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启民智到美育启蒙——看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的文化联姻

时间：2012/11/25 11:49:53 文章来源：樊琳　

沙飞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左起：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摄影 1936年 作品由王雁提供版权使用

　　1912年元月，在南京，中华民国诞生；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同年1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在《申报》上发表，昭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美术学校的诞生。自1912年至2012年，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如今同步百年华诞。中华书局，不仅凝聚了一大批怀抱共同理想的学界大家和艺文泰斗，更将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钱松喦、关山月、张伯驹等艺林巨擘的书画汇聚一堂，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艺术霞光，使上海这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文化变革思潮涌动，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艺术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书映丹青，墨染春秋，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百年同行、并世齐辉，一个世纪间，这两个名字早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符号，在中国美术史和出版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匆匆翻过的一页，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和推动着中国美育的启蒙和进程。

一、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

　　陆费逵，重视教育和出版事业，其为时人所知，起先并非他出版家的身份，而是他一系列见解独到、说理透彻而又平实可行的教育改革主张。1905年他发表的《论设字母学堂》、《论日本废弃汉字》，是我国改良文字、统一语音运动的先声。1908年秋，陆费逵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国文部编辑;次年春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主任。时与蔡元培等过从甚密，教育主张颇为一致，他也以改革教育和传播新学为己任。l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请他担任主编。他以《教育杂志》为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普通教育当采俗体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场锣鼓。陆费逵曾被人形容为“见事明、处事敏”，并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举凡学校制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制度及女子教育等，都有深入的剖析和不俗的见解。他是提出取消“读经”课程的第一人，也是“为小学生减负”的大力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如力主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初小男女同学等等，对民国初建时教育方面的兴革，影响至深。三年后，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修订新政权课程，很大程度采纳了陆费逵的意见。

　　1911年秋，27岁的陆费逵筹备创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甫一成立，首先是在教科书上，祭起了“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出版发行中小学适用的《新编中华教科书》，先后发行小学课本44种，初中及师范课本27种，体例新颖，顺应潮流，几乎独占市场，达到“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境况。民国初年，借着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不仅在教科书市场继续攻城掠地，并凭着对时局的把握，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与杂志。这既满足了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为中华书局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3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陆费逵出任局长。同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自1917年始，陆费逵拟定了出版教育丛书的计划。到1945年，出版物共计60多种，涵盖成人教育的各个方面。同时，针对“国民教育”的启蒙，逐渐创刊八种杂志。其中1915年1月创刊的《大中华》，由梁启超主编。1934年创办的《新中华》，第一期发行即过万，巴金、郁达夫、傅雷、丰子恺、杨宪益等人均为当时作者，从而与知识界建立起互助互信的同盟。

　　中华书局与学者文人的关系是良好互利的。中华书局对作者的版税从不拖欠，对作者的约稿恪守信用，约后即使不能出版，也要说明理由并支付相当的稿酬，而作者借支稿酬更是常有之事。作为委身书业的知识分子，亦将中华书局当作教育机构，在贯穿智民之梦的同时兼顾安身立命。中华书局跟文人学者的互动，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

　　陆费逵曾言“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者是赖”。并多次强调，作者和出版家都应对国家、社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也正是基于这种理念，陆费逵感到出版人文化责任之重大，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中写道：“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龌龊的。此两者之判别，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所以我们当刊行一种书的时候，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贡献于世;否则，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责罚” 。他自己不论是任主笔或做主编，笔底波澜，言论每每不同凡响。

　　1924年，38岁的陆费逵写下了“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的感言。作为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自19岁投身书业，并自许书业为终身职业，从此没有离开过中华书局，毕生尽瘁于此。“书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他以教育人办实业的姿态，践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和主张，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写就一篇皇皇“华国大文章”。

　　“印刷原为美术师，我来草昧未开时。椎轮大辂溯经历，进步于今不算迟。”1924年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会时，陆费逵已成为书业商会副会长。1932年陆费逵撰文道：“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总额九百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五百万元，中华书局二百万元，世界书局七十万元，大东书局三十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商务、中华两家印刷较前大为进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

　　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中华书局员工已有5000人。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1936年6月重任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中华书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

　　1949年以前，中华书局出书达5800余种，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少人在各学科领域独当一面或颇有建树，卓然成家。荦荦大者有梁启超、马君武、谢无量、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巴金、刘海粟、徐悲鸿等等。

