢，所以一回生两回熟，几次接触就成了老朋友。

　　他从不透露自己的住址，我更不会去打听别人的隐私。有一次，我在天万处谈到柏友，天万说：“他是狄平子的外孙，家中应该是有钞票人家。柏友五几年到北京民族学院艺术系工作，教授油画，还参加过中国美术馆的筹建。可惜他话太多，被打成右派份子，回到上海，失业在家多年，现在和老母亲一起，每天还要生煤球风炉。”

　　狄平子是清末民初的一位著名人士，既是诗人、书画家，又是出版家、报人，他的“有正书局”是中国当时四大书局之一，大画家黄宾虹也曾是“有正书局”的职工。

　　“那他现在靠什么生活呢？”我感到疑惑。

　　“我也搞不清，他好像也做过临时工，也画些商品画，有时候好像蛮有钱，有时候把我这里当饭店，这时候他肯定袋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了。”

　　柏友单身一人，和我一样都是光棍，或许是同病相怜吧，也或许都是大人家出身，互相之间会有一种认同感，当然艺术更是一条纽带，我和柏友在后来的岁月中，结下了很深的友谊，真正如同兄弟一般。

　　有一次，天万通知我，柏友要和我们到饭店里去聚聚，约在河南路北京路口的老正兴饭店。上海的老正兴都是本帮，本帮菜实惠，量足，浓油赤酱，是那些正宗“老上海”特别青睐的菜肴。酱方、八宝辣酱、炒鳝糊、猪脚黄豆汤都是本帮的主打菜，到老正兴这种菜是必点的。

　　柏友在这些菜面前，尽显老饕本色，本来就白白胖胖的嘴脸，这时就油光光，白里透红，越发的白嫩了。如果你知道他后来变成了一位二百四十斤的大块头，对他的食量就不会太惊讶，因为他一顿吃下一砂锅炖得很烂的大肥肉是家常便饭。

　　这时期天万已在酝酿一个展览的设想，正在征集朋友们的支持意见，三杯下肚，就会谈到这个话题。

　　“现在四人帮已经关起来，文化革命也结束了，百花应该齐放了吧。”

　　“我看没有这么容易，看看美术馆、画院里那些展览，还不是老样子，红光亮，高大全。这班老爷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生怕在野派那些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抓住权力不放，要想绕过他们，现在还是有难度。”柏友边吃边忧郁地说。

　　“他们没有理由禁止别人展出自己的作品，我们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画些风景、人物关他们屁事。”我有点不买账。

　　“巨源，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你看全上海全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搞自由展览。文化界苦头吃得太多，太敏感。或许现在时间还没到，四人帮打倒才两年，大家还心有余悸。”柏友的话可能有道理，毕竟大家都吃过苦头。

　　“也要有人带头，不然的话这一年年过去，我们都老了，画那么些年，这口气总得出一出。”天万是最有紧迫感的一位，因为他年岁最大，时不我待嘛。

　　那天吃得很愉快，只是画展这件事有点虚无飘渺，纸上谈兵，不知如何下手。柏友这个人常常会在讨论中扮演反面角色，泼泼冷水，降降温。不过他是一个积极份子，只不过他经历的苦难多，行事喜欢从反面考虑，如此而已。
　　
　　事情从钱培琛、徐思基他们那里开始，钱培琛是虹口鲁迅中学的数学老师，爱画画，是天万的学生，徐思基也在教育系统。他们想冲破藩篱、杀向社会的激情十分强烈，据说他们虹口区就有些人想搞展览，不过都是些中学美术教师，水平不怎么样。他们来找天万，那天我也在座，就一起出谋划策。

　　“搞展览不能烂糊三鲜汤，参加的人要有一定的水平，要好好挑选，不然还是不要搞，搞出来被别人笑话。”天万的话有道理。钱、徐两位画什么我没见过，是不是有水平，不清楚。画展是他们首先提出来是没有异议的。
　　“参展的人不能太多，否则我们为他人作嫁衣裳，就不值得。”

