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2日，英国伦敦佳士得一件“鬼谷下山”元青花大罐的2.3亿元人民币拍卖，将国人的元青花研究、收藏热给点燃了。历史上，由于史籍缺载，又缺乏有明确的物证，世人对元青花的认识与了解一片空白，不仅普通民众、收藏界、学术界，甚至一辈子与瓷器打交道的瓷器专家对它也知之甚少。直到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东方陶瓷》上，率先披露了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对大瓶子是收藏家大维德从一个叫吴赉熙的福建旅英华侨手中购买，据吴所说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寺藏之物，不过琉璃厂的古董商们都拒绝收售。1950年代，美国一位博物馆馆长波普博士以这对带款青花瓷为标准器进行对照研究，得出一个令世界文博界震惊的消息：伊朗阿特别尔寺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旧皇宫托普卡比博物馆秘藏着上百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元代青花瓷精品，正名曰“至正型”器。从此揭开了元青花的锅盖，对元青花的质疑和争论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且不管大维德的收藏和波普博士的研究到底有多大精准度，也不管学术界、业界到底还有多少元青花的疑惑没有解开，但元青花大器的客观存在是确凿无疑了。
自从俺开始研究瓷器历史，有个疑团一直在脑海中环绕，那就是，既然主要元青花诞生于元代，那么元朝的统治，与元青花诞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元青花是元廷引导下烧制的吗？元廷有无官窑存在？
围绕这个疑问，俺查看了一些书籍资料，读了一些专家、学者、前辈的文章，包括尖锐对立观点的文章，自己又进行了一番肤浅的研究之后，得出以下结论，欢迎拍砖：
青花瓷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和提升
元青花诞生与元朝统治无直接关系，即元青花不是在朝廷的扶持和引导之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贵族特别是宫廷，对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较少使用
元青花诞生与元朝统治有间接关系，那就是疆域拓展、开放贸易、商路通畅
一、青花瓷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和提升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普遍的共识。
景德镇，原名新平，后名浮梁。因该地有瓷石、高岭土、煤炭等特色资源，适合发展陶瓷业。
东晋人赵慨，先后在闽、浙、赣为官不顺，被贬于赣，隐居新平，将其在浙闽了解的越窑青瓷制作技艺，引荐于此，导引新平师法越窑，又对胎釉配制，器物成型与焙烧工艺进行系列改革，成为新平制陶向制瓷进化之始。赵慨因此被尊称制瓷祖师爷。到了唐代，新平生产的瓷器被称为“假玉器”，开始进贡于朝。1004年，宋真宗时期景德年间，因产青白瓷质地优良，遂以皇帝年号为名置景德镇，沿用至今。北宋后期在定窑的影响下，采用复烧法，产量和质量都有提高，获得“南定”之称。但此时，与汝、钧、官、哥、定等宋代名窑相比，景德镇窑的名气扔不能跻身前列。
自北宋后期以来，北方百年战乱不断，金与北宋战争北宋灭亡，元金战争把金挤压往南，元与南宋合作灭金，元灭南宋，这些连绵不断的战火，特别是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有屠城癖好，那些北方名窑一个个受到严重影响。随着金人、蒙古人的南下，中原人口发生了多次大的由北向南的迁徙，其中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居民（包括窑工）大多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景德镇，地处长江以南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当时不便利，是一处不错的“世外桃源”，特别是景德镇陶瓷窑口已小有名气，是北方窑工的理想南迁之所。据乾隆四十八年版《浮梁县志》记载，在全国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浮梁在“宋咸淳己巳(公元1269年)，户38832，口137053”，到了“元至元庚寅(公元1290年)，浮梁地区人口增至“户50786，口192148”，人口净增五万五千人。这就充分证明，在元朝与南宋的战争中，景德镇不仅人口没有减少，还大幅度增加，这是没有遭到战祸侵扰的有力证明。由于景德镇人口激增和制瓷业欣欣向荣，元朝在完全统一中国的前夕——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
康熙年间景德镇的手绘地图