　　二、印刷原为美术师

　　在这个有着墨子、沈括、郑樵、郑复光这些影像理论大师的古代文明国度里，近代却沦为思想桎梏、创造枯竭、技术落后、积贫积弱的国家。“1904年，文明书局始办彩色石印，雇用日本技师，教授学生，始有浓淡色版。其印刷图画，色彩能分明暗，深淡各如其度，终与实物仿佛。”1905年秋，陆费逵因在《楚报》上撰写持论激昂的时评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以“鼓吹革命”罪追捕，1905冬陆费伯鸿逃亡上海，被文明书局董事俞复聘为襄理并兼编辑，编著《蒙学读本》，在这里陆费逵领悟到印刷之重要性。

　　起初，中华书局先是购并组建印刷力量，将民立图书公司、右文印刷所、申新印书局等收购重组建立自己的印刷体系。1913年，陆费逵赴日考察出版业后筹建印刷所与发行所。1915年4月1 El，高时显进编辑所，成立美术部并任主任，开始以石印及珂罗版印字画碑帖，加之随后文明书局并入，更加大印行。他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购置地皮43亩，于1916年建成厂房2层楼房5幢、平房4幢，共约500间，并添建了货栈。后在1924年加以扩建，添建2层楼房25幢和3层楼房3幢，分别作为装订、图版栈房、新添轮转机机房和印刷所办公室之用。制版、印刷、装订、货栈设备齐全，技术成熟、功能完备，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印刷基地。“1915年，农商部奖励全国大实业家七家，本局与焉，得‘富拟瑯嬛’匾额。近年开始参与商品赛会，第一次为上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得头等金牌奖九。今年参与北京农商部国货展览会，书籍、印刷品得特奖者十，仪器、标本模型、风琴等得一等奖者六。又参加江苏地方物品展览会，全得头等奖”。陆费逵说：“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局放一异彩，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至1916年，中华书局已在全国拥有分支局40处，职工2000多人，一跃成为角逐商务印书馆的中国近代第二大民间出版企业。

　　“印刷原为美术师，我来草昧未开时。椎轮大辂溯经历，进步于今不算迟。”1924年上海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会时，陆费逵已成为书业商会副会长。1932年陆费逵撰文到：“上海书业公会会员共四十余家，资本总额九百余万元，其中商务印书馆五百万元，中华书局二百万元，世界书局七十万元，大东书局三十万元，此外都是一二十万元以下的了。”“全国所用之教科书，商务供给十六，中华供给十三，近年世界书局教科书亦占一部分”。“商务、中华两家印刷较前大为进步，雕刻、凹凸版、橡皮版、影写版……以及种种印法，或为从前所未有，或为从前所未精，现在颇有观止之叹。”

　　“一·二八”后，陆费逵鉴于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在闸北一带遭日军破坏而损失惨重，决定印刷所拟变集中式为分散式。总厂注重制版，而酌设印刷分所于沪、港、津、汉等处，分别供给各方之需要。1934年在香港建成占地17亩的厂房，1935年澳门路上海总厂落成，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4层楼房5幢、平房1幢，其中楼房三幢为印刷车间、一幢纸型图版仓库，中华书局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在此期间，从日本和德国购置四色凹版轮转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新式设备，同时聘请德籍和日籍技师兼取各方之长，中华书局迅速成为印刷业的先进代表，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中华还在报上刊出过广告，题日《中华书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其印刷种类有铅版、聚珍仿宋版、石版、铝版、橡皮版、凹版、凸版、珂罗版、影写版、照相铜版锌版、三色四色铜版、电镀铜版钢版等；除印本版出版物外，还承接国内外各界印刷业务，包括地图、邮票、香烟壳子、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以及政府的公债券、证券、钞票等；除了出版印刷业务外，发行所还兼营国内外仪器文具，并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

　　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中华书局员工已有5000人。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1936年6月重任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初，中华书局的营业额中， 一大半来自于印刷业务。中华书局得以有力量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

　三、言于艺术　　行于美育

　　蔡元培在中国首倡“美感教育”，一生进行了美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大量探索。他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就大胆改革教育，提出全新的“美育”思维：“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打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他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的实践，直面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针锋相对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谓“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达到“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绝洁之人格”，实现“美育之目的”。

