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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沈嘉蔚《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创作



时间:2018/9/24 14:35:44 文章来源:陈都 陈履生美术馆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

 展览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

 策展人 

陈履生

 展览时间 

2018.09.26—2019.01.06

 展览地点 

龙美术馆(西岸馆)第三展厅

上海徐汇区龙腾大道3398号(近瑞宁路)

  2018年9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龙美术馆(西岸馆)将推出沈嘉蔚个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是沈嘉蔚上世纪70年代作品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展示

  1970年6月,时年22岁的沈嘉蔚自愿支边到黑龙江,参与开发建设北大荒,次年任宣传股美术员。1971年至1976年,沈嘉蔚每年均有数月借调至黑龙江密山与佳木斯从事美术创作。这期间,艺术家创作出反映中苏关系的油画作品《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1974年),同年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标志性美术作品之一,一度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沈嘉蔚,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布面油彩,1974,189×159厘米,龙美术馆藏


  专 题  

沈嘉蔚的《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与

兵团美术

——兼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美术体制

文 | 陈 都

  这是一篇1万7千多字的专题研究论文,依托于沈嘉蔚记录于1973年9月2日至1974年8月5日之间的日记,即其创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之完整的记录,意图详尽地说明当时沈嘉蔚的美术创作所处之境遇,及其如何在兵团美术创作机制下解决创作中的困难。而研究这一创作过程,更是认识“文革”期间的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美术展览等相关问题的重要的个案研究。

  全文分三部分:

  一、不断被否定的程式

   ——兼论兵团美术创作的选拔机制

  二、从《渔歌》到《站岗》的构思

    ——兼论兵团业余美术学习班

  三、《站岗》的创作

    ——兼论兵团美术创作学习班

  最后是结语,鉴于篇幅有限,为配合上海龙美术馆《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这里重点摘取研究《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所创作的片段。

沈嘉蔚日记

  文中人物以及背景:   

  郝伯义,1938年生,山东省牟平县人。1958年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垦区。1959年冬入北大荒画报社创作组从事版画创作。1960年进修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版画院副院长、北大荒美术家协会主席、一级美术师。当年郝伯义所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职能就是汇聚兵团的青年美术力量集中搞创作,并将作品送省、军区与全国各级美展,以宣扬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成果。[1]

  正如他所说:“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作者都应把业余美术活动看成是文化宣传工作的一个方面。二十年来垦区的作者们植根生活,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反映生活的作品。他们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配合中心工作搞宣传,有力地支持了领导的工作。领导看到他们是能‘拳打脚踢’的战斗集体,不是以‘画家’自居的特殊人,所以也愿意给以支持。”[2] 据王洪义统计,该“学习班”共持续11年,培训411人次,创作了美术作品473件,从“学习班”走出去的人,很多成为专业画家、美术学院教师、美术编辑,乃至美术界的领导。[3] 如韩书力、冯远、刘宇廉、沈嘉蔚、李斌、吕敬人、赵小沫等等。

 

[1]沈嘉蔚:《导论》,自《追求完美——刘宇廉的艺术生涯》

[2]郝伯义:《我们是怎样组织业余创作的》,《美术》1982年11期,第50页。

[3]王洪义:《知青美术源流述略》,《艺术探索》2008年04期,第7页。


1972年,沈加蔚在42团他负责布置的宣传窗前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最初构思~

  .....1973年11月9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领导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沈嘉蔚参加业余美术学习班。

  就在学习班行将结束之时,李斌和李可克等决定提前一天结束此次学习班,利用两天时间,同沈嘉蔚一道去乌苏里江采风,至于这一决定是否得到相关领导的同意,虽然不得而知,但足见其组织之松散,且恰恰因为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沈嘉蔚才有了《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的最初构思。