　　“十几个人差不多。”
　　“现在社会上没有出头但水平不差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联络联络，不能急，否则都知道要摆不平。”

　　“我们要搞的展览一定要自己组织，不受审查。艺术家自由创作的题材，美术馆是肯定摆不进去，场地是大问题。”

　　“到公园里展出，公园里也有些场馆，不过不太正规。”

　　“只要能展出就是胜利。”那时要求真是不高。

　　“文化馆行不行？”

　　“不行，不行，文化馆审查可严格了，什么馆长、区长都会来指手划脚，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跟和平公园有点关系，什么时候一起去找公园谈谈。”和平公园在虹口区，钱徐两位可能有办法。

　　过了几天，大家约好到和平公园，那时这个公园还有动物展出，不过少得可怜，区区几只动物居然还有老虎、狗熊这样的大家伙。

　　那天我第一次认识了黄阿忠，一个年轻人，在普陀区文化馆负责美术，与和平公园大概也有点关系。

　　我们在园子里逛了一大圈，好像没发现合适的展览场地，在茶室里大家边喝茶边讨论，都对这里表示失望，再说这么偏僻的地方，对整个上海不会有影响，会白费力气。
　　
　　场地慢慢动脑筋，参展阵容么也就慢慢地形成。天万、培琛、思基、巨源，有我就少不了巨洪。柏友是天万的同学，当然入围。那天见到的阿忠也算一个。我提出请润林参加，因为他的活动能力特别强，水平也不低。

　　天万想到，搞这样的展览，为保险起见，最好请到一位有公职身份、有党员身份、但又不在主流圈中的画家来参加，于是想到了孔柏基。他是上海戏剧学院党总支书记，曾经是上海美协党组成员。他是画油画棒的，之前很少为人所知，虽然画了一大堆油画棒油画，只因欣赏观念上的差异，不太为人所接受，对他来说，表现自己也是迫不及待，得到邀请自然欣然应允，同时还推荐了学院里另一位人物陈钧德。

　　我想到黄浦区少年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厅，如果能够动员罗步臻参加，利用少年宫的场地那就太理想，对于罗步臻我有点把握，至于他们的支部书记，就要靠他去做工作。

　　不出所料，罗步臻也热烈响应，他说服了他们的支部书记对我们大力支持，在当时这位书记是冒了风险的，什么风险，可能是纵容自由主义，可能是阶级立场问题，可能是路线问题，轻则挨批评，重则丢官帽，吃不准，或者什么事都没有。罗步臻还推荐了一位好友王健尔，他是山水名家陆俨少的弟子，与罗步臻是画展中保持传统的两位。

　　参展阵容其实也考虑过不少画友，限于大家的看法和评价，也为了限止人数不能太多，最后就确定了创造历史的十二个人。
　　
　　自从落实了场地，大伙的劲头就越来越大，热情越来越高。我们有许多事情要讨论，要决定，比如画展的名称，场地怎么布置，谁负责印海报，展期定在什么时候，要不要发请柬，画展前言怎么写，谁写等等。

　　画展的名称是大家最为关切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画展的号召力、影响力。好的名称会让观众留下长久的回忆，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那次十二个人齐聚天万家中，热烈讨论取什么展名。想得到的名称都提出来又一一否定掉，因为不是太露就是太没有份量，或者又太俗气太一般，没有特色。许多刻意设想的提名反倒没有一些看似随意的名称来得隽永。比如库尔贝的落选画展、俄罗斯巡回画展都很简单又有特色，这都是大家热烈争论的话题。我忽然想到，加拿大有七人画派，为什么不可以用十二人画展这个名称呢。既突出了十二个自由的画家，又显得随意洒脱，不着痕迹。又像是一个画派又没有具体的说明，会让人揣测不已。一经提出，大家略加思考，立即交口赞赏，一致同意，一个历史性的“十二人画展”从此诞生。
　　
　　展厅众人已探视过多次，对于怎么布置也各有各的看法，最后一致同意了润林的方案。他的方案很简单却新颖别致，就是在大厅中用隔板排列成一个巨大的X形，这样就可以挂八个人的作品。天万和均德都是大幅油画，就用大厅的一面墙，另一面墙就挂培琛和思基，因为他们也是油画。就这样，我和润林一个正反面，柏基与巨洪正反面，步臻与柏友，健尔与阿忠，这样安排，公平合理，皆大欢喜。