元代景德镇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着天下窑工，如钧窑汝窑定窑吉州磁州窑龙泉窑等，形成“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在综合南北诸窑烧制技术工艺之后，景德镇窑工们在继续烧制青白瓷的基础上，开始了青花瓷和釉里红的摸索。如擅长绘画的磁州窑、吉州窑窑工，来到景德镇后，把绘画材料由褐料创新为钴料，在漂亮的瓷胎上重新开始作画，绘画技艺变得进一步精细；在钴胎土方面，对制瓷工艺进行了重大改进，从原有的瓷石一元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增加了胎土的硬度，为制造大型陶瓷器物创造了条件。
我们从元青花早期器物中不难看出窑工们在当时元青花烧成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元青花早期产品不仅钴料与胎、釉搭配极不协调而且釉与钴料、胎的搭配也存在着不合理，胎与钴料和釉搭配更是不到位。所以元青花早期器物烧成温度的偏低除了对钴料氧化、釉面玻化、胎土硬化有影响外，还在于“三者”缺乏有机完美的统一，所以我们用肉眼即可观察到该器物的钴料在提炼过程中氧化钴偏低、锰偏高和其它氧化元素比例不恰当所造成的塔式盖罐青花钴料灰暗、浅淡，甚至会造成铁元素的错觉。在胎土的配方上，元青花早期产品较为粗松，有的器物胎土 “二元”配方不够合理，高岭土偏多，瓷石偏少，详细观察可发现其密度不够。
元中期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景德镇少数窑口在技术、人才、物力和财力充裕的条件下,总结出了一些成熟产品烧造技法，走上了产品定型量化生产的道路，使元青花的烧制日趋成熟，在继续烧青白瓷的基础上，开始兼烧元青花。
到了元末明初，景德镇的青花瓷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特点主要包括：在工艺成形方面，有的如大盘、高足碗、匜等，一改手工拉坯传统技法而大量采取刻花模印成型工艺，然后再饰以青花料进行绘画创作。器物种类从瓶、罐、高足杯、匜发展到执壶、盘、碗、小口杯、盒等，种类丰富；纹饰特征从较为简单的民俗化题材如云龙、牡丹、菊纹、如意、花鸟、荷花、卷草、火珠、杂宝等，发展到鸟兽、海水、莲池、鸳鸯、鱼藻、束莲、人物故事等图案，进一步丰富了元青花晚期产品的文化内涵，可以说元青花晚期作品绘画风格在早中期基础上，转变成为更具鉴赏价值的艺术品。其中有些产品为适应广泛的国外市场，在装饰艺术上注重融汇吸收外国历史文化元素。表现在形体创作和绘画风格上，则是尽量迎合异域民族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的需要。题材灵活、创作多种多样，呈现有有众多的来料加工、按图设计、西域画工执笔等迹象。我们从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博物馆馆藏元青花大盘、壶、罐、碗等装饰图案上就不难得出结论。
从目前有确切纪年出土的元青花器物分析，元青花从真正创烧、定型到相对成熟，在元代不过50年左右的时间，上线应为1314年，下线应至1368年（进入明朝），即：延祐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之间。
有了元朝的发展基础，到了明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就大大发展起来，同时还烧制釉上彩、斗彩、五彩、素三彩和各种单色釉瓷。此时，明代的景德镇已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瓷都。
二、元青花诞生与元朝统治无直接关系，即元青花不是在朝廷的扶持和引导之下发展起来的
不少文章指出，元朝统治集团是青睐和扶持青花瓷的，这一判断大多基于以下理由：蒙古人尚白；元朝有御土窑之说；出土元青花有些带有“枢府”款，而“枢府”属元朝廷的军事机关；元朝在统一中国前夕，于景德镇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陶瓷管理机构——浮梁磁局，如此等等。由此判断元朝对景德镇瓷窑、对青花瓷的重视，有的还因此断定，在景德镇有“元官窑”存在。比如，以刘新园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蒙元朝廷对于瓷器的生产涉入颇深，甚至主导了青花瓷的创烧及生产。
俺认为，这些判断不成立。
首先，元朝尚白确有其事，但尚白不会导致朝廷青睐青花瓷。
据《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传记载，元朝确有“国俗尚白”的风俗：“己丑，太宗即位(公元1229年)……诸国来朝者，多以冒禁应死，公(指耶律文正)言：‘陛下新即位，愿无污白道子。’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也。”又据彭玮《辍耕录•跋》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甲申，桑哥为相，与江南浮屠总摄杨荤相表里，峡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毁宋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矫制：‘可其奏’，于是发诸陵，实利其殉宝也。又哀诸帝遗骼，建白塔于杭故宫曰‘镇南’，以厌胜之。”该记载说明，元朝在南宋故都临安故宫内建“白塔”是为“镇南，以厌胜之”。这清楚地说明，元朝的“国俗尚白”主要是统治者出于“白能镇邪”的宗教信奉。一般说来，蒙古尚白、以白为吉，并不会导致蒙古人的餐具、炊具都尚白瓷。