  众人来到乌苏里江江畔,虽然看到了被积雪所覆盖的一二百米宽的江面,江岸上的航标,对岸密密的杂树林子,及远处苏方的瞭望塔。但由于打渔队所处连队决定后天打渔,而并未看到所要看到的,就在众人决定先返回时,一位姓周的老同志联系了边防站,经得到同意,一行人等上到20米高的大架子(瞭望塔)。这使沈嘉蔚很是激动,毕竟是离上游仅百十余里的地方就是珍宝岛,而《站岗》就在此刻从沈嘉蔚的心中喷涌而出:众人兴奋地往大架子上攀登,一会儿便到了顶部的瞭望台,受到两位执勤的边防战士的迎接。这第一次上大架子的机会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在有限的时间内,沈嘉蔚形成了《站岗》的初步构思:他放眼观察,只见苏联那边没有村庄,也没有相传几十里外的铁路,只有大架子、营房,和“乱七八糟”的树林。转身再看祖国的土地,辽阔无边,有房子、拖拉机等。正当此时,沈嘉蔚的一个构思油然而生——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描绘伫立于大架子之上,庄严站岗的边防战士。

  “多好的想法呀!我都来不及高兴,只顾急急地观察塔上的一切,可以在创作时默出来。”[1]

  随后,沈嘉蔚参观了观察室,大致看完这些之后,沈嘉蔚等人就从大架子上面下来,而他则产生了极大的创作冲动——

  “我的心都不能平静,一直围绕着《站岗》的构思打转。我明白一个新的题目已把《渔歌》从今年的日程中挤掉了,本觉《征途上》画不了三个月,现在画两幅,时间正好。”[2]


[1] 1973年12月15日。

[2] 1973年12月15日。

1973年速写本1

1973年速写本2

1973年速写本3

  《站岗》从开始构图,至1974年2月底完成正式草稿。这一过程可以说非常不顺利~

  1974年1月29日,沈嘉蔚到达“学习班”,在学习了两天文件后,开始对《站岗》进行构图,至1974年2月底完成正式草稿。这一过程可以说非常不顺利。虽然在1975年第9期的《美术资料》中,沈嘉蔚把这一过程描写得非常平淡: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了实践这一教导,在兵团美术创作学习班开始后,我又画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幅草图,力求找到一个较好的了望塔角度和画面构图,来反映边防战士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尽可能深刻地揭示油画的主题思想。”[1]

  但事实上,尽管沈嘉蔚经常遭遇构思、构图被“枪毙”的事情,然而,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且在封闭的环境中——由整个兵团的美术英才组成的“学习班”里,同一主题的画作被否定了二、三十次,这种压力之下的抑郁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在整个2月份的日记中,沈嘉蔚一反常态,没有任何《站岗》构图的细节信息,而且只记录了一次构图被否定的情景——

  “今天讨论新构的稿,《站岗》新构图被否,弄得我心神不宁,十分难受!因为原来的构图我不太满意,而且,搞成肖像也不理想:这是个‘标准的’战士,很不能画得生动。心情不佳!”[2]

  所以,若我们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则不难理解在2月份的日记中,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情感问题、时政问题、电影评论,甚至如何给死于事故的女同志画遗像的记录,这都是沈嘉蔚在巨大压力之下,已经不想在日记中提及《站岗》构图的具体进展了。

[1]沈嘉蔚:《塑造反修前哨的英雄形象——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创作过程》,《美术资料》1975年09期,第34页。

[2] 1974年2月6日。

1973年速写本5 - 沃野千里

1973年速写本6 -沃野千里 

1973年出征习作

  从董振厚的革命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所抒发的豪情节奏中,沈嘉蔚受到了启发,完成了正式的草图~

  及至1974年2月底,沈嘉蔚从董振厚的革命歌曲《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所抒发的豪情节奏中,受到了启发,完成了正式的草图。