　　“展出期间要播放古典名曲，一方面可烘托画展的品位，拉开与其它画展的距离，也可以一扫这十年文革中弥漫的那股肃杀之气，让艺术回到真正的高雅境界。”这也是润林提出来的建议，自然大家又一致赞成了。润林在上无四厂工作，照相间、丝网版这套东西弄起来很方便，于是他负责制作一张海报的丝网版，我也是这方面的内行，两个人配合，用水粉颜料加白胶，自己动手印了一批大张的海报，在展出前几天的晚上，我和润林骑自行车，带了浆糊桶，到市中心周围的马路显眼的墙面上到处贴，宣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画展的前言，大家也经过讨论，都谈得十分激昂，最后就委托我执笔，在这种改革浪潮激动人心的鼓舞下，我在家里一气呵成地写出了一篇感染力极强的散文诗般的前言，在此次画展上竟大放异彩。
　　
　　展期就定在1979年1月27日，也就是戊午年的岁尾，大年三十开幕。整个展出都在己未新年。我们考虑新年期间，参观者肯定比平时多，效果会好些。春节期间官方的上海画院按例要举办一年一次的迎春画展，这种画展年年都是观者寥寥，但展厅却是冠冕堂皇，应景而已，为广大美术爱好者所不屑。

　　黄浦区少年宫为隆重起见，还在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小块比豆腐干还小的十二人画展的广告。这位支部书记为这次画展确实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布置那天大家都有帮手，巨洪是夫妻档，我就有宝贝、倪池、立人等一齐送过去。按风水看，我的展位是最差的，因为是背面。柏基占有了第一位的风水，一进门就可以先见到他的作品。那时我确实没有想得那么多，没有太多的计较。后来也因为太多激动的观众，惟恐漏看一幅画，而把我的每一幅画都围得水泄不通，也就没有什么风水好不好的区别了。
　　
　　大年三十，家家都忙着准备年夜饭，而我们的画展却选在这一天开幕，确是十分的高明。一大早画展就迎来了心情迫切的大批观众，禁锢已久的艺术渴求，使人们急欲对画展一探究竟。一上楼梯，我写的前言就让观众们激动不已，纷纷摸出笔记本抄录下来。

　　前言写道：

　　严酷的封冰正在消融

　　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

　　战胜了死亡的威胁

　　百花终于齐放
　　
　　从密封固所中解脱出来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我们的艺术生命复活了
　　
　　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

　　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

　　有权表现

　　自己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

　　把灵魂溶化进去

　　使艺术之树常青
　　
　　旧时代过去了

　　新时代已在召唤

　　我们将努力创作

　　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画展广告牌上还写有六个字：探索·创新·争鸣。这是润林执意要表达的意思。当观众涌进展厅时，偌大的厅里立即人头攒动，每张画前都有人细细地品赏，看得出真是如饥似渴。善于推销自己的几位面前更是围满了听众，孔柏基是一号推销员，我第一次见识他们和观众拉近距离的本领。钱培琛本事也挺大，总能把观众吸引到身边。我和巨洪就不行，见观众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他们发现。其实整个展览，巨洪的没骨人物画最引人注目，最引起轰动。

