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特展学术沙龙杭州站现场

　　这几日，两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司徒雷登、罗家伦信函密文”亮相“较量：中国艺术·重要文献特展”，杭州湖畔大学新址上，一番历史与未来的“较量”正热烈上演。

　　来了，司徒雷登！

　　对杭州这座城市而言，“司徒雷登”是十分亲切的人物。这个出生于杭州、说着一口流利杭州方言、爱吃杭州本邦菜的外国人对很多杭州人而言，有类似“老乡”之感。

　　因此这次有关他的一批珍贵资料的来到，具有十分特殊的“归属”意义。

　　较量：中国艺术 · 重要文献特展  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展览现场

　　本次展出的文献包含司徒雷登一生最为重要时期的两本外交日记、带有证件照片的驻华护照；首次公开司徒雷登返美后，与李宗仁、张群、孙立人、汉学家费正清、美国媒体大亨卢斯等人的往来信件；司徒雷登与家人信件、照片，《母亲传记》（司徒雷登母亲为中国建立第二所女子学校）；燕京大学的创建历史与建校意义等约300余件文献。涵盖司徒雷登个人生活、传教、教育、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罗家伦是浙江绍兴人，与杭州渊源深厚。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外交家、国立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194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此批文献包含罗家伦在印度几乎全部公文、密函及部分私人信函，更包含自1941年至1951年国民政府驻印度公署、大使馆的机密公文。

　　较量：中国艺术 · 重要文献特展  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展览现场

　　两批文献自面世以来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百年间，“中美”和“中印”之间的大国关系经历几多变迁，司徒雷登、罗家伦均属期间见证人，两批文献堪称揭示历史真相的钥匙。

　　展览期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陈香梅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卫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严泉，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杨齐福，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周东华，文史学者、杭州名人纪念馆研究馆员、《走近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画传》作者沈建中等专家学者到场，深入探讨这批文献的全方面价值。沙龙由在艺&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主持，带领嘉宾就司徒雷登、罗家伦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司徒雷登、罗家伦重要文献的文物、历史与文化价值，以及当前司徒雷登、罗家伦最新研究学术热点三大话题展开讨论。

　　沈建中：文史学者，杭州名人纪念馆研究馆员，曾出版《走近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画传》等著作

　　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陈香梅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

　　沈卫威：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张仲民：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严泉：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

　　谢晓冬：在艺科技、云杪文化创始人

　　本文特攫精华，以便观者更深入了解两位的精彩人生。

　　（以下文字源自沙龙现场发言的文字整理稿，今授权发布）

　　关于司徒雷登和罗家伦，他们在杭州聊了啥？

　　沈建中：据我了解司徒雷登的文献从1988年开始，由美国傅泾波的后人开始捐献给中国，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颇深，这批文献后来的留处有三家：受捐的单位第一家是南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第二家是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第三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三家受捐单位获最大数量的司徒雷登文献捐赠的是北京大学，接收捐赠四批共近三千件（册），文物或是文献，包括很多，信、信札、书、手稿等等。当然也包括傅泾波先生写的。傅泾波先生是了解司徒雷登迈不过去的人物，而且这三批捐赠文物主要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傅泾波故居，现在这个住所还在。

　　司徒雷登父亲的照片

　　我谈一下美国傅家捐赠文物的事情：2005年9月，傅铎若、傅海澜姐妹再次捐赠文物给故居，2006年5月，他们最小的弟弟——美国陆军退役将军傅履仁当选美国百人会第四任会长，期间，他与来美访问的浙江省主要领导有了接触并谈到司徒雷登骨灰安葬至今未能落实情况。

　　2006年8月，傅海澜第四次捐赠文物，这批文物比较多的是一批1946年司徒雷登过70大寿的时候一批书画作品，这批书画很珍贵，有很多名人，由于故居现在陈列条件不够，恒温恒湿条件不够，展陈的是复制件，原件都在杭州名人纪念馆的文物库房放着。