这一点，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第十三章的记载看出，“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的金属制成品”，这个说法，与元朝著名学者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杨忠肃公》中的记载是吻合的：元太祖使用的盛酒器皿是槽口镶金的金属制品。同样，元代统治者对生活用瓷的选择，也没有偏爱白瓷的习俗。如《元史·何荣祖传》记载，忽必烈的重臣、官居相位的何荣祖，家居生活用瓷不是白瓷而是青瓷。所以，“尚白”并没有导致元廷贵族对青花白瓷的青睐，相反，元廷贵族使用青花瓷鲜有记录。即使就是因为“尚白”而喜欢白色瓷器，也不能成青睐青花瓷的理由，因为青花瓷的显著色是钴蓝色，“尚白”不等于“尚蓝”！而西域的波斯人才“尚蓝”。在元朝对世人等级划分中，波斯人属于色目人，是二等人，元廷不会为了“二等人”的喜好而去主导一种瓷器的生产。
其次，元代文献确有记载“御土窑”一事，但这不足说明就是官窑。
有些学者仅凭字面有“御”字判断“御土窑”就是官窑。孔齐在《至正直记》(序1363年)中提到，饶州有“御土窑”，专为宫廷需要而制作瓷器：“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意思是在饶州有一处藏有高质量制瓷原料的御土矿，每年官府派官员至饶州监烧器皿上贡，这些上贡的瓷器被称为“御土窑”，烧制完成后，土矿即封闭。有时烧造贡器后剩下的土，用来作成一些饮食器皿，釉色白又有光泽，很得人喜爱，不过器身薄，不易保存，世上难得见到完整的佳器，现在市场上所流通的，都是用其它土矿烧造的，质量上不及御土所造器。孔齐在后文又说，“在家时，表兄沈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
曹昭的《格古要论》(序1388年)也提到饶州的“御土窑”：“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足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曹昭写明，御土窑器在当时市场上的价格低于定器。元代“御土窑”生产印花小圈足器，其中以器内带有“枢府”款的质量最高，而近来烧造无花色的大圈足器有失润泽，加上装饰的青花及五色花等作品则算是庸俗之作。
与《格古要论》记载相符的元青花小脚杯
孔齐和曹昭两人的记载说明，“御土窑”生产过宫廷用器，但烧完之后即封闭一说，并不严格，民间也有流传。这说明，御土窑就是“官窑”一说，比较牵强。
第三，存在“枢府”款式的青花瓷，不足以说明瓷器出自官办。
有“枢府”款式的瓷器出现于元中期之后。根据《元史》二十八卷记载，“枢府”应指元廷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同样的情况，“太禧”应指掌管蒙古皇帝宗庙祭祀事务的太禧宗禋院，“东卫”指的是随侍皇太子的东宫侍卫军。
“枢府”款瓷器在元代国内的墓葬和窖藏中时有出现，分布很广，有的还流传到海外。这说明“枢府”款瓷器有可能并非只限于宫廷中使用，或有相类作品的制作和流通未遭禁止。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户部卷八，典章二十二，记载：“至元五年七月初五制国用使司来申，均州管下各窑户合纳课程，除民户磁窑课程依例出纳外，军户韩玉、冯海倚赖军户形势告刘元帅，文字栏当止令将烧到窑货三十分取一，乞施行，制府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磁窑、石灰、矾、锡榷课斟酌定立课程，钦此。兼磁窑旧例二八抽分，办课难同三十分取一，除已移咨枢密院行下合属将合纳课程照依旧例办课外，仰照验钦依施行。”意思是除了一般的民户之外，枢密院下属的一些军户也从事瓷器烧造的工作，史料记载均州民户瓷窑课程依例出纳，军户烧瓷亦应依旧例二八抽分。
这说明“枢府”款瓷器的烧制是官民撘烧，而非单独的官窑。
第四，浮梁磁局的规格低、管事多而杂，如何运作也无明确记载，磁局的存续时间与元青花诞生时间也不吻合。
“浮梁磁局的设立”被很多文献引用作为“官办瓷器”的理由。根据《元史》记载，浮梁磁局设立于至元十五年(1278)，隶属于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则是将作院下的一个附属机构。将作院：秩正二品，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1278)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
由此可见，浮梁磁局在整个官府所掌控的手工业机构体系中，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部门，主掌浮梁磁局的最高官员位阶低(正九品，相当于现代的股级——村长、保长)，除了负责瓷器烧造外，还兼管马尾、藤笠帽的制作。这些情况都可说明，相较于元廷对金工、织造等手工业的重视，瓷器的制造在宫廷器用中，似乎仅为枝微末节的一环，并不受到特别注意。
