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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鸟画之要

时间:2023/4/10 20:22:04  来源:中国文化报

▲ 展览现场

   3月23日,位于美国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推出中国画特展——“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1368—1911,天津博物馆/常州博物馆藏珍选萃”。展览展出了天津博物馆和常州博物馆的70件(套)作品,均为吴门画派、金陵画派等明清重要画派、重要画家的花鸟画藏品,较为完整、清晰地展现了明清中国花鸟画发展的脉络。本报特邀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暨总策展人海蔚蓝撰文,解读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传统以及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

   中国艺术历来将书法绘画视为最高端的视觉形式。绘画则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三大门类,鼎足而立。人物画“成教化,助人伦”,山水画拟山川、造幽境,花鸟画类万象、悟生趣。这三种绘画的形式和内涵虽各有侧重,但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从整体上体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实在可谓自然化人、人化自然。尤其是花鸟画,表现了从自然中感悟的生命意蕴,寄托着生活的愿景,显得格外生动可亲,为构筑一个中国式的理想生活蓝图锦上添花。

   自公元3世纪到7世纪的400年间,是花鸟画从萌芽走向独立成科的时期。花鸟画中“逼真”的审美要点,在此时大获赞赏。3世纪时的名画家曹不兴,其画艺为吴国“八绝之一”,曾为吴大帝孙权画屏风,误落墨点,便随手画成苍蝇,孙权以为真蝇,以手指弹之不去;六朝萧梁时的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寺壁画四龙,不画眼睛,一说点睛,龙便欲破壁而飞;还有北齐王子高孝珩的壁画《苍鹰图》,栩栩如生,吓得别人不敢靠近。无论曹不兴“拂蝇得名”,或张僧繇“画龙点睛”,或高孝珩“壁鸠驱人”,皆旁证了以“逼真”为花鸟画审美标准的时代特征。

   隋唐至两宋,7世纪至13世纪,是花鸟画以工笔重彩形式和院体风格为主的花鸟画高峰期。唐末五代的10世纪,偏安成都的西蜀宫廷,首开中国第一个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皇家画院自此便以不同的名称和形式,存在和传延了上千年,成就了皇家美术的院体架构。后蜀时期,蜀地的天才画家黄筌(903—965),自17岁便侍奉皇室,接着与其两个儿子居寀、居宝,都以翰林待诏的皇家画师身份,得宠于蜀皇室达三世之久,人物山水花鸟均得其名,尤其工写生,多写禁御珍禽瑞鸟、奇花怪石,如所绘纯白稚兔、金盆鹁鸪等,用笔工整,设色浓丽,被尊为“黄派”,统领着蜀地画院,奠定了院画的审美趣味。同时,长江下游的南唐宫廷,也在其都江宁(今南京)创建图画院,设翰林待诏、祇侯职位为皇家画师。本地江南仕族出身的徐熙,成为这一时代的花鸟大家。徐熙志节高迈、放达不羁,所写多江湖汀花、竹木鱼鸟,以笔墨为格,杂彩副之,学穷造化,意出古今,曾深得亦善花鸟画的南唐后主李煜的厚爱,其绘画风格或启迪了士体花鸟画的审美追求。

   宋代(960—1279)是中国花鸟画的巅峰,其中中国历史上最艺术的皇帝宋徽宗(1082—1135)亲手打造“宣和体”,将花鸟画写生传神的追求推向登峰造极。宋徽宗察物之致,曾注意到孔雀飞起时先伸左腿;欲求传神,曾尝试以生漆点睛。其当政的政和二年(1112年),正月十五的上元节次日,祥云瑞鹤集聚端午门,被视为吉兆,徽宗便特意绘制《瑞鹤图》。也是宋徽宗,在花鸟画中刻意追求绘画的人文意蕴,不仅以诗赋为题来择选画师,他本人也实践着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创作。可以想见这痴爱花鸟画的“天下一人”,身先士卒,对花鸟画的审美标准、人文学养和祥瑞寓意的追求,乃至对文人情趣的导向,或都曾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宋代也是士体花鸟画形成的重要时期,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就是“墨花”或“墨卉”。宋代文人或许受理学格物致知的影响,上追魏晋,继续感悟生命意蕴,并述之于诗文书画,施之于日常生活,而将中国艺术引向“尚意”的追求灵性的境界,蕴育着中国艺术之极致。宋四家之首的苏轼(1037—1101),不仅在文学上有50多首咏梅诗,可与其同时代周敦颐(1017—1073)之《爱莲说》相共鸣,并亲身实践墨竹墨石和阐述其理念,如:“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气,看数尺便倦”,直接为文人画造景造势。因此,“墨花”的诞生,就是宋代士大夫在哲学、文学、人格追求的艺术体现,苏轼无疑是其领军人物。