  “确定了作品的基调是抒情的,因此把画面的情节,从初稿的‘发现敌情’改为正常的值勤,以利于更深入细致地刻划我边防战士为伟大祖国站岗的庄严、自豪,又富于责任感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战士这种平时即具有的高度警惕的神态,又能使人联想到发生情况后他们的必然行动。为了能从多方面去塑造英雄的性格,我增加了一个上来查哨的指挥员。这个人物的安排还增强了地面和高耸在半空的哨棚的联系。为了更好地体现军民联防的思想,在首长的启发下,将哨棚里的战士处理成兵团战士,并选择他打电话的时刻,用电话把哨棚同地面,同后方,同北京联系起来。在地面景物的处理上,我再近处安排了一个小岛和江汊,根据江边生活得来的知识,又在岛的外侧画上两个航标,以说明这是我国的领土……”[1]

  但是,就是这幅非常接近于最终定稿的构图,却在沈嘉蔚的日记中只字未提前因后果,而这也从侧面传达出,沈嘉蔚对于此时的构图是极为不满意的,而症结就在于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到生活中,此外,刘宇廉对《渔歌》的构图也出现了困难,同样需要再次实地考察,以获取灵感,而最主要的矛盾是,待到江面冰层化冻,会大大增加收集资料的难度。因此,郝伯义批准了沈嘉蔚、刘宇廉一同奔赴饶河前沿的要求。此番再次深入“反修”一线,最主要的成果是,沈嘉蔚再次登上大架子后,解决了《站岗》的人物形象、架子结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难关已经过去了”[2],“现在对这画的信心相当大。因为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构图。深入就有基础了。”[3]同时,那种激昂的情感再次迸发出来。

  “前两次有过的感觉又出现了,而且非得在大架子上才有这种感觉,而且只因为在这种感觉的趋势下才能构思出这幅画,也只有把这种感觉传给观众才能说这画成功了,这就是:大架子上时,当你从望远镜里清清楚楚看到对方也在用望远镜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时,你便真正地、真切地感受到,你真的是站在祖国的大门口,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敌人的监视下,因此你身上肩负着祖国的尊严,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责任重大!在你的身后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八亿人民,这就叫《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并不是所有的人能真正体会这支歌的感情的!只有真正到过这最前沿的人才能体会到。因此我是感到自豪和幸福的。”[4]

[1]沈嘉蔚:《塑造反修前哨的英雄形象——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创作过程》,《美术资料》1975年09期,第34页。

[2] 1974年3月5日。

[3] 1974年3月24日。

[4] 1974年3月5日。

193年速写本 7,左页是最早的站岗构图

1974年7月4日与刘宇廉合影

  沈嘉蔚是在“学习班”的重压之下获得强烈之感性经验,乃至转化为理性创作上的突破~

  沈嘉蔚能获得如此强烈之感性经验,乃至转化为理性创作上的突破,并不是源自灵感闪现,而是“学习班”给予的条件,使沈嘉蔚、刘宇廉能拼尽全力从真实美中汲取艺术美——二人自3月2日晚间启程,到3月21日回到“学习班”,每天平均奔波(在泥泞道路和没路的积雪中行走)三至四小时以上,沈嘉蔚一双用一个月工资买来的皮靴,每天在雪水中浸泡,致使后跟很快磨秃,使得他颇为心疼。但此次历程,可谓收获颇丰,二人共画有50多幅油画和50多张头像,而且获得了无法计算的印象和生活体验。以油画平均三小时一张,头像平均两小时一张计算,平均每天画画时间大约是10小时,而且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立于严寒的室外,甚至直接坐在雪堆里,且一坐就是两小时以上,留给每天睡眠的时间仅约6个半小时,而经由此次经验所形成的修改,则成为《站岗》最终的素描稿。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人之不畏辛劳的勤奋,但这种“下乡写生”的强度,实际是基于“学习班”的影响力。一方面,隔绝兵团的其他事务,从而让学员没有后顾之忧,这才能使一双好鞋磨没;另一方面,则必然具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权力,沈嘉蔚能再次上到大架子,获得极大的权限,看到想看的,画到想画的,这正是郝伯义的影响力所使然的[14]。

  ......