关于浮梁磁局的运转方式、有何功劳和业绩，史料均未记载，何时撤销也没有记录。据一些学者如汪庆正、熊寥等撰文推测，浮梁磁局至迟在泰定(1324-1327年)后已不存在。据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陶政》记载，泰定年间元朝中央政府恢复向景德镇窑场征用贡瓷时，不是通过浮梁瓷局，而是改由饶州路总管予以督办：“泰定后，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文中的“本路总管”即为饶州路总管。显然，随着“有命则供，否则止”贡瓷政策的施行，常设监陶机构—浮梁瓷局的存在就是多余了，向中央王朝临时性的贡瓷使命，已由饶州路总管来承担。元代至治、泰定年间浮梁州知州涂济亨于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写的《浮梁州志序》内，就记载了饶州路总管段廷挂奉命督陶一事：“余出守是州之二月，郡刺史清泉段公蒙旨董陶至州”。《至顺镇江志》也记载了官居“承务郎饶州路总管府推官，…特改镇江等处稻田提举”的堵闰于至顺二年(公元1331)二月，“奉命督陶器于饶”一事。
那么，浮梁磁局为什么要设立呢？由“一”的分析可知，元初全国窑口，只有景德镇在蓬勃发展、空前繁荣，其他名窑皆被严重毁坏，这直接导致朝廷随手锐减，而此时元廷财政紧张（有资料说明），浮梁磁局的设立，除了订烧少量贡瓷外，是否主要为了课税？
第五，元朝自建立不久，就开始内乱，既有内部不和自相残杀，又有各地起义不断，几乎没有消停过，元朝统治集团无暇顾及青花瓷烧制这么一项具体事务。
元朝历史从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开始，到洪武元年（1368）为止，前后共计98年。元朝的前身是成吉思汗于1206年建立的大蒙古国，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8月攻灭西夏，元太宗六年（1234）3月与南宋联合攻灭金朝后，完全领有华北。先后发动三次西征，使蒙古帝国称霸欧亚大陆。元宪宗九年（1259）元宪宗蒙哥于征伐南宋战争去世后，领有汉地的四弟忽必烈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七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获胜。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定都元大都（北京），建立元朝。这场兄弟之战让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与大汗忽必烈的关系，直到元成宗时期才承认元帝为大汗，这也预示着蒙古贵族之间杀机四起。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是元朝的鼎盛时期，元廷的重心仍是四出征战，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攻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然后平定了西北，但在征伐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战败。
元朝中期皇位频繁更迭，争皇位动不动就兵戎相见，主要有南坡之变仁宗杀英宗、天历之变燕帖木儿毒死明宗拥文宗、丞相玩弄朝廷等等。元朝长期处于继承权争抢、严重腐朽、权臣擅政、不任用汉人、屠杀与压榨百姓的恶习旋窝，使得蒙古人当初的血性丧失殆尽，政治始终没有步入轨道。残酷统治必然导致民变，从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起，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就没有间断过，大大小小过百次之多。元顺帝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黄河泛滥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各地元军望风而逃，元大都轻易被占，元廷退居漠北，元朝灭亡。
至元十五年(1278)景德镇被纳入元朝版图，由于蒙古人喜征战、施淫威、疏治理的传统，朝廷对景德镇的管理，可能只限于征税和零星贡瓷，并没有找到朝廷引导青花瓷烧制的证据。至元十七年（1280年），江西南康都昌县白莲教建元“万乘”，民变隐患已经开始。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天灾，全国就出于动荡之中，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以白莲教为主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其中人数最多、实力较强的徐寿辉部，就在离景德镇不远的蕲水（今湖北浠水）称帝，国号天完，以“摧富益贫”等口号发动群众先后攻占江南大片地区，包括景德镇。后景德镇先后被陈友谅、朱元璋割据，直至大明。
根据元青花诞生、逐渐成熟于1314年-1368年之间这个时间段判断，元朝此时正处于皇位频繁更迭、严重贪污腐败、奸相权臣擅政、压榨百姓激起民变、控制力弱化、朝廷怠于政事时期，元廷对青花瓷烧制这么一项具体事务，应该是无暇顾及，或想顾而不及。
