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从古代走来的端午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认知度高、参与性强的节日。数千年的记忆积淀于此，过端午仿佛捧读一部大书，一页页内蕴厚重而令人荡气回肠。粽子、艾草、龙舟等无一不是常读常新的端午意象。而端午服饰，就更典型，更值得言说了。

端午服饰是基于实用的狂欢美饰

　　传统美饰源头往往是官方。五代花蕊夫人《宫词》写得鲜美轻盈：“端午生衣进御床，赭黄罗帕覆金箱。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生衣即鲜衣、夏衣，时尚的装饰。时尚者，追求永恒新颖也。自古文人墨客更多文字叙事，既是记录也是自述。如陆游《乙卯重五诗》：“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到了众多的平常人，更多的是口头叙事与穿着践行。岁岁年年，无论是龙舟竞渡者争先恐后的帅气扮装，或是破解恶月之邪而锣鼓喧天的驱傩奔腾，或是作为龙的子孙身着彩装的图腾扮演，或是纪念屈原伍子胥的荡舟寻觅……自古而今，千变万化，但色彩主体仍多祥瑞的红黄二色。

　　相对于表演类服饰，生活类依然千饰万扮，美不胜收。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又说燕京“已出嫁之女，亦归宁簪以榴花，曰女儿节。”《清嘉录》：“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午景。”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妇女首簪榴花、艾虎于髻。”若再追溯，唐代端午更以簪石榴花为时髦……如同阳光照亮山川大地，香包馨香弥漫，石榴痴烈鲜靓，古今上中下都因美而悦目悦神，欣然共建这一服饰语境。端午节之所以又称为女儿节，就在于它着意刷新了生命个体的视觉形象，使之在升华中得到关注与欣赏，从而恒久地滋生超越性的美饰狂欢。

端午服饰是神话语境的形式积淀

　　如果说龙舟服饰着意于表现张扬的话，那么遍及九州的五毒衣则有着神秘的意蕴。或许五毒衣出现本身就有典型意味，成为发生学上端午“恶月说”的重要文例证。五毒图纹或刺绣于裹肚，或缀饰于背心……关键它能震慑五毒于掌控之中，因而成为男女老幼的护身符。更有不少地方直接将小孩扮饰为老虎意象：穿虎纹衣裳，戴虎头帽，穿虎头鞋，沾雄黄酒在小脑门画“王”字……总之要扮成小老虎。小孩形象一经刷新便平添许多意趣。再稍稍追究，个中意蕴深深深几许啊。

　　同时，艾蒿不仅插于门庭，且以佩饰融入服饰境界。《山堂肆考·宫集》卷十一：“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陈文靘《岁时广记》卷二十一：“王沂公《端午贴子》云：‘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清嘉录》：“妇女簪艾叶”；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亦云：“妇女首簪榴花艾虎于髻；”《岁时杂记》说，宋端午男女艾蒿插头，且艾蒿上装“蜈蚣、蛇、草虫之类，及天师形相……”；《帝京景物略》记载明北京女子端午头上“簪五毒、五瑞花草”；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杭俗，妇女制乡带绝小，贮雄黄，系之衣上，可辟”……看来，这一系列贯通古今、覆盖官民的服饰意象是大有意味的。它颇似图腾同体的神圣行为而增益生命的自信与从容。从《诗经》“彼采艾兮”的唱叹，到艾叶入八宝图谱而为服饰图典，便知端午簪戴寓意祥瑞神秘、博大深邃。初看颇多童趣，生意盎然，然而它却是远古图腾与神话的现代遗痕。而饰艾为虎也值得追溯。我们从春节门神的传统神话中可知，虎原是灭绝一切妖魔邪恶的裁决性超级力量。它赫赫有威而成为佩饰，恰是取其避邪之意。且不说那虎与猴原本是古代十二章纹中尊彝的中心意象，也不说镇宅护生的神话传统，仅就蹲踞臂膀的服饰语境来看，仿佛如同那神奇的脊兽驻守在屋宇之上，给人们以蓝天晴阔、心地坦然的从容之感。