  在油画色彩、油画语言方面,沈嘉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这也是百年来,中国油画发展史中的普遍问题。郝伯义自然没有诸如构图不好、形象不好,就批准“下乡写生”之类的有效解决方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虽是组织者,有辅导的责任,但我有自知之明:自己只善版画,并无油画功夫,从不敢‘辅导’油画作者”。[15]所以,对于想规规矩矩学画画的沈嘉蔚来说,也无法合当时的“规矩”——“我们到处找文革风暴刮过之后遗留下来的‘封资修’,尤其是苏联画报,找到后就传阅临摹。我们对知识的追求真正是如饥似渴。”[16]虽然郝伯义非常理解学员们的行为,但他不是中共党员,出身又非常不好,因此,作为一位如临深渊,又兼顾业务与行政的干部,他深知这些做法会危及“学习班”的生存,所以不断地“敲打”沈嘉蔚、刘宇廉等众人,甚至勒令不许临摹这些画——

  “处里再次提出,老郝便要大家讨论临摹外国画的问题。我先要求学《讲话》(作者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章节。学了——我发现老郝从未学过,连《讲话》在《毛选》中哪儿都不知,更不用说那一段在哪儿了。而我差不多全背出来了。然后按照主席教导,阐述了我的明确的态度。由于头脑里对这问题认识极为清楚,自然讲得头头是道。继之,李斌等表态与我一样,而学习班其他大部分同志,发言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使老郝不得不没有作结论:强判不许临。会并未开完。”[17]

  郝伯义这种无可奈何的处理方式自然不能服众,也将这一油画色彩的重要辅导途径给彻底断绝。但画必须画下去,作品必须交上去,因此,在行政与业务的双重压力下,郝伯义与这一期“学习班”中仅有的两位油画家——沈嘉蔚、刘宇廉[18]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产生,从怒吼着叫醒二人,到“老郝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今天则干脆说了,认为后悔,早知工程浩大,不会同意画此画,认为题材一般,水平又跟不上,现在是骑虎难下等等。”[19] 但种种施压无非是在必须保全这一集美术创作、教学为一体的重要单位——“学习班”的大前提下,促使学员在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事实上,也正是在郝伯义的连帮带推之下,沈嘉蔚才能知道如何改色彩。6月底为截稿日期限,6月24日,《站岗》终于全部画完一遍,沈嘉蔚认为“如果能大改一两次那么可能还好些,但是看来只好到此为止了,这是要遗恨终生的——因为不大可能再重画了。”[20] 此时的沈嘉蔚并非不能大改,而是不知道如何大改,但恰恰是从长期积郁之下解放出来之后,沈嘉蔚去看了一部彩色电影,回来后立刻就着手在色彩、调子上大改《站岗》,他是这么描述当时心情的:

  “回来再看《站岗》,觉得是一幅单色素描,顿时觉得跌进了深渊。‘没有色彩’的感觉原来也有,不如今天强烈。当然同刚看完彩色电影,光线不好有关,但那也不能忽视基本因素。主要是我忽然深切地感受到:半年的心血,多年的期望,将要败在这失败的色彩上,真糟!回忆一下72年还算新鲜的感觉:没有颜色的《雪》(《初尝完达雪》)挤在军区美展作品中显得那么阴沉,可恶,真使我可怕极了!我下了个要引起一定后果的决定:明天动手大改色彩,从脸开始。如果顺利,起码三天,不顺利?——不堪设想。但是,豁出来了!为了色彩而白费心血,这多么可怕又荒唐呀!”[21]