三、元代贵族特别是宫廷，对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较少使用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元廷的喜好。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为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偏好轻巧易携带的物品。在蒙古人观念中，黄金是尊贵的，能象征权威和财富。在蒙古帝国的早期，掠夺成为蒙古人财富累积最主要的来源，从东亚和中亚那些被侵略或占领地区掠夺、征收当地的珍贵物品。如1258年攻下阿巴斯(Abbasid)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后，蒙古大军和他们的盟友乔治亚军队：“淹没在金、银、宝石、珍珠、织品和珍贵的服饰、金银器皿堆中，因为他们只拿这两种贵重金属、宝石、珍珠、织品和服饰”【见 Thomas Allsen, Com modities and Exchange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
《饮膳正要》（一本专为蒙元宫廷养生保健所撰写的书籍）的序言中提到，世祖忽必烈的宫廷中“御膳必须精制，所职何人，所用何物。进酒之时，必用沈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由此可推测，王公贵族接触上手的宫廷饮食器皿，主要是由沈香木、黄金和水晶等贵重材质制作；陶瓷器则多作为储藏器，用于厨房和仓库中，大多只经仆人之手。
事实上，非常多的文献资料都显示，蒙古人非常喜好金银和宝石，在建立帝国后更甚之。根据韩儒林的《元代漠北酒局和大都酒海》、《元代诈马宴新探》记载，蒙古人爱好饮酒，在酒宴时常使用豪华巨大的容器来储藏美酒，这些容器的制作材料多为金银器。当蒙古大汗邀请各军首将举行大型皇家宴会——“诈马宴”时，闪闪发亮的金银饮食器皿，和与会将领身上灿烂夺目的织金锦缎一样，都是用来展现帝国的富庶气象。
【《元史》，卷七】记载，蒙古皇帝的宗祠（影堂）中所使用的祭器，也主要用金、银、玉、水晶和玛瑙等材料来制作；祭天仪式用青铜仿古祭器、竹木器，有时也佐以少数陶器或青瓷器。宫廷中的日常生活器皿也通常以黄金来制作。
【《元史》，卷八十】记载，宫内导从：“主服御者凡三十人，速古儿赤也。执古朵二人，执幢二人，执节二人，皆分左右行。携金盆一人，由左；负金椅一人，由右。携金水瓶、鹿卢一人，由左；执巾一人，由右。捧金香球二人，捧金香合二人，皆分左右行。捧金唾壶一人，由左；捧金唾盂一人，由右。执金拂四人，执升龙扇十人，皆分左右行。”
【《元史》，卷七十七】记载，葬礼所需仪式用器也多以黄金制作。国俗旧礼：“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殉以金壶瓶二，盏一， 楪匙 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
虽然由于蒙古传统葬俗中葬地是对外保密的，地面上不留坟冢，考古发掘中也极少发现，我们对他们的墓葬了解甚少，不过在文献中仍可一窥究竟。例如在一段有关伊儿汗国统治者旭烈兀（Hulegu，死于1265年）陵墓的记载中披露，大量的珠宝和黄金被放入墓中；又教廷使者卡必尼(Carpini)的记载中，也提到在蒙古大汗和贵族的墓葬中，埋藏有巨量的黄金和白银。史卫民编写的《元代社会生活史》记有：“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习俗，成吉思汗陵墓中的随葬品中不乏金银和马匹等。据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记载，还有40名用珠宝、首饰和贵重衣服装扮的美女陪葬。”
相较之下，瓷器似乎不太受到蒙古人的青睐和重视，虽然前面的讨论论及，从文献及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蒙元宫廷中使用瓷器主要用来储藏酒和食物，但储藏器在器类中等级原本较低，毕竟是一般下人才会接触，高贵的主人们，只会接触到宴会桌上高质量的饮食器皿。另外一些文献资料也可支持这样的论点，延佑四年(1314)政府颁定的器用规章中指出：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礼部卷二，典章二十九记载，服色“器皿（谓茶酒器）除钑造龙凤文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四品五品惟台盏用金，六品以下台盏用镀金，余并用银。”；“庶人...，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盂旋，余并禁止。”
在规章中，并没有提到瓷器，可想见瓷器没有重要到被纳入规范之中。《元史》，卷一百八十六记载：荣祖身至大官，而蹴第而居，饮食器用青瓷杯，中宫闻之，赐以上尊及金五十两，银五百两，钞二万五千贯」。当皇后听闻朝中大臣何荣祖(世祖朝宰相)，宅第狭小，饮食用青瓷杯时，甚是惊讶，马上派人赐以财宝。虽然我们不知道此处的「上尊」是什么材质的饮食器皿，可以肯定是比瓷器更珍贵的材质所制，大概是金银之类的器皿吧！