　　蔡元培首倡“美育”，年轻的刘海粟深受其影响。早在1912年他17岁在上海乍浦路上挂出“上海图画美术院”牌子时，就有了这一十分牢固的办学理念。他曾说：“救国之道，当提倡美育，引国人以高尚纯洁之精神，感其天性之真美，此实为根本解决的问题。”在《上海图画美术院宣言》中特别指出：“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1918年4月17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书赠上海图画美术学校“闳约深美”的匾额，明示艺术教育的历史责任感。上海美专创立之初设有四个专业，分别是国画、西画、图案画、劳作。1915年1月，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增办预科及师范科。1917年聘请蔡元培、梁启超、王一亭、黄炎培等教育界名流和社会贤达为校董。1918年学校设立师范科，1921年设有中国画、西洋画、图案及音乐专科，成为中国美术及音乐的摇篮。1922年，蔡元培任美专校董会主席后开始革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并亲自从任职的北大赶至上海美专为学生讲学。

　　上海美专坐言于艺术，起行于美育。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艺术界进行了一次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开创了多个划时代的第一：一是打破封建陋习，首创大专院校男女同校，引起社会极大震撼性;二是冲决了封建伦理，倡导了科学的学术教育观，首创裸体女模特人体写生;三是首创大规模的旅行写生，开阔师生视野，打破旧式封闭教育;四是首创中国第一本专业性《美术》杂志，提倡现代美术观念和新型美术改革。正是从办学思想、教学理念到操作方式一系列的大胆举措，使这所私立性质的学校具有勃发的活力和新兴的能量，在当时凝聚锻炼了一批卓越的艺术师资，如先后担任教授的有姜丹书、潘天寿、谢公展、诸闻韵、马孟容、张大千、关良、汪亚尘、贺天健、黄宾虹、俞剑华、郑午昌等，而先后就学的有钱鼎、吴茀之、张书旂、许士骐、蔡若虹、李可染、程十发、来楚生、谢之光等，从而由师生共同构建了精英团队和大师群体，使中国美术艺苑星河璀璨，群贤毕至。上海美专在蔡元培“闳约深美”的治学方针下兴旺发展，成为了蔡元培推广“美育”政策的舞台。

　　出版是刘海粟推广美育的重要手段，早年他历任《大共和画报》、《明星画报》撰著，1914年与丁悚、张聿光等人的绘画作品，编入《振青社书画集》第一集。10月，校出版部发行美术自修书《铅笔集》四集，报道称：“画家丁悚、张聿光、刘海粟、陈抱一诸君因学堂习画范本，访问所售者，流行已久，各处学生已习见之或不足以资鼓励，于是分类担任，每月合绘铅笔画十二张，精印发行，以飨学习。其第一期业已出版。”

　　1918年10月上海美专学报《美术》杂志创刊，引起鲁迅的重视，鲁迅在评论中说：“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又在这个时候，却只看见这一点美术的萌芽，真可谓寂寥之至了。……我希望从此能够引出许多创造的天才，结得极好的果实。” 热情评价美校及刊物“开初之初，自然不能便望统一。就大体着眼，总是有益的事居多，其余记述，也可以看出主持者如何热心经营，以及推广的劳苦的痕迹”。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初创时播下的美育种子“终于发扬光大了”。

　　1924年刘海粟曾专门撰写了包括《铅笔画》、《图案画》等6册一套的全国初中美术课本——《新学制图画教科书》，新编的教科书制定了三大主旨，其一为：增进赏鉴知识，使能领略一切的美，并涵养精神上的安慰愉快，以表现高尚人格。

　　从1924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概况》来看，校教务处一直设有出版部，处理全校师生研究译著，编辑丛书等事宜外，并经营其他美术印刷出版之一切业务。学校出版编辑之风活跃，曾编行《美术界》月刊，出版周年纪念刊，校同学会则出版毕业同学录，甚至附属成美中学也出版过《春风》周刊。

　　1932年9月，上海美专校刊——《艺术旬刊》创刊，由倪贻德、傅雷、王济远、潘玉良等教授所组成的艺术团体“摩社”主编，每月上、中、下旬出版，自是年至12月共出版12期，同时亦在全国发行;当中首发了诸多经典名篇，如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刘海粟的《欧游随笔》等，当中颇多名篇一直影响着中国新美术的发展，代表了民国美术杂志的最高水平。

　　四、“艺”、“术”融合　文化联姻

　　陆费逵也曾在17岁的时候用捐集得来的23元开办了一所小学校，起初是几个朋友的一时兴起，后来其他人渐不过问，陆费逵一人支持了8个月。当时的27名学生中就有8位是免费生。小学校结束时，非但没亏空，还剩下4元几角。这一段经历和实践，孕育了他后来的教育理念。

