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点评：林明杰《艺术是同床异梦》读后

时间：2011/2/12 15:41:33 文章来源：钱文忠　

钱文忠

只作自己的梦

　　明杰兄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自然是熟悉的，不过，平时碰头并不多。我们同住沪上，在已往的两年里，却只有见过两面。前一次是偶遇，我和上海抽象画家郑蓉蓉女史餐叙完毕，才发现近旁的桌子上正坐着明杰兄。我们彼此几乎来不及说话，就匆匆告别了。

　　再上一次聚会就是我和明杰兄的初识，而那，已是我记忆库中的珍宝了。那次一共有四个人：明杰兄，我，介绍我们相识的著名美术评论家、书画家谢春彦先生，还有上海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金话筒奖得主、同时也是画家的李怡蓉女史。我们在田子坊品尝了不错的泰国菜之后，回到李怡蓉女史就在坊内的画室烹茶清谈。怡蓉女史来自花乡云南，藏有上品普洱，茶自然是好的；明杰兄和谢老、怡蓉女史从容谈艺，更是精彩。僻陋不学如我，无从置喙，却因缘际会，享受了难得的语流茶汤。明杰兄长发飘逸，舒缓从容，言谈超凡。“岛瘦郊寒”是给人些许凄苦之感的，但是，假如不从传统意义上去理解的话，倒是很可以用来描摹明杰兄留给我的印象。我记得这四个字曾经被用在接待泰戈尔访华的徐志摩的身上，确实，我觉得明杰兄和徐志摩总有一丝神似。

　　那次聚会还有意外的收获。谢老提议作画添兴，于是，先由明杰兄寥寥数笔用淡墨勾勒出花瓶和茶壶各一，古意盎然；怡蓉女史则以淡青补画瓶中插花和瓶上花纹，雅气扑面；最后由谢老以有名的“谢家样”题句以记因缘，波迭顿起。我只有旁观的份，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明杰兄动笔，惊讶地注意到：怡蓉女史是油画家，画室内没有合用的毛笔，明杰兄竟然用一支油画笔游腕挥洒而得心应手。这不能不让我暗暗赞叹。

　　这幅画归了我。前不久，我搬进新书房，就将它挂了出来，才得以朝夕相对。新书房的面积不可谓小，但是四壁皆书，可供挂画的空间实在少得很。我藏有一些名家的画，选择哪些挂出来，并不容易决定，是颇费思量的。我很喜欢这幅画。

　　当然，早就知道明杰兄的职业是记者，我经常得以拜读他的文字，欢喜之余，也略堪弥补不能经常见面的缺憾。201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明杰兄来到我的新书房，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我又一次得到了礼物：明杰兄的新书《艺术是同床异梦》。

　　这是一本很美的书。明杰兄的文字清丽灵动又特具智慧锋芒，插图都是明杰兄的书画作品，更是美得让我心悸。然而，稍一浏览，我就感觉到，这并不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它的沉重绝不仅仅在于厚重的篇幅。明杰兄认为艺术就是要“同床异梦”，应该坚持做自己的梦，也只能做自己的梦。其实，这个论断所适用的又岂止是艺术呢？我们自己是否有梦已是难言，能否做好自己的梦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事关天意了。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可能理解别人的梦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多次出差，无论路途长短，《艺术是同床异梦》一直都随我而行。我已经不知道读了几遍了。最终，我想，也许还只能偷师庄子梦蝶了。

　　如何来描述我读了《艺术是同床异梦》之后的感受呢？大概可以套用《孟子-梁惠王（上）》里的“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吧。自然，明杰兄和我年辈相当，是断然不肯接受“夫子”这样的尊称的。但是，“心有戚戚焉”对于我再真切也不过的了。

　　明杰兄的艺术评论，是我不敢妄下雌黄的。然而，明杰兄的艺术评论是在当代中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对策》中讲：“中国在发展，在变化，中国的艺术也如此。中国在发展变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中国的艺术也一样会遇到”，这是我完全赞成的。

　　我和明杰兄都生活在当代中国这张大床上，虽然我不敢也不能做明杰兄的“艺术梦”，然而，我却想做一做自己的“文化梦”。这难道不正是“同床异梦”吗？

　　在《想起了那句差点被改掉的国歌歌词》里，明杰兄说了这样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确实，30年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今非昔比。------我们要警醒，我们还有很多艰难困苦要解决，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口袋里刚有几个铜板，国际舞台上刚争取到一些话语权，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做出一副张扬、轻浮的嘴脸来给世界看。------要赢得世界的尊重，不仅要取得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还要提高民族的文明素质。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有了能博得世人尊敬的文明素质和文化创造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让世界尊重。”