再从元大都出土瓷器来看。李知宴所编写的《故宫元代皇宫地下出土陶瓷资料初探》、《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迹》显示，宫廷所用的瓷器除了少量的江西景德镇瓷器外，还有更多来自其它地方的瓷器，特别是北方磁州窑系的产品，其中景德镇青花瓷只占极少量。根据李知宴统计的皇宫遗址发掘，磁州窑系的破片占所有发现瓷器的52.9%，景德镇青白瓷占32%，龙泉窑占7.4%，景德镇青花瓷占3.9%，钧窑系占3.8%。西绦胡同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磁州窑系和龙泉窑作品，但伴随出土的青花瓷仅有一件高足杯；后桃园遗址出土了钧窑、三彩和磁州窑系等器物，但未发现有景德镇瓷器；北京崇文区发现的色目贵族铁可夫妇墓以及铁可父斡脱赤墓，虽曾被盗，不过亦出土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的青白瓷，参杂少数钧窑系和磁州窑系瓷器，其中铁可父斡脱赤墓中出土的青白瓷多穆壶，制作精致，造型特殊，仿自金属器或木器。这些发现虽然不能绝对地作出判断，但至少可以说明，蒙元宫廷中所使用的陶瓷器来自一个以上的地区，除了江西的景德镇窑和浙江的龙泉窑外，绝大部份是来自首都邻近的地区，例如磁州窑，宫廷用瓷来源广泛，没有局限于景德镇。虽然“浮梁磁局”早在1278年已经设立，但来自景德镇的瓷器，却只占元廷中所用瓷器的极小部分，1320年代才出现的青花瓷器，所占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按照台湾大学施静菲教授的分析，可能的解释是，除了一部份为符合特殊要求而订制的瓷品外，蒙元宫廷中所使用的大部份陶瓷器是以上贡或缴税形式，由地方官员上贡或上解到宫廷。还存在一种可能，通过浮梁瓷局从景德镇定制瓷器的，也可能是一些地方官员。
根据上述分析显示，瓷器在元代时并不受主政者的重视。蒙古人对不易携带又易破碎的瓷器原不熟悉，入主中原后，虽也将瓷器纳入生活用器之列，但并没有将它们看得很珍贵。元代宫廷、贵族，对青花瓷既不崇尚，也较少使用，并没有看到统治集团对瓷器有特别的关心或试图主导瓷器制作的发展。
另外，元朝时蒙古人的统治是非常严酷的，将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以，如果由元廷来督造瓷器，断然不会出现将鬼谷子下山、昭君出塞、尉迟恭单骑救主、三顾茅庐等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画到高档瓷器上。还有，最下等的四等南人，是指淮河以南的原南宋所辖的汉人，景德镇人无疑属于四等贱人，即使青花瓷技术有多高超，断不会引起一等人蒙古贵族的青睐。
四、元青花诞生与元朝统治有间接关系，那就是疆域拓展、开放贸易、商路通畅
结合前几部分的分析，既然元青花不是元廷所主导的，那么海外的元青花到底是何人所造？何人运往伊朗、土耳其及中西亚等国的？俺的分析是：元青花为民间所造，或者是中西亚的来料加工，通过海上贸易和陆上丝绸之路流通，目的就是赚钱。
1980年在景德镇市中山南路红光瓷厂院内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处元代窑址——落马桥窑址。考古人员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处出土元代遗物。元代堆积层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青花瓷的品类非常丰富，除常见的碗、盘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器形，纹饰有菊花、牡丹、梅花、灵芝、葡萄、蕉叶、龙、鹿、孔雀、鱼藻、人物故事等，还有一些带铭文的器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人物故事图大口罐和梅瓶残片中，有肩部缠枝莲纹和口沿外侧栀子纹样，与尉迟恭单骑救主图、三顾茅庐图元青花大罐和梅瓶的纹样如出一辙，大罐口沿和梅瓶下腹部残器的仰莲纹和双勾棱格纹，分别与英国裴格瑟斯信托公司旧藏三顾茅庐图青花罐和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所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似。落马桥窑址还发现一件汉服人物故事图案的元青花盘残片，所绘人物与1986年江西上饶市元墓出土的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玉壶春瓶图案中人物相似。瓶口呈喇叭口，细长颈、胆腹、圈足略作外撇，高27.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8.2厘米。腹部绘周敦颐爱莲图。从上饶元墓出土元青花玉壶春瓶图案看，落马桥出土周敦颐爱莲图青花盘残片上的人物似为拜访周敦颐的客人。
景德镇落马桥元末窑址示意图
有很多学者提出，纵观存世的元青花分析，可能存在两种类型的元青花，一类是元廷对景德镇实施有效统治时期烧制的元青花，这类元青花上，不会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另一类就是在陈友谅割据的至正十一年（1351）之后烧制的元青花，这类元青花上，同时出于民族斗争的需要，出现歌颂汉民族英雄人物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很明显，落马桥元青花属于后一类。
《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蕲水及黄州路，败元威顺王宽彻不花。遂即蕲水为都，称皇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普胜为太师。未几，陷饶、信……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既僭号，尽有江西、湖广之地，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太祖患友谅与张士诚合，乃设计令其故人康茂才为书诱之，令速来。”朱元璋的忧患间接说明，陈友谅与张士诚是有来往的。至正十九年，陈友谅杀害天完将领赵普胜，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友谅在鄱阳湖和朱元璋大战时中流矢身亡。
