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忆父亲杨可扬

时间:2020-5-1 19:33:36 文章来源:■ 杨以平  

  2004年,在父亲过完90周岁生日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都说,老杨,你那么健朗,过百岁没问题,我们等着为你做100周岁大寿哦!在我心里,也期望着那一天。但是,10年前,父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一般人的眼里,我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严肃威严的人,但在与他一起生活的女儿心中,他是一个慈爱、宽厚的好父亲。在父亲逝世10周年之际,我尤其怀念他老人家。



  我们的家庭中有一位特殊的成员,我管她叫“大嬢”,在我母亲的家乡温州,阿姨和姑姑都被称作“嬢”。她是我母亲的大姐,比我母亲大9岁。大嬢是个温柔善良却又身世坎坷、命运多舛的女人。年轻时,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小她三岁的温州乡下一户地主家的大少爷郑绍虔——也就是后来改名为郑野夫的新兴版画运动前驱和闯将。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情投意合感情也相当深厚。我大嬢高小毕业,这在当时无疑算是女秀才了,那时,郑野夫尚在上海美专读书,于是两地情书往来成为众乡邻称羡的佳话。后来,我大嬢跟随郑野夫辗转上海、香港、浙江、福建等地投身新兴木刻运动,历经抗日烽火的千辛万苦。其间,郑野夫曾因中共地下党的身份而遭逮捕,我大嬢四处奔走遍托亲友才将他保释出狱。在丽水、赤石等地,虽然环境恶劣,生活清苦,我大嬢始终追随着他、照顾着他、不离不弃。他们的女儿早早夭折,儿子9岁那年,在武夷山躲避日寇轰炸的逃难途中,因缺医少药不幸染病死去,这对我大嬢无疑是无比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郑野夫的母亲病重,于是,我大嬢便代郑野夫回老家照料,直至婆婆去世。就在我大嬢滞留温州期间,温州解放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让我大嬢为死去的郑家老爷太太、客死香港的郑家二少爷、革命在外的郑家长子顶上了地主的帽子,而此时,因种种原因,郑野夫与大嬢又分了手。我大嬢心中的“天”轰然倒塌,成了一个失去儿女、失去丈夫、没有土地、没有房产的“地主”,她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她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之时,我父亲母亲向她伸出了援手,把她接到了我们在上海的家,并向郑野夫据理力争,通过法律,为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我大嬢争取到最起码的生活费。1957年郑野夫被打成右派,生活拮据,中断了抚养费,从此,我父母亲便承担了这位大姐的全部生活费和医疗费。

  我父亲与郑野夫是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我父母的结合也是缘于郑野夫,但由于这件事,我们两家便有了隔阂,从此也就断绝了往来。令人想不到的是,1980年,为纪念抗战胜利35周年,父亲专门撰写纪念郑野夫的文章,叙述了郑野夫作为木刻运动先驱者的往事,客观地评价了郑野夫对木刻运动的贡献。行文实事求是,不失偏颇。父亲作为美术出版社的领导,根据郑野夫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觉得应该为他出一本个人画册来纪念他。父亲摒弃个人恩怨,慎重提出选题建议,也做了积极奔走,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干扰,画册最终没能出版,父亲感到十分遗憾。

  大嬢和我们一起生活所带来的不便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住房,那时我们家就两间房,我小时候,大嬢和我们姐弟住一间。后来历经上山下乡,我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为了腾出一间作为我的婚房,三位老人就不得不挤到了一间房里,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卧室,又是父亲的画室,还兼作客厅和餐厅。斗转星移,四十多年来,三位老人默默地和谐相处着,爸爸妈妈没有丝毫的嫌弃,用他们滚烫的心焐热了大嬢的后半生,1994年11月,她安详地离开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收留她的妹妹和妹夫,终年89岁。

  当大嬢年迈多病时,医疗费用随之大幅上升,她无工作单位,也就没有享受劳保,全额的医疗费用就成了不小的负担。父亲享受司局级离休待遇,医疗费全免,我曾试探性问父亲说,在你配药的时候,能不能多配一点给大嬢,但他断然拒绝。虽然有些医生对离休干部的配药很宽松,但父亲决计不做这样的事。

  2015年盛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浙江美术馆举办了“榛莽之行——郑野夫家属捐赠暨东南木刻运动纪念特展”,说到东南木刻运动,郑野夫和我父亲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主办方邀请了我。想到将要面对郑野夫与后妻所生的女儿,想到我大孃的坎坷身世,我婉言拒绝了。但当我最终出现在开幕式时,知情者都说想不到。我心里清楚,父亲虽然不在了,冥冥之中是他让我不计前嫌,在心理上跨过了这道坎。
    


  记得我小时候,虽然爸爸妈妈工作都很忙,但忙里偷闲,一有空,总会带我和弟弟去附近的虹口公园玩。到了公园,爸爸把我们俩交给妈妈,就独自忙于四处写生。我们看在眼里,也学着他的样子,趴在长凳上画起来。父亲温和慈祥,从来不打骂我们。但童年时的一件小事,让我刻骨铭心,至今还记忆犹新。我小时候特别着迷“小人书”,看到入神时,什么都不顾。有一次,已过了吃饭时间,我仍执拗地不肯放下手中的书,妈妈叫,不理,大嬢叫,不睬。而爸爸没有一句话,过来一把就夺下我手中的书,见我还不肯上桌吃饭,几下子就把刚买给我的新书撕得粉碎。我号啕大哭,爸爸让妈妈大嬢都不要管我。哭了好一阵,见没人搭理我,自感没趣,只好乖乖地过去吃饭。这在我记忆中,是父亲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惩罚。