　　画展八时开幕，是静悄悄地拉开了帷幕，迎接观众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十二颗忐忑不安的心。少年宫的两位阿姨在售票，观众陆续到来，人数越来越多，不到九点已经人潮汹涌，许多熟悉的面孔，不时出现在入口处。画坛一些著名人物和老前辈都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如关良、哈定、樊明体等等，如果说他们是来欣赏画作，还不如理解为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要表达的含意他们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我们先跨出了第一步。

　　最起劲、最专注的是二三十岁的那一代人，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艺术启蒙，对现实又极为不满，既好奇又渴望找到引路人，画展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封闭的艺术世界，看到了一个与过去那千篇一律的说教的绘画完全不同的缤纷的绘画天地，他们惊奇的目光投向一幅幅技法特殊的画作，被无拘无束的题材和形象所陶醉，在展厅里流连忘返。我们在展厅里放置的留言簿，被激动的观众写满一本又一本，整个期间，留下厚厚的七八本留言，惊讶、激动、感慨、赞美，突如其来的惊喜溢于言表。画展如一声惊雷震动大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大家陪在关良先生夫妇周围，参观了整个展览。关先生多有褒奖之词，对这个展出连声说“好。”趁此机会众人拿来笔墨，请关先生题词，先生慨然写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款为“贺十二人画展”。

　　许多老朋友老同学都闻风而至，展厅里时时响起熟朋友热烈祝贺之声，这种场面以前从未见过。

　　画展的轰动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香港文汇报发了一篇报导并附有一张漫画，漫画上表现了上海春节期间同时三个画展的情况，第一是迎春画展，没有观众，第二是卢湾区画展，有观众一两名，最后是十二人画展，人头涌动，盛况空前。
　　湖北美协主席周韶华当时正好在上海，他已不声不响参观过我们的画展。这是一位头脑清醒、抱有改革精神的老干部，在湖北是邓小平式的人物，他的作品是创新派，却被保守派一方讥讽为野狐禅，不过他牢牢掌控着湖北美协的权力，而且和北京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保守派奈何不了他。

　　他回到武汉，立即决定把“十二人画展”邀请到武汉，让我们掀起的这股新浪潮也把楚汉大地陈腐保守的污泥浊水冲刷一下，以便他可以趁此推行他的创新方针，使湖北美术界从此面目一新。他的邀请信很快寄到了黄浦少年宫，对十二人来讲，这是莫大的成功，因为这是实实在在对我们的肯定，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令人兴奋和鼓舞。

　　更令我们兴奋不已的还有，北京美协主席刘迅居然也到上海来看过这个画展，也被激动了，就在少年宫临时召集了在场的几名十二人成员，表示要邀请大家到北京展出，与北京美术界交流，共同推动中国新美术的发展。刘迅当时的表态是真诚的，绝对不是开玩笑，尽管后来事与愿违。

　　湖北的邀请表示，由于经费原因，无法邀请十二人一起赴鄂，请我们推派四名代表出席并负责全部展品的安全往返。时间定在同年三月。

　　其实大家都想去，毕竟是如此荣幸的盛事，然而又因受邀条件的限制，必须有人放弃，于是大家聚集在天万家中共商良策。我和巨洪已占六分之一，而且影响较大，去一个人情理之中，大家都没有意见。孔柏基被推举代表了戏剧学院几人，钱培琛就代表了天万等几人，罗步臻功劳很大，就算代表了健尔、润林。这样定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开心，只要画展打出去，每个人的名气就会随之而来，无需计较一时的得失，这一点大家都很有风度。

　　
　　画展预计展出十天，每天都有数千观众，未必都是美术爱好者，在广大市民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听说是冲破密封固所的新鲜空气，大家都想来感受一下。故而十天下来，参观人数非但不减，最后一天反而人山人海。留言簿上有许多人纷纷提出希望画展延期，有些观众不止参观一次，因为画展给他们的感受太强烈，太感动，把我们都当成崇拜的对象，就像是追星族。