《明史·张士诚传》记载：“当是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左丞徐义、李伯升、吕珍为爪牙，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主谋议，元学士陈基、右丞饶介典文章。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张士诚本“以操舟运盐为业”，举兵起义占据浙西后，附庸风雅，广交江南名士。这位灭元的盖世功臣、猛士，至正二十七年（1367）被朱元璋围困于苏州，兵败后被俘，上吊而亡。
顺便说一下，很多人认为元军是被朱元璋的明军消灭的，这不符合实情。其实，在元末反元三剑客中，数陈友谅、张士诚和元军有过苦战，朱元璋几乎没有，他是在灭陈友谅、张士诚时，打了许多异常惨烈的仗。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评定南方，派大将徐达北伐元军，没想到此时元军腐朽没落、毫无斗志，加上元军善进攻不善守城，各大城市包括开封汴梁、元大都北京，元军都是明军未到，元军就吓破了胆，望风而逃或望风而降，只有洛阳元军，还摆开阵势，准备和明军一战，但仗还没真正开打，就溃败了。所以，元军是被蒙古人自己消灭的。此乃旁话。
张士诚、陈友谅等人分别割据一方，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扩充军队、壮大实力、拓展地盘、反元抗朱，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大力实施贸易。瓷器的贸易无疑是最先考虑的因素，陈友谅占据了全国最有名、当时制作水平最高的景德镇，而张士诚占据了元朝最重要的港口。当时青花瓷很受中西亚、东南亚各伊斯兰国家的青睐，利润必然很高。那么，谁来具体实施青花瓷的贸易呢？
说到这里，一个关键人物——沈万三开始登场。
明人阴太山《梅圃余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属于沈氏。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明人孔迩《云蕉馆纪谈》记载：“沈万山，苏州吴县人也，家贫无产，以渔为生，常于吴淞三泖之间撒网捕鱼，……乃变为海贾，遍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转展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友谅时，或进暖玉注，出于薛塘古坟，谢庭春献。月色之盂，得于弋阳陶氏。又开宝市于伪都(今江西九江)，招致海商大贾，仍建尊珍馆朱衣巷内，以待有宝者。设宾客卿使之名，丰其谷禄，别其敬礼。得其绝色以进，则封为奇货上宾。得珠玉以进，则封为珍精贵客。又有华卿丽使，亚于宾客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指出了沈万三发家致富的真正原因是在九江开宝市，与海商进行陶瓷贸易，并往来于张士诚、陈友谅割据之地。这个沈万三就是建立苏州周庄、修观前街、出钱帮朱元璋修南京城的富商。
元朝海外贸易主要港口设在福建泉州，然后经京杭大运河运往元大都。欧阳玄在《通惠河政绩碑记》里说，“又自昆仑西南，水入海者，绕出南诏之后，历交趾、阇婆、真腊、占城、百粤之国，东南过琉球、日本，东至三韩，远人之名琛异宝、神马奇产，航海而至。或逾年之程，皆由漕河以至阙下，斯又古今载籍之所未有者也”。
至正十三年，泰州张士诚率盐丁起义反元，攻下高邮等地，称诚王。至正十六年占领苏州后称吴王，占领江浙行省后，控制了江苏昆山、太仓、澉浦等海港，为开始海外贸易、获取更多收入提供了条件。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等泉州海商纷纷投奔张士诚，在太仓娄江港从事海外贸易长达十年之久。陈宝生，字彦廉，元末江南名士，兼通诗画，还是一位从事海外贸易、施财好义的海商。陈宝生、孙天富、朱道山从事海外贸易的地理范围，“东起高句骊，经罗斛，西抵阇婆”。阇婆即今印尼爪哇，元代是海上陶瓷之路主要转口港。印度东海岸海滨城市本地治理市（Puducherry）博物馆藏有一件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三顾茅庐图青花带盖梅瓶相同。泰国和印度两地所见落马桥型元青花可能是陈宝生等海商贩运到爪哇，再由穆斯林海商转运至印度东海岸。
明初建立后，朱道山率先带海外商贾向明王朝入贡，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嘉奖。
随着一些南海沉船打捞，也为元朝末期瓷器的海外贸易提供了佐证。2010年5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石屿进行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元代沉船，从中打捞出180件元青花瓷片。这些瓷片与国内一些城市、墓葬遗址，以及景德镇湖田南河南岸等窑址中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相一致。这些青花瓷器还见于菲律宾、印尼、非洲东海岸等海外一些地区，尤其是菲律宾地区。小罐、碗、杯、军持类器物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均十分接近，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晚期景德镇窑外销瓷器产品。