　　中华书局与上海美专两者志同道合，自然碰撞出许多火花，中华书局以印刷反哺出版，辅佐教育，对上海美专伸以援手自不在少数。1937年上海美专新制第廿届毕业纪念刊上就列举中华书局对于读书界之贡献：编印教科书、出版各科新书、发行六大杂志、设立函授学校、创制仪器文具。中华书局所兴办事业与美专校务多有交集，两者在合作出版、人员交往、经济援助、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多有合作，翻开上海美专档案，其中散见记载：

　　中华书局为扩大业务，陆费逵与各地绅商协议合作，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中华书局分局，并先后邀请梁启超、于右任、孔祥熙、范源濂、唐绍仪、王正廷、杜月笙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担任中华书局董事，扩大了书局的影响力。1919年12月起上海美专组建校董会，而上海美专学校董事会也是阵容强大，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胡适、沈恩孚、吴铁城、孔祥熙、叶恭绰、王一亭等教育界名流和社会贤达为校董。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孔祥熙、董事王志莘也长期担任上海美专经济校董，中华书局其他董事也在上海美专募资建校时个人捐助。

　　刘海粟与陆费逵也私交甚笃，1928年11月16日，“刘海粟去国纪念展览会”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开幕。《上海画报》(15日)为此发行《刘海粟先生去国纪念展览会特刊》，陆费逵、蔡元培、史量才等为画展题词;1930年5月2日刘海粟欧游期间，陆费逵也伸以援手汇寄刘海粟4000法郎;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主办的“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在北京路贵州路口湖社举行，展出欧游

　　期间所作109幅油画及历年画作共225幅。陆费逵为画展作序，题为《海粟之画》，云：“海粟天才卓越，富创造力。……表面似八大山人，然因先治西洋画，以西洋画之规律色调，国画之神气，与海粟之个性，合而为一。此所以为海粟之画也。”至10月30日展览会参观者已达11万人。定购画件共35幅，其中2幅由中华书局购藏。

　　1934年5月22日第五次校务会议记录中第四项：去年暑期由中华书局设本校免费学额洋三十元，本届暑期艺术教师进修讲习会拟仍函请该局及商务认设暑期免费学额案。……兹为求普遍优待学员计考，即函请各专局赠送全体学员图书。1934年11月刘海粟奉令出国，由王济远代理校务，从校务报告中《两年来学校负债比较》表中来看，1933年度第一期、1934年度第二期均欠付中华书局达三十万元。

　　姜丹书为前两江优级师范图工科最优等毕业，任中华书局主任编辑等职愈二十载，曾任浙江两级师范、省立第一师范女子师范、第一中学等校专任教员，兼任教育工艺厂经理，曾由浙前教育厅派赴日本考察教育事宜。1919年6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华美育会”姜丹书担任责任委员。1927年新中华教科书开始出版，初、高小用41种，初、高中用55种，姜丹书参与编辑;1925年3月来到上海美专任艺教系兼职教授，每周五课时教手工和用器画。1933年任上海美专主办二二年暑期艺术师范讲习会导师，教授工艺理论，透视学，用器画，西画理论。姜丹书所著教科书《透视学》也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书局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店堂多有书画陈列委卖，成为书画家营生的一个渠道。陆费逵有个小故事：一位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珂罗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装时，陆费逵走过去对那位顾客讲还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作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40多元钱的书画、碑帖，欣然离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道：“是即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上海美专画家作品可通过中华书局所设各处分店渠道订购或委卖。《申报》曾刊载“刘海粟画值(二十年双十节归自欧罗巴重订)：山水，三尺至六尺，每尺三十元，六尺以上四十元;屏条，三尺至六尺，每尺二十元，六尺以上二十五元;扇面及册页，每件三十元;人物走兽，照山水例七折;花卉翎毛，照山水例对折;点景不画，劣纸不应，金笺加倍，墨费一成，润资先惠，半月取件。收件处：香港商务印刷馆程雪门、本外埠各大扇庄、上海四马路中华书局总店、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百九十六号存天阁、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上海美术学校、新加坡、北平、香港、天津、汉口、广州、南京、青岛中华书局” 。