　　这一年的11月9号，傅家傅铎若、傅海澜、傅履仁姐弟三个联袂到故居参访，当时就在故居门前举行很隆重的遗物捐赠仪式，省市一些领导都到了；浙江方面采取一些有益的做法，所以到了2008年11月17号，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安葬在杭州安贤园，了却他一桩心愿。

　　曾在冰心婚礼上使用的婚礼启礼书

　　张群给司徒雷登的信

　　与司徒雷登有关的一个建筑是基督教天水堂，他的父亲是天水堂第一任住持，2009年9月天水堂重新修缮开放，基本恢复原来的主体建筑。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下面我谈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情况。为什么傅海澜要把大批量的东西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三批受捐数量最多的单位。傅海澜把这么大批量的东西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与美籍华人国仲元先生有关，他早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傅海澜向图书馆捐赠司徒雷登文献起了牵线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9月26日，傅海澜一行向北大图书馆捐赠第一批文物。这批文物里面包括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的来往信件，以及傅泾波的藏书。同年，傅海澜用邮寄的方式把司徒雷登另一批文献寄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2012年2月，傅泾波次女傅铎若出版了《傅泾波书信》英文版，里边有很多书信，包括司徒雷登给傅泾波的信，傅泾波给女儿的信等。2013年，北京图书馆特藏部完成了接收工作，7月1500余件英文书信全部编目完成。9月傅履仁再次参访北大图书馆，听取汇报后，答应继续捐赠老照片及书信。

　　2014年4月份，北大图书馆印行《梦回燕园:——傅海澜捐赠司徒雷登书信选辑》。选了其中一本书信很有意义，可以透露司徒雷登回忆录手稿的下落，现在是日记，他大量的是手稿，还有手稿的点校清帐到哪儿去了，这封信里都有透露。

　　普利策奖评审主任Topping给傅泾波的信

　　陈红民：我来参加沙龙之前咨询罗家伦的侄女罗久蓉，她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罗久蓉联系她的堂姐、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罗久芳回应她说：在罗家伦原先估计，1949年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和台湾断交，撤离使馆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想不到印度方面突然决定建交，而且要求台湾外交机构必须马上撤退，很决绝，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很多资料临时来不及清理了，后来流失的可能性很大。

　　以前我们对罗家伦的了解，多集中于五四运动，他担任两所大学校长、及之后驻印大使，到台湾后1968年过世。很少人注意他到台湾后做了些什么？他从1950年开始做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主任委员，之后又做“国史馆”的馆长，分别在国民党和政府系统里是主管历史文献最核心两个部门。

　　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知名学刘维开认为，罗家伦在党史会期间最重要的建树有三条：一是编辑出版了大量国民党党史史料，包括大型系列史料集《革命文献》与《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条是培养人，罗家伦自己专业不是历史研究，但他在党史会培养了有两个重要学者李云汉和蒋永敬，把他们培养成在台湾首屈一指，在全世界也有名的国民党史研究学者，包括后来的吕芳上等人也是在罗主政党史后期进入了，同样得到他的栽培。

　　第三是对外国人或是海外华人开放国民党党史的档案，当时韦慕廷、吴相湘等海外学者，到台中的草屯党史会去看档案，这也是不得了的有开创性的事情。

　　昨天我也在想：假如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忆罗家伦，他是什么定位？教育家没有问题，社会活动家也可以，但好像还不能概括他的全部。

　　耿修业给司徒雷登的信

　　沈卫威：罗家伦绝对是位文学家，他在五四时最初身份是北大新潮社诗人，写的几首歌也很重要。这个人是一个全才，但真正意义的身份是个文人。他在1934年创作了最经典的一首爱国歌曲《玉门出塞》，很经典。文学的记忆和历史的呈现往往会超越政治，一百多年来最好的爱国歌曲绝对是罗家伦（创作的）。