　　少年宫那位支部书记没想到会有如此的成功，知道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好事，自是喜气洋洋，充满乐观。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他与大家研究下来，一致同意延展一星期，整个期间，观众盛况不减，在画展史上，相信绝无仅有。
　　
　　三月早春，春寒料峭。湖北美协派了一位小年青到上海接十二人画展，他叫钱平，上海人，父亲是上海画家钱延康，是颜文梁一脉。钱延康本是湖北美院油画系主任，为了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儿子钱平能返回城市，老子甘愿提早退休，让儿子顶替进湖北美院当了一名工作人员，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工人，住在老子原来的房间里，可以享受师生们外出写生的一切条件，平时就替美协办办杂差，因为年轻聪明能干，颇得周韶华的喜欢，所以这次来上海接十二人就是周韶华委派给他的差事。

　　我们这边大家都抓紧提前做好了准备，我还特地新买了一个大旅行箱，把巨洪、我以及润林的画放置妥当，是纸本的画都随身带，柏基的画箱又大又沉，他平时就拎着这个箱子到处写生，毅力很不一般。只有天万和钧德的大油画要包装托运，最费事，不过无需我们费心，钱平都会安排好。

　　起程的那天傍晚，十二人的全部成员都到十六铺码头为我们送行，在码头上，不管是留在上海的还是代表画展远征的成员，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我们这个独特的画展不断地推向成功，用一个个成功构筑起明天的远大前程。

　　钱平替我们买的是二等舱，头等舱是为外国人准备的，一般乘客还不能上去。二等舱八个床位，我们就占了五个，跟包房也差不多。长江水浅，跑长江的客轮都是平底船，吃水特别浅，可以一直开到重庆，统一都叫东方红几号。

　　那时上海港的贸易运输还不怎么发达，黄浦江一路停泊的船不算多，但毕竟都是远洋海轮居多，身影都高大魁伟，东方红穿行其间，就是小巫见大巫。暮色中黄浦江尽显东方大港的气派，颇似勃朗金爵士笔下伦敦港的风采，凭栏眺望，也甚感骄傲。

　　出了黄浦江口，驶入长江，江面骤然大大地开阔，宛如汪洋大海，所不同者，江水平静，水波不兴，是江水的样子。极远处有些许小船舶往来，整个长江一片宁静。此时我们回到房间里，江面已经被夜色笼罩，对岸点点灯火，景色已难以辨别，开始了第一个夜航。

　　第一个船上的夜晚是最开心的，这些人聚在一起旅行是第一次，我们更是为了再一次去接受人们的欢呼和崇拜，一切最美好的前景在等待我们，大家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和对前途的自信。有谈不尽的问题和说不完的笑话，当然还有喝不完的酒。

　　乘船旅行比火车舒服得多，有舒舒服服的床可供懒人成天赖在床上，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让好动的人跑来跑去。站在船头甲板上能够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还可以观赏江面上大量海鸥追逐轮船尾桨打出来那长长的浪花。轮船里面前后上下就跟迷魂阵一般，很容易就找不到自己的房间。

　　到达武汉也是傍晚，早有湖北美协的人在码头迎接，为首的是蒋秘书，此人始终负责招待我们，一切食宿都由他安排。有钱平和蒋秘书，我们在武汉就没有什么不便了。我们被安排在湖北美术学院教师宿舍，钱平就住在这里。我们四个人一个房间，条件比较简陋，想到这里是高等学府，也就不能和孔夫子谈条件了。

　　当天晚上，美协主席周韶华就来拜访我们，双方寒暄一番，我方孔柏基成了当然的领队，因为对方早就摸清我们四个人的身份、地位，当年这些还是蛮讲究。柏基做惯领导，能说会道，派头也像，我们三人有柏基打交道，觉得也蛮舒服，省了许多麻烦。不过武汉人这次对我们是真的很尊重，每个人都得到他们衷心的赞美。周韶华是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作风粗犷，自称是创新派，要邀请大家去看他的创作，当然不是今天，今天他请我们到一家酒店，为我们接风，预祝这次画展成功。