　　1920年，中华书局在总店设立“学校工场出品部”，各处工业、职业学校及普通学校之工作出品，如女校刺绣、美校图画模型、模范工场制品，均可委托代售。

　　校教务处一直设有出版部和图书部两部，在1927年《私立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具、教具目录》中所列中国文图书约4556册，外国文图书516册，美术图书277册，各种杂志310册，为逐年购置以备学生阅览及教授参考之用。1950年的图书清册中新书2691本、新杂志526本、旧书3906，其中不少来自于中华书局捐助以及合作出版。

　　五、美育经典　中华出品

　　中华书局和上海美专的合纵连横、两强联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进入蜜月期，“艺”与“术”的文化联姻孕育非凡的美育经典熔铸中西喷薄而出，这一时期中华书局所印制的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画集及介绍西方美术的画集《世界名画集》、《世界裸体美术》、《欧洲名画大观》等精美画册，其印制质量“令出版界不胜艳羡，印刷界为之动魄”，现将这一阶段两者结合的丰硕成果作一略述：

　　1928年，《海粟近作》由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后由上海美术用品社等再版。

　　1931年，《华胥社文艺论集》，论文译者为梁宗岱、傅雷(上海美专)、萧石君、王光祈、朱光潜、徐志摩、王了一等。

　　1931年11月，《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刘海粟编)，由中华书局以连史纸、聚珍仿宋版印制。内分“谢赫以前的画论”、“谢赫的六法论”、“谢赫以后的六法论”、“气韵生动说的分歧与辩论”四章，探源索流，阐述南朝(齐)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提出之“六法”在中国绘画艺术理论上的意义与影响;认为“气韵生动是最高准则，此外五法是达到这个准则的必要条件。在创作上说，气韵生动是其他各种要素的复合;作品的实践在乎其他各种要素，作品完成后，才据其事功而判断他是否达到气韵生动”。1932年9月再版。1934年8月27日，刘海粟在瑞士伯尔尼美术院作了题为《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的演讲。

　　1932年，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世界名画集》(全七册)，第一集《特朗》(法)、第二集《刘海粟》(中)、第三集《凡·高》(荷)、第四集《塞尚》(法)、第五集《雷诺阿》(法)、第六集《马提斯》(法)、第七集《莫奈》(法)，每本作品各二十幅。除第二集《刘海粟》署名傅雷编外，其余六册均署名刘海粟编。第一、二集于1932年8月出版，第三、四集于1933年4月出版，第五集、六集于1933年11月出版，第七集于1936年2月出版。

　　其实《世界名画集》是1928年2月刘海粟应中华书局之约即开始编辑，第一集《特朗》之首刊载1930年7月刘海粟撰《安特莱·特朗》一文，文中谓“他画像时带着甘美的谐和以及那谨严的韵律，有时为原始人的微笑。他如蜜蜂一样吸尽了神秘的花园中的花朵。”“在现代欧洲的艺坛的大人物，能够承传塞尚的真义，而奠定新的出发点，做艺术史上正系的祖师的，大概就是特朗吧。”

　　1932年9月，《海粟丛刊》分《海粟丛刊·国画苑(上)》、《海粟丛刊·西画苑(下)》两册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选编起自雪玛堡直至毕加索即欧洲文艺复兴期至印象主义以后之各派绘画262幅，附以《近代绘画发展之现象及其趋向》、《近期文艺复兴期的绘画》、《文艺复兴期以后之法国各画派》等文，对各时期名家加以评论介绍。刘海粟在上册发表《艺术叛徒之艺术论》。蔡元培为《海粟丛刊》撰写序言：“中国习图画之术已数千年，西洋图画之输入，亦已数十年，而为有系统之介绍者尚少。刘海粟先生素以‘艺术叛徒’自命，新作皆表现个性，迥绝恒蹊。兹应中华书局之请，编成《中国画苑》、《西洋画苑》两册，记事插图，钩元提要，虽不能不发挥其个人之特见，而于每时期中适应时期之名家杰作，均不没其优点，使读者不致为编者一人之意见所囿，诚善本也。”