再从陆上看，自成吉思汗以后多次西征，特别是元太宗八年（1236）至乃马真元年（1242）间攻占钦察草原、基辅罗斯、匈牙利等中东欧各国，攻占与杀掠东欧北部与中部，沿途建立了驿站，恢复了自唐代关闭的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了空前庞大严密的欧亚交通网络体系，为大规模开展贸易创造了条件。《元史•兵志•站赤》记载：“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军队洗劫中亚名城撒马尔罕时杀掠甚酷，但却留下该城三万余名工匠分赐蒙古王公贵族，谪为工奴，这些西域工匠后来很多流散到中原内地，这一举措，客观上加强了中国与西亚、东欧的文化技术交流与融合。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漫长的东西方陆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计有欧洲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俄国、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以及早期北欧汉撒同盟等地商人，有由西域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以及中国色目商人等等。欧州和中、西亚商人一般都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药物、奇禽异兽、香料、竹布、苏麻离青钴料等来中国或在沿途出售，他们所购买的主要是中国的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等商品。《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几处写道：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大量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种，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既为不同人种，无疑为外国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可见贸易之繁荣。繁荣的贸易必然存在多种形式，如纯粹的买卖、易货贸易、主动订制甚至来料加工等。
元中期之后到元末，丝绸之路因国事动荡受一些影响，但总体或局部还是通畅的，这为这一时期的瓷器及其钴料贸易持续、瓷器定制和来料加工提供了条件。
如果要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通道做个比较的话，在没有公路、铁路的情况下，海上通道显然有较大的优势，运力和运量都是陆上丝绸之路无法比拟的。景德镇青花瓷经过陆路，到达九江的宝市集中，然后转船，通过长江运到太仓港，再经太仓港出海。2008年在江苏太仓市城厢镇南郊发现的元代至明初海运仓遗址，可以为这个推测提供佐证。遗址出土瓷片大部分为元末明初龙泉窑、青瓷片，与史书记载张士诚统治海运仓年代一致。
可以说，在这种元廷疏于管控、贸易渠道通畅、中西文化交融的客观环境下，元青花渐渐趋于成熟。
综上分析，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元朝蒙古人对青花瓷的生产和外销有直接的引导和影响，或对主流纹饰、器形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间接作用不可低估。元朝统一南北，对原有的瓷业整合，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和技术交流融合条件。整个蒙古汗国广阔的腹地，通畅的交通网络，特别是打通中西亚欧、引入西域文化、通畅陆海贸易渠道等政治社会环境，对青花瓷的生产、工艺改进、文化交流与贸易，客观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元青花来说，这算“无心插柳柳成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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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彦林2016元月20日于北京
参考资料：
《蒙元宫廷中瓷器使用初探》（台湾大学施静菲教授）
《浮梁瓷局的设置与撤销》（景德镇熊寥教授）
《最后的辉煌：落马桥型元青花》（林梅村）
《元代社会生活史》（史卫民）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上、下卷
《元青花瓷—中西亚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李辉柄《收藏》2012年05期）
《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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