　　酒席上大家频频举杯，周韶华是美协主席，在当前的革命形势下，他大谈中国艺术改革创新之路之我见，颇有见地。不过艺术高低不可能一蹴而就，他的画在湖北就有人笑他是野狐禅。几位副主席就跟他政见不同，都是保守派，对邀请“十二人”都持反对态度，周韶华是力排众议才把我们请过来的，也是一场路线斗争，很不容易。
　　
　　我们的画展安排在中山公园内展出，这里的展厅规模不大，当时看起来在园林中一幢独立的展馆感觉挺不错。经过合理的分隔，十二人各得其所，这次我的位置排在第一，一进门就能见到我十幅水汽濛濛的大作和我的一张十寸大头像。布展他们动员了不少人力，武汉各大报刊都闻风而至，如武汉日报、晚报等都派了摄影文字方面的记者来采访，现场就对我们的画拍了许多照片，场面热烈而忙碌。最令我们兴奋的是北京《美术》专门派了一位编辑栗宪庭，到武汉全程跟踪采访我们，把画展的情况向全国介绍。

　　这是扩大影响的最好机会，一切都意料之外的好，栗宪庭一来就抓紧每一个空隙，轮流和我们聊，从怎么开始酝酿、组织画展的动机、有没有想到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起什么作用等问题聊起，并对每个人的艺术都作了仔细的了解。北京没有第二个人比栗宪庭更了解十二人画展的情况了。他在武汉确实一直呆到画展结束，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并参加研讨会、学术演讲会等等活动，当然也一起饮酒吃饭，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不知湖北美协出于什么考虑，把画展的名称改成了“上海十二画家美术作品展”，虽没有十二人画展那么干脆，却也把我们位置放得蛮高，客随主便，我们都没有意见。

　　想不到武汉观众对我们的期盼和欢迎的热情一点不输于上海，简单的开幕式以后，蜂涌而至的大批观众就把展厅挤得满满当当，盛况不亚于黄浦少年宫。我那极富号召力的前言又成了观众纷纷抄录的第一个作品，许多人被前言深深地打动，边抄录边表示深有同感。
　　有过上海展出的经验，这次我又是唱主角，不得不直面观众，为川流不息的崇拜者讲解我的艺术，我已经开始习惯自我宣传这一套，对自己的艺术树立了自信。

　　湖北的观众比上海人更激动，因为他们的起点比上海低，对上海多了一份崇敬，也流露更多真诚。一位帮画展写广告牌的小青年叫若鸣，为了表达对我的敬佩，特意为我刻了一枚印章，原来他的篆刻已被收录在全国什么印集中，也算小有名气的青年篆刻家。他刻的这枚椭圆形“巨源”二字直到今天还不时出现在我的画上，构思精巧，线条金石味很足，是我最喜爱的几枚长用章之一。

　　蒋秘书是这次画展最忙碌的人，他已经筹划要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举办讲座，因为有许许多多的观众已不满足仅仅观赏画展，还要求亲耳听听上海画家的演讲，还要求请画家举行当众挥毫表演，总之比上海观众更疯狂。

　　要求举办两场专题讲座和一场挥毫表演，步臻和培琛因为没有准备，一时难以上场；柏基在学院里是行政干部，登台演讲有点经验；我正好写有一篇“广义变形论”。于是就决定第一场由柏基讲“印象派艺术”，第二场我讲“广义变形论”。我们通俗易懂的普及讲坛，让美术爱好者们过瘾不已。

　　傍晚，周韶华请我们和栗宪庭吃饭，还有一位与栗宪庭同来的摄影记者。酒席是小范围，大家越来越熟悉，话题也更广泛，栗宪庭谈些北京美术界的内幕新闻，那是他的专利，我们也有些上海的见闻供大家一笑。在座还有一位周韶华的铁杆支持者，叫蔡迪安，在湖北是有点名气的油画家。