  父亲酷爱绘画,他心里非常期待我和弟弟将来也能从事美术工作。童年时,大家都说我比弟弟画得好,但当父亲发现我偏爱音乐时,就和妈妈商量送我去学钢琴,我今天能成为一名从事音乐专业的大学老师,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当初在我小时候就能尊重我的意愿,发展我的兴趣爱好。

  “文革”期间,父亲被隔离审查,工资被冻结,仅留给他15元的生活费,我们家一下子陷入了困顿之中。母亲支援三线建设,随工作单位迁到了安徽山区,弟弟住校,家中只剩下我和大嬢两人,那时我十七八岁,便当起了家。解放初期,父母的工资相对较高,当组织上要减免我们家31元的房租时,父母放弃了照顾。“文革”期间,这31元的房租便成了我们家最昂贵的一笔支出。那时,不交房租的人比比皆是,但是,父亲对我说:你妈妈寄来的钱,首先要把房租、水电煤、弟弟的住校费等各种费用交掉,宁可自己少吃点,也不要欠国家的钱,那时的我,知道了生活的艰辛。直到现在,我仍保持了勤俭的习惯。

  在我印象中,父亲自己花钱很节俭,对别人却很慷慨。美术史论学家汪子豆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穷困潦倒,生活很困难,我父亲就每月资助他5元钱,现在看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在当时人均收入四五十元的情况下,也可解决一些燃眉之急。很久以后,汪子豆对别人讲起了此事,我们这才知道。老家的亲戚们大多贫穷,父亲表态说,只要有人愿意读书,费用由他负担,这样,父亲陆续出资帮助了好几个侄、孙辈走出大山外出求学,一个家族出去多人读书,成为当时村里人非常羡慕的事。

  1969年3月,春寒料峭,还是中学生的我将远赴黑龙江“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妈妈在安徽,为了省钱,没能回上海送我。爸爸请了假到车站为我送行。父女间默默无语,心情凝重,那时他还在接受审查,在他炯炯的目光里,我看不到哀伤,只看到了刚毅和坚韧,我强忍住满眶的泪水,与父亲挥手道别。

  不久,我收到一个包裹:一只上海牌手表和一条尼龙裤。我知道,那是爸妈从牙缝里省下钱买的。在当时,手表是属于奢侈品,爸爸妈妈买表给我,是要我好好把握时间,不要虚度青春。黑龙江的冬天酷冷而漫长,爸妈知道我最怕冷,就设法弄到当时的科技新产品尼龙裤,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农村,穿着轻柔的尼龙裤,我心中升腾起阵阵暖意。
    


  在美术的门类中,木刻版画无疑是一件脑力加体力的力气活,大多数的版画家到了晚年,大都会改行去搞其他画种,而父亲对木刻的热爱是真正刻骨的爱,他一生追随鲁迅先生,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投入到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

  岁月沧桑,在当前版画不像油画、国画那么受待见的情况下,始终不忘初心,木刻刀伴随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出于他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及对艺术的赤诚之心。改革开放后,父亲精神焕发,进入了一生创作的第二高峰期,那时父亲已近70岁,深感时间的不够,很有些悔迟恨晚的紧迫感,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忘我地工作、创作了就是过去身强力壮时也没达到过的数量。


《浦江月色》


《老画家》


《大灾之后》


《绿遍江南》

  父亲80岁时,才第一次举办了个人画展,著名艺术评论家毛时安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那些充满着青春活力和时代气息的作品,竟然全都出自一位八旬老人的手笔。在这里,我们听不到迟缓的暮鼓,满耳皆是激越清亮的晨钟,响彻六十年漫长创作生涯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版画是美术中仅次于雕塑的‘重工业’。一位白发苍苍的八旬老人,放弃了夕阳下的漫步和晚年的全部悠闲,无论酷暑严寒,干着兼有木工和印匠,而且全部手工操作的笨重体力活儿,那不仅是一种生命的旺盛,更需要怎样的一种圣徒般虔诚执着献身于艺术的精神,不,那是一种终生燃烧着自己的卓尔不群的艺术信仰。……”父亲90岁后,体力已不允许他从事大的作品创作,但每年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小版画、藏书票、贺年卡问世,他请朋友篆刻了一方“九十五后作”的印章,表达了他内心的意愿。

  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在我的记忆中,他每天闻鸡起舞,起床即坐到桌前看书或勾画草图,惜时如金。即使外出,他也在时时处处观察生活,捕捉题材。2005年秋天,我们和父亲一起去七宝古镇,那天突然下起了小雨,父亲全然不顾,在雨中抢拍着难得的镜头,那雨中桥头的一幕,印象至深。那时他已九十一高龄,仍然不知疲倦地搜集资料进行创作。他对艺术的痴情投入和愈老愈见精神的艺术活力,令我们深深感动。

  父亲一生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低调到自称只是一个业余画家。在他担任出版社领导的几十年间,为许许多多的画家出版了画册与作品集,却没有为自己出过一本。父亲上过中学,进过美专,但都由于家境贫穷而不得不辍学,在他的履历表上,填的最高学历是小学,他不以读过美专而引以为傲,相反,当美专的校友会拟请他当理事时,他反而拒绝了,觉得自己读了没多少时间,不够资格。

  除了书籍和他的作品,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遗产,但在整理他遗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留下不少捐赠作品、捐款、交特殊党费的收据。没有大道理,没有任何说教,他以他的方式为儿女们树立了一位父亲的形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父亲的身教犹如绵绵春雨,默默无声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他的点滴小善集聚成大爱的口碑,将被世人长久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