   南宋偏隅临安(今杭州),院画风格为之一变,多趋于傅色清淡之作,以勾染为主的以工带写的形式,变色彩为墨彩,变富丽为淡雅,变拘谨为灵动。士体一路,发展了北宋以来的“墨花”,如扬无咎的墨梅、赵孟坚的兰蕙。元代的赵孟頫(1254—1322),以“作画贵有古意”的思想,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画。墨卉的梅兰竹菊于此阶段成为士体花鸟画的典型代表,酝酿着明清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前奏。

   明清以来的500多年间(14世纪至20世纪初),院体、士体仍然是花鸟画发展可依据的两条主线。明代院体花鸟画的特色,一是从传统中寻找灵感,复兴传统的唐宋工笔花鸟画,以边景昭为代表和以孙隆为代表的从10世纪徐崇嗣的没骨法中开创的粗笔没骨形式;二是从绘画技法中寻突破,如林良创粗笔水墨形态的花鸟画,以及糅合边景昭的工笔和林良粗笔水墨之美的吕纪。

   明清时代的士体花鸟画,以水墨写意为显著特征,更趋向于个性的自由表述,并逐渐成为此一时期花鸟画之主流。尤其在江南一带陆续出现了几个画派,如吴门画派、常州画派、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等。其中吴门画派之首沈周(1427—1509)的花鸟画,以写带工的形式,“平淡古朴,大雅不群”,其“花鸟走兽之类,皆别有天趣,非写生家所能及”,开启了富有文人情趣的写意花鸟画。 

   清初的常州画派,是著名的花鸟画派,开派者恽寿平参考前人沈周、孙隆等人的作品和文献记载,创造“仿北宋徐崇嗣”的没骨花卉画法,渲染为主,设色通透,淡雅如生,天趣盎然,风靡全国,且影响长远,不仅其族人门生数代相传,例如清代晚期承其没骨法的广东画家居巢(1811—1865)、居廉(1828—1904)堂兄弟俩,又演绎出“撞水撞粉法”,开创和形成了“居派”花鸟画,为世瞩目,并成为岭南画派之先驱。

   常州画派之后,号称“八怪”的扬州画派,如金农、郑燮、李鱓、罗聘等,挥墨有风,笔走龙蛇,将写意花鸟画推向更具个性的表述。这一批多以画谋生的画家,也是中国绘画史上早期职业画家的重要群体。

   明清时代也诞生了水墨大写意花鸟画,将无形的精神灵性,化作有形的水墨效果,变幻莫测,耐人寻味。清初的四画僧,尤以八大为著,借着大写意的水墨花鸟画,将独立不羁的个性表述得淋漓尽致,前无古人,后鲜有来者。

   清末民初海上画派的诞生,是中国在中西交融特定时期的产物。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政治和经济局势的改变,很快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和艺术文化中心。自清末“海上四杰”的吴昌硕、虚谷、任颐和蒲华,和以张熊为首的“沪上三熊”(另两位是朱熊、任熊),海上画家融入了来自周边江浙及更远地区的艺术人才,致其后有海上六十家之说。以花鸟画为重要题材的这一画派,在上海为西方文化浸淫和商业性追求的环境中,在绘画上也呈现创新和多样化,例如对西画的明暗、色彩、笔触的参照;在题材上,因社交的广泛需要,雅俗共赏的画题流行,如四季花鸟、牡丹富贵以及寓意吉祥的岁朝清供等。从整体上看,海派花鸟画作品更趋向通俗化和商业性。海上画派作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画派,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期间不可忽略的一环。

(作者系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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