　　1934年，《潘玉良油画集》由中华书局出版，木造纸活页单面印，封面帧有自画像。

　　上海美专招收女生在当时是敢为天下先的壮举，1920年9月上海美专第二批入学的女生名册中的“潘世秀”即为潘玉良;1921年7月，潘玉良从上海美专退学后考取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招收的第一批留学生;1928年回国后，受邀担任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主任，同年11月28日，第一次个人画展“潘玉良女士留欧回国纪念绘画展览会”在上海举行，“旅沪各国侨民咸到会评览，叹为中华女子作家之冠”。1929年3月至1935年7月，她在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与徐悲鸿一起担任油画教学，培养出郁风、张安治、蒋仁、张蒨英、费成武等一批优秀画家。潘玉良先后在国内及日本举办个展五次，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1935年4月，刘海粟所著《欧游随笔》由中华书局出版。1929-1931年间，刘海粟等人游历欧洲，瞻仰巴黎、罗马等欧洲艺术圣地，结交马蒂斯等欧洲画坛巨擘, 考察西方美术源流和发展趋向。他仰慕欧洲绘画艺术，更为中国绘画艺术之堕落及不能为外人知而忧心，于是成就此书。作者在卷端著名，此书系“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旅欧三载，漫游各国，兴之所至，辄将所见所闻，信笔漫记”所汇集而成。

　　章衣萍为此书作序中有言： “刘海粟先生，他是以学术为生命，以研究学术为毕生事业的一人。他的三十年来的生命，全花在研究绘画的艺术上。我最近读了他的《欧游随笔》，觉得他对于欧洲艺术界的锐利的观察，伟大作品的批评与解释，近代与古代的艺术家的访问与凭吊，叙述精详，是不可多得的考察艺术的创作。在中国，像这样详细介绍欧洲艺术的作品，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盼望印行出来以后，能给中国艺术界很大的影响。”

　　1935年10月，《晋唐宋元明清名画大观》(全四册)，刘海粟撰辑，第一册为概论，分别系统论述晋、唐、宋、元、明、清之绘画状况，第二册至第四册刊印自晋至清之历代绘画名作。1936年4月印行再版。

　　1935年，《十九世纪法兰西的美术》(刘海粟著)，中华书局印行。内分绘画、雕刻两篇。绘画编中又分7章，论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后期印象主义等。

　　1935年12月，《世界裸体美术》(全三集)珂罗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编入文艺复兴时期裸体绘画及雕塑40幅图，第三集载裸体画页18幅，册前冠以刘海粟所撰《文艺复兴时期之裸体美术》一文。1940年7月再版发行。

　　1936年1月，《海粟丛刊·西画苑——欧洲名画大观》(活页装五册)由中华书局印刷初版，五彩及黑白印刷。刘海粟编辑，蔡元培题签，徐志摩校、郑午昌协校。书中撰文介绍：“俾阅者易于领会历史绘画发展之途径。第此既非美术史，又非艺术评论”，乃名《海粟丛刊》。“自序”中谓：“人类为争人格而战斗，为艺术、知识、道德争价值而战斗，以造成今日浩瀚之历史。”“方今国人昌言新文化，容纳外来思想，为定目标，未加抉择，以致偏于工业主义理智主义之潮流。国人为机械所束缚，为物质所压迫，致失其人性本有之自由，精神凋敝，社会混乱，更新之望以绝。救济之策，则宜唱导审美文化。”“愚编本书之意，在谋艺术之民众化。盖艺术品者乃万人之所共有，天才巨匠之作品，应贡献于全人类，不宜死藏于一二私人之手，或贮于伽蓝教堂之中，永作神秘之保护;兹为使民众得接近艺术巨制之机缘，乃取东西古今数千年来天才巨匠之名作神品，……供献于大众之前。”

　　1936年，陆费逵与刘海粟、张学良、胡适、顾维钧等509人，联合上海美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齐鲁大学、故宫博物院等九十个学校、学术团体发起筹备“孑民美育研究院”，为蔡元培七十寿辰庆贺。并拟以寿仪移作基金、制订募捐办法和起草《孑民美育研究院章程》。不料抗战旋即全面爆发，建院之举未果。而上海文化、教育的繁华梦被日军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随后的连年战火，使中国的文化经济走向凋敝而日益萎缩。

　　所幸中华书局在各地包括东南亚设有四十多处分支局，这种布局也为中华书局的百年传承奠定了基础：中华书局从上海起步、发展，移步香港、重庆度过了艰难的八年抗战岁月，到台北传输中华文化精髓，至北京迈出重生的步伐。1954年5月中华书局正式公私合营，由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上海美专1952年也和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刘海粟被教育部任命为校长，于无锡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纸上人间烟火，笔底四海风云”，栉风沐雨一百年，岁月有波澜，书香无断续，中华书局为开启民智创一代新风，上海美专为美育启蒙筚路蓝缕。百年流转，几代人的传承与坚守，中华出品、美育经典将再续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