　　饭后还不过瘾，又一起来到我们下榻的学院宿舍，继续热烈探讨各种问题，那位摄影记者就拍了不少镜头，我的相机也及时记录了一些历史场景。可惜那时摄影条件差，业余摄影总不理想，135胶卷又放不清晰，于是年代久远就逐渐散失，保存得较好的又都被栗宪庭拿去，迟至二十年后才在回顾这次画展的《新潮》月刊中披露出来，我等都已垂垂老矣，可怜柏友已在美国亡故。

　　展出期间，美协还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公园的一座楼里，估计是一间很大的会议室，除了中间的会议桌，四周都排满了靠椅和茶几。恐怕省文化美术界的许多著名人物来了不少，那几位本来和周韶华意见相左的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开始，大家相继发言，首先请孔柏基介绍十二人画展形成的情况，也就是上海美术界的情况。柏基做惯大报告，像模像样地大谈了一通，对复杂的美术现状并不过多触及，只在探索、创新、争鸣上大做文章。这样的发言自然引不起什么反对的意见，于是一个个发言被引导到对十二人画展赞扬的立场上，整个气氛和谐友好，本来心怀不满的个别人也就没有了声音。其实画展的轰动效应他们早已了解，再发出不和谐音就有点不识趣了。栗宪庭代表北京发了言，更增加了“十二人画展”的份量。北京那位摄影记者拍了不少的现场记录，我的相机也拍了几张，不过不太成功。

　　尽管画展尚有半个月展期，我们在武汉的各项活动都基本结束，栗宪庭也圆满完成采访任务，提前返回北京，我们四人如要留在武汉等画展结束护送展品回上海也无不可，但这样太浪费时间，我早有趁此武汉之行赴三峡一游的打算，一提出来，只有培琛响应，柏基、步臻都称上海有事无法奉陪。商量下来决定孔、罗两人先回上海，我和培琛去游三峡，半个月后，我们回到武汉，正好画展结束，就护送展品回到了上海。

　　“十二人画展”重新唤起人们对艺术使命的再思考，从自然的奴隶到艺术的主人是现代人最值得骄傲的进步。从梵高、高更、塞尚的时代起，现代人已经懂得了艺术个性的解放必须放弃对自然的摹仿（而中国懂得这一点其实要早一千多年）。因为现代人的艺术已经不单纯以生产劳动或生活实用的需要为目的，它更重要的功能是表达人类复杂精邃的思想意识，揭示物质文明的客观本质，提供充分美好的精神享受，创造未来世界的理想蓝图。“十二人”试图证明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当年年轻的我们的确是这么想的。

　　没人知道历史会怎么写，“十二人”意味着什么。打破坚冰？载入史册？影响深远？只是一次画展，没有什么惊人的作品，不是一个画派，没有创造出印象派那样的所谓外光技法，只是一种渴望，一股热情和勇气。凭着年轻人散发出来的那股热气和水份，就把一盆散沙捏成了团。之后，水汽蒸发了，先是巨洪，接着培琛、润林、柏基先后去了美国。步臻也不甘落后，不久就涉足东瀛，健尔则南下澳门。十二人竟折其半，最后连柏友也在九十年代初远赴纽约，从此魂断异乡，成了洋鬼……

与《十二人画展》作者座谈，左起第一人为栗宪庭，第三人为周韶华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十二人画展》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开幕

《十二人画展》在上海开幕

1979年3月《十二人画展》在武汉的展场，左起为钱培琛，罗步臻，孔柏基

陈巨洪《鱼》丙烯1978年

陈巨源《花房》1978年水彩画

韩柏友《秦琼卖马》35x35cm纸本粉彩1978年

沈天万《静物》1978年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