　　还有熟稔的五彩绳。因其青、红、白、黑、黄五色的丝线为环，系手脚之腕为饰，又称五彩缕、五色丝。五色齐备，聚为一束，这在中国文化格局中有着非常的意味。当传统的神话思维与五方崇拜结合起来时，五色与五方大帝、五兽等共时性相融；五色又与历史朝代历时性相吻，从而构筑成了一个意象纷繁的博大神秘世界。簪戴披挂在身，如云如雾互渗互融，融入了天地人神并在的世界。

端午服饰是令人心往神追的仪式建构

　　既然服饰不断滋生天然的“万有引力”，既然服饰积淀厚重而氛围神圣崇高，那么，古往今来不同向度的人物自然聚拢而来。权力便可化超自然力量，仪式性掌控了服饰，便掌控了资源与人心。唐太宗对长孙无忌、杨师道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唐代便有了赏赐衣带习俗。《中华古今注》说唐贞观年间，赐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旧唐书·李元纮传》载传主曾于端午节受赐紫服金鱼。窦叔向《端午日恩赐百索》诗句：“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不只中原王朝，就是边远殿堂也仿此朝仪。《辽史·礼志》写辽金帝国也要看样学样。端午时节，皇帝维系长寿彩缕才能升座，臣僚们也以获赐寿缕为荣。

　　杜甫五律《端午日赐衣》便写出了在外界看来辉煌而神秘的殿堂内的节日服饰新景象：“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外湿，当暑着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是的，我们身临其境地想想，远在大唐宫禁之内，在一个充满期待的日子里，突然接收到扮饰仪态遮蔽身心的馈赠之物，这些接受御赐新衣的宫女们怎不漫卷衣袖喜欲狂呢。崭新的宫衣原本天子名牌，而又节日初穿，细葛精致，绫罗飘逸，合体不必说，暑热时披挂在身心舒泰清爽无比，况又是最高人物所颁所赐，那衣物的内蕴颇值品咂，终身感恩才对呢。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集合体。纵观古今，天子皇家自有供奉，朝臣宫女官吏自有赏赐，而平民百姓的衣裳穿戴都在两只手上。他们的节日服饰虽有向上看齐的模拟性，但也有着礼不下庶人的宽松和自由。于是端午节民间服饰便没了刚性的规定，更未坐实到具体款式、色彩、面料、图纹等，但每逢节日人们还是要穿戴一新的，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着装习惯的。否则，老舍《端午》一诗怎会有“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的敏感与遗憾呢？再向前看，宋代谢逸怎会有“病臂懒缠长命缕，破衣羞带赤灵符”（《端午绝句二首》）一类意在言外的牢骚呢？

　　既然服饰有了仪式性积淀，既然官方可以赐衣，那么基层民众则无妨礼尚往来、平等互惠式的馈赠衣物，这是呼应。或丝织手镯，送纱罗衣裙，或府绸衣料，或香包肚兜，或夏衣手巾……不只自己制作穿戴，而且使之成为亲情与爱情的凝聚模式。神秘崇高的语境平添亲切意味，相沿成俗自古而今。都说仪式是行动着的神话，看来端午服饰在民间真的是动态演绎着的神话，是形象叙述中的仪式。

　　由此人们便知晓了端午服饰是怎样的一种语境。古今上下的呼应之时，彼此的你来我往间，服装饰物的传情达意中，节日的氛围就此烘托起来，人与人之间温馨的文化平台就此搭建起来。这是美美与共的互邀，这是亲情延续的凝聚。每一种款式，每一件饰物都无不指向了神圣与神秘，而材质、色彩、图纹等等的精美舒贴，又使其作为“恶月”的遗痕渐渐风化。服饰的语境辐射与渗透而来的，是相互间真诚的关心和祝福。年年如斯的节日氛围，不断滋生着新意与温馨，传承，积淀，而千古不磨。如此这般的民族文化生命的基因，沉浸其中者自不难感受到人类智慧的光芒。

（作者：张志春，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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