　　近几年，我一直在声嘶力竭地说着和明杰兄同样的话。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水涨船高，这本身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正如明杰兄所说的那样，难道不也在同时忽略了：“国际环境的动荡、恐怖和分裂阴谋、自然灾害、贪污腐败、金融危机等等，都可能演变为‘最危险的时候’”？

　　无理性的自我膨胀是最容易让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踏入“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险境的。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相比，文明的文明素质还相当低下，文明的文化创造力还相当贫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富裕起来的中国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强国。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相信“贫穷落后就会挨打”是一条公理。但是，历史的事实早就告诉我们，挨了打的清朝中国并不贫穷。贫穷未必未成为挨打的理由，因为贫穷不值得打。最有挨打的危险的难道不是“富而不强”吗？富，则值得打；不强，则可以打。恐怕没有谁可以否认，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富而不强”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并没有彻底过去。

　　当然，血与火的战争也许不再是“打”的主要形态了。列强们学乖了，它们已经成功地最大幅度降低了打的成本，同时最大幅度提高了打的收益。列强的新手法是：通过长期的努力，将原本属于它们的文化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构建起文化的至高点，不仅成功地得收不战而胜之效，还可以优雅地笑看被打国家的人士心甘情愿地对普世价值输诚投降。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普世价值本身，而是想提醒今天的中国人注意，所谓的普世价值未必就不可能充当列强的某种手段。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恰恰因为自己的文化价值被排斥在普世价值之外，而不能够凭借着庞大的物质财富、飞速的经济增长成为真正的强国。我们难道不应该理性地聆听明杰兄的“盛世危言”吗？

　　那么，怎么办？明杰兄的意见是颠扑不破的：“要赢得世界的尊重，不仅要取得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还要提高民族的文明素质。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有了能博得世人尊敬的文明素质和文化创造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让世界尊重。”

　　我相信，明杰兄的意见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明杰兄毕竟是一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他的这个意见又有多少今天的中国人思虑所及呢？在《蔡元培未竟的理想》中，明杰兄说道：“中华民族的振兴，关键要靠民族素质的提高。对美的感知力和创造力，是衡量民族素质的重要标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首先要我们懂得什么是美。”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先生曾经为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开出一个药方“以美育代宗教”。然而，我们难道不是更知道，一直到今天，哪怕是仅就美育而言，蔡元培先生的理想不还是“未竟”的吗？

　　是的，这几年中国的艺术界，或者说艺术市场非常热闹红火。不过，所有的表象，都没有能够晃住明杰兄的冷静理性。我相信，他的这句话会震撼所有的读者：“当我看到一个调查结果，大多数中小学生从未去过美术馆，顿时觉得艺术市场的所有火红都等于零”。其实，窃以为，艺术和文化是无所谓“零”的，有的只是比“零”多或好，或者就是比“零”还少且差。

　　明杰兄基于理性的良知令我由衷敬佩，他为“中国文化审美沦落到这样地步羞愧难当”。正是凭籍这样的良知，明杰兄才会斩钉截铁地在大众化的今天，在“从众”的诱惑和压力如此巨大的当代中国，在《服药-喝茶》里断然喝道：“这完全是粗鄙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恶果。”

　　我怎么可能不双手赞同明杰兄的见解呢？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能够怀着理性和良知三复明杰兄之言：“美育不仅仅是对学生，全民，尤其教育者、决策者更需要美育。艺术家也需要重新美育，反省自己是否在滚滚红尘中遗落了对美的使命”！

　　身为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明杰兄给我的印象是真正的现代，他由内而外充满着、洋溢着真正的现代气息。我想，现代气息绝不是某种秀，绝不是某种整形或异形。现代气息是否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秉持的一份情怀。就此而言，我以为是和明杰兄同道的。《东坡骂怀素》可称妙笔，明杰兄在其中说道：“历史的胸怀要远远宽过人的想象，我们又何必自作聪明地执著己见呢？”就与传统的关系而论，谁能够说，当代的中国人不是如明杰兄所言“先天不足，后天缺补”呢？


　　可是，恐怕真有那么些当代中国人听不进明杰兄的话“谈传统，大家都要谦虚点。”我读明杰兄的《艺术是同床异梦》是很愉悦的事情，不过，这一份难得的愉悦却老被打断。近来，我莫名其妙地被拖入到一个“漩涡”当中，经常要就《三字经》、《弟子规》是否应该加以删节发表所谓的意见。

　　这里自然不是谈这些问题的地方，但是，我无奈地发现，在和明杰兄快乐地“同床异梦”的时候，还真有那么一些当代的中国人执著地要求别人、指导别人、规定别人必须“同床同梦”，甚至“异床同梦”！

　　我看，还是读读明杰兄的书，作好自己的梦，尊重别人作自己的梦的权利为好。规定13亿中国人同作一个梦，甚或不辞辛劳越俎代庖来替13亿中国人作一个梦的时代，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倘若以为今天的中国还是那个时代，那才真叫痴人说梦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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