  这一决定无疑地招致了郝伯义的最后通牒,然而,风险确是值得的——“再回想了如原来样子拿出去真是太不行了。”[22]恰逢此时,郝伯义拿出了替代临摹外国画作的方子,给“学习班”的学员放了一部彩色纪录片《美术园地新图画》,而在这部影片的启迪下,沈嘉蔚立刻找到了方向,用两天时间,即改到7月4日凌晨2时,迅速完成了整幅画色彩的大改。至此,《站岗》一画最终完成,而沈嘉蔚对《站岗》的色彩和此次创作有如下总结和展望:

  “两年前看美展时的现已失去的强烈感受,这两个月来摸索了很久也没有再能得到的色彩感觉(这种随时间消逝而磨损了的感觉被天天充塞眼前的印刷品所彻底扑灭了。该死的印刷品恨不得撕了它们!)顿时又回来了!然而,回来得太迟了!如果早在一个月以前,它将带来强烈的创作欲能促使我画出比现在这一幅好得多的画来(虽然还是不行的),而今天,它带来的只能是强烈的痛苦!失望!使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所面对的既成事实:我失败了!半年的,不,两年来的心血又白费了!这并不是我要想画成的那幅油画!并不是!它仅仅在形象构图和部分素描上还有点原来想法,而色彩则完全不是!可为什么会画成这样?我无法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即使这画能入选,我也是失败了,因为我重新发现我根本不想画成这种“调子”的油画。何况,这画根本不能入选全美(作者注:全国美展)资格的,这一点,对于我又是何等的重要!不为名不为利,就在于打开一个局面(年年白画),为进一步创作能创造些条件。而今,确实,再这么“爬行前进”下去,我们将一事无成!而我们全部生命的意义都在这上面,我们全部生命的赌注都押在这上面呀!的确,前景是可怕的!这次再白画,明年又没有美展,后年水平再上不去,以一张油画孤注一掷,再白画,那么三十岁以前是一事无成了。不堪设想!不堪设想!我只能不去想它,我并未完全丧失自信。还有至少两年的奋斗时间,到那以后悲观也来得及。现在需要的是相反——拼了命的去努力突破一切障碍!现在对我来说关键的关键在油画色彩。那么就去突破吧!今年美展机会一定要充分利用。”[23]

  综上所述,再回顾沈嘉蔚创作之全部过程,及“学习班”所产生的作用。在“学习班”中,郝伯义无疑是一种高要求、高标准的权威,不断地否定沈嘉蔚的素描稿,又能提供了足够的机会和资源,使沈嘉蔚通过深入生活,并逐渐地解决了素描稿中的构图问题、大架子的结构及人物形象的问题。但在色彩方面,沈嘉蔚却是在兵团美术创作机制的逼迫之下形成了突破,但在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正如沈嘉蔚所说:“只能说是不能不结束。不过也画不下去了。我只希望能重画一幅,那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的。现在这幅样子,真叫人难受!无穷的遗憾。”[24]

[14] 1974年3月4日。

[15] 郝伯义:《美术班的尖子》,见沈嘉蔚:《刘宇廉文存》,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450页。

[16] 2008年4月28日。

[17] 1974年4月5日。

[18]嘉蔚:《宇廉,你在哪里?》,见沈嘉蔚:《刘宇廉文存》,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599页。

[19] 1974年5月14日。

[20] 1974年6月24日。

[21] 1974年6月27日。

[22] 1974年7月1日。

[23] 1974年7月2日。

[24] 1974年7月5日。

1974年2月到乌苏里江写生

习作 1974.2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完成时的照片,两个脸部被改动之前的原样

 展览 

《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特展

 策展人 

陈履生

 展览时间 

2018.09.26—2019.01.06

 展览地点 

龙美术馆(西岸馆)第三展厅

上海徐汇区龙腾大道3398号(近瑞宁路)

  2018年9月26日至2019年1月6日,龙美术馆(西岸馆)将推出沈嘉蔚个展“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这是沈嘉蔚上世纪70年代作品在国内的首次大规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