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4日，从重庆出发、先后辗转桂林和广州的徐悲鸿终于在香港登上了前往星洲的荷兰万福士邮轮。1月9日下午，在华人艺术家中声望如日中天的徐悲鸿带着他毕生的心血——1000多幅重要作品和历年搜集的中西字画，第六次来到了新加坡。下船后徐悲鸿对记者说道：“艺术家应尽其所能，奉献国家，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徐悲鸿向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对他而言，艺术永远是为国、为民、为人生的。这一次来到星洲，他肩担使命，以笔为刀，巡展义卖，筹赈救国，直到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前夕离开。

　　 生于忧患

　　 1938年岁末在香港中转停留的徐悲鸿，在画作《大树双马》上提笔作跋，感叹故国远去、亲人分离，感叹自己的漂泊不定，感叹世事的变化和家国的危难，“不胜流离兴亡之感”；1939年元旦前后，徐悲鸿又创作了《我马瘏矣》聊以自况，画面中陡峭坎坷的岩石正如他奔赴南洋的艰难路途，独立崖边、眺望远方、背影孤寂的瘦马正如国破家亡之际漂泊在外、前途未卜的徐悲鸿，寄寓着他“此去天涯将焉托”的天问和思虑；同年5月，徐悲鸿再次以马为题材作画，彼时客居星洲、奔走办展的他已满怀着要“尽其所能，贡献国家”的理想抱负，他笔下的马也是挺拔而立、长脖昂起、鬃毛凛然、回首嘶鸣、目光坚毅的，是一匹具有英雄气概、心怀志向的威武骏马。这一时期徐悲鸿所画的马是画家自身的一个缩影，诉说着其在他乡辗转漂泊的心境变化，从思乡之痛，到流离之忧，到国难之伤，再到报国之情。

　　 此次回到新加坡，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经理的黄曼士安排徐悲鸿住在芽笼35号的江夏堂，还特地把二楼的小客厅辟为画室，并照料其在新加坡的食宿用度。虽在客居中，徐悲鸿仍坚持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日清晨洗漱后即研墨作画，有时兴之所至，夜半起身，灯下挥毫。徐悲鸿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奔马（题第二次长沙会战）》《侧目》《斗鹰》《李惠望像》《群鸡》等，都诞生于此。

　　 1939年3月，在新加坡展览筹赈会上，徐悲鸿曾说：“抗战一年多来忧国忧家，心绪纷乱，作品减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在这之后，徐悲鸿将他在新加坡筹赈义展所获款项全部充为星华筹赈会救济义金，捐献给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在筹赈画展之余，黄曼士还常常陪伴徐悲鸿到各处参加文化雅集，让他与新加坡社会更广泛地接触交流，除了以举办画展来筹措救灾款项，徐悲鸿还通过给新加坡的名人们画像为抗战募捐。

　　 1939年2月，徐悲鸿赴中正中学演说，曾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激励青年学生爱国之热情，又引述孟子的语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激励人们抗战的决心。1941年，徐悲鸿又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题在中华中学发表演讲——“我国在抗战前，民气振奋，上下苦干，已渐露多难兴邦之象，最后胜利之来临，自当不远矣！”

　　 徐悲鸿有一方朱文方形印刻着“生于忧患”4个字，尽显他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关切和忧虑。在这段峥嵘岁月之中，徐悲鸿将满腔热血诉诸笔端，为唤醒民众吹响民族救亡的号角，以画笔作战，以艺术报国。

　　 兼济天下

　　 在新加坡的这段时期，徐悲鸿获得了当地华侨领袖、政商高层、文艺精英在艺术上的赞助和支持，同时，豪情侠义、有求必应的徐悲鸿还结交了诸多他乡知音。在这些友朋之中，有比他小10余岁的青年艺术家李曼峰，对于年轻人的求教他热情回信、赞赏鼓励、悉心指导，与其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李曼峰也如徐悲鸿所期“勇猛精进，勿满勿懈”“孜孜不倦，日进无疆”，艺事大进，终成亚洲美术界屈指可数的大师之一；有比徐悲鸿大12岁、尽心尽力协助他办展的骆清泉，二人相惜相怜，胜似兄弟，与徐悲鸿结交后，骆清泉积极创立艺术协会、举办展览雅集、组织学术讲座，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受群众拥护的爱国艺术家张汝器，徐悲鸿在星洲与其往来颇多、感情笃深，还特为其夫人及女儿创作了油画《母女图》；有同样远赴星洲、支援抗战的旧识——爱国诗人郁达夫，他们常常一同出席文人雅集，一人作画一人赋诗，“各记兴亡家国恨”；还有经郁达夫介绍认识的话剧明星王莹，徐悲鸿特为当时正在新加坡宣传抗战、筹赈公演的王莹绘制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并在画面上题写了“人人敬慕之女杰”，赞扬并鼓舞全力投身抗战救亡运动的新艺术女性。　　

　　 在新加坡举办画展期间，徐悲鸿曾在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九方皋》前留影，徐悲鸿是一匹踽踽独行、召唤着伯乐的良马，但他自己也是众多像李曼峰一样年轻后辈的伯乐。徐悲鸿将自己追求艺术的激情和改造中国画的理想，毫无保留地倾注在星洲，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精品画作，同时影响着他身边的挚友共同发挥艺术的价值和力量，感召着星洲的青年学生发奋图强、报效祖国，他也成为提升南洋美术水平的重要奠基者。

　　 徐悲鸿在星洲不仅秉持着“生于忧患”的民族使命，更实践着他“兼济天下”的艺术理想，如风吹万物德惠普施，是他艺为人生的一大缩影。

　　 仁风远播

　　 1941年，徐悲鸿曾短暂前往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举办画展，3月1日，“徐悲鸿先生画展助赈”在马来西亚怡保开幕，场内杰作数百帧，除原有的作品，又增设了新作《愚公移山》《放下你的鞭子》《泰戈尔像》《群牛》《马》等。《放下你的鞭子》一画被印成明信片10万张，《十马图》被印成明信片2万张，卖给南洋的群众作为纪念，并筹款支援抗战。画展持续到3月7日，闭幕时共筹得叻币9000余元。在这之后，马来西亚霹雳州民间组织——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专门颁发给徐悲鸿感谢状——“仁风远播”。　　

　　 1939年至1942年，徐悲鸿正值45岁至47岁，正当盛年，精力充沛，处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在这3年的辛勤付出中，创作了超过1000幅艺术珍品。在相对舒适且安宁的创作状态中，他不断锤炼和完善自己的艺术实践，将自我的艺术创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以马之精神喻人之精神、民族之精神，以昂首挺拔的雄鸡、逆风而飞的麻雀、奋起抗争的雄狮、直冲云霄的飞鹰，象征奋勇向前、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隐喻为国征战、英勇无畏的抗日战士，代表抗战胜利的光明与曙光，他的画作不仅是对中国画笔墨荒寒的变革，更是国民精神气质的革命。

　　 “仁风远播”是对徐悲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对其在南洋筹赈捐助、支援抗战的赞誉，同时彰显了徐悲鸿“仁者爱人，经世济民”的情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使命和“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担当。

（作者供职于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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