　　接下来说司徒雷登。第一，司徒雷登和传教士对新文学贡献最重要的是对白话文的推动。第二，他在燕京大学“启动”了新文学的教学研究。

　　司徒雷登太爱这个国家了，这让我们今天很感慨。

　　严泉：研究者可能不太关注罗家伦先生早年的一段重要外交经历，就是国民外交。当时国民外交兴起，华盛顿会议期间代表的人物就是罗家伦先生。他在召开之前作为在美留学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会议召开之后，还继续在美国为中国的外交发声。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觉得还是要关注他早年的经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的情怀和抱负，很完整地把他的人生脉络连接起来，对他的认识会更加全面。

　　关于司徒雷登先生，同样面临一个简单化的历史定位，我们关注较多的是驻华大使短暂几年的经历。实际上，他长期是作为教育家在华存在，他在中国有广泛的履历。

　　今天这样一个珍贵文献特展，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很好的史学教育。它会激发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从一个非自主性的角度来了解真实历史的面向。

　　我就从今天两位主人公的经历谈两点认识：

　　一，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燕京大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事情，燕京大学某种意义上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只存在了33年，办学时间非常短，但却为国家培养了70多位院士。作为校长，司徒雷登在教育管理、教育理念等方面的思想肯定值得我们重新研究。

　　第二，历史文献对关注历史的真实面向很有帮助。如常讲司徒雷登晚年很凄惨，但如果对历史档案文献做一些深入了解就知道，他是有保障的。傅泾波先生后人口述回忆中也提到他中风之后在家人精心照顾下身体是恢复的，基本自主没有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今天这样一个面向公众的活动，是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入，也能够更加接近真实的一面。

　　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别了 司徒雷登”报纸原件

　　谢晓冬：严老师谈到，学界很多问题已经有新的研究结论，觉得这个事没有问题了。其实不然，老百姓不知道，尤其是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很麻烦。所以传播很重要。

　　这些历史人物也确实需要不断反复讨论，随着新材料、新研究视角的发现，会提供更好的组织基础，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多去传播这些研究结论。

　　张仲民：我今天重点讲罗家伦。以前看一些史料发现他蛮有意思，比如张元济的书信里就有讲到1924年底，张元济因为蔡元培推荐张元济可考虑招罗家伦为婿，遂一度曾托胡适帮忙打听罗家伦个人及家世情况，想物色罗家伦为其女婿。后来此事虽未成，但1925年罗家伦留学期间出现经济困难之时，张元济先后两次资助其1500块大洋，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款项，1926年底罗家伦家庭出现困难之时，张元济又通过商务印书馆资助罗家五百元。这些欠款罗家伦到1935、1936年时才还清，尽管这时张元济经济上非常紧张，但仍表示不需要再还，最后在罗家伦坚持之下，张元济才收下。1937年罗家伦再次还给张元济一千元，张元济就坚决不再接受了。

　　其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创所所长郭廷以，也是罗家伦的学生，先后追随他在清华、中央大学，坚持以研究近代史为业，以及后来从事近代史的教学、管理工作，包括后来创办近代史所，都跟罗家伦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罗家伦自己在史料方面有很多贡献，而且身体力行，留下很多口述史料。尽管作为一个公务人员有些看法不能公开讲，但是私下里通过自己的书信、日记或学生的记载，可以看到他对一些人和事情的很多评论。

　　哈佛燕京学社创设的意义和经过

　　谢晓冬：这批文献基本没有公开过，涉及到的外交史料很全面，不光是罗家伦个人，所以我们正在跟永乐文化推进的一个事情，就是把这批资料的数据公共化，不然拍掉之后资料就见不到了。

　　杨齐福：司徒雷登是一个复杂的、多重身份的人：传教士、教育家、大使。后面这两个身份一定要跟传教士的角色联系在一起，才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贡献和地位。理解传教士很困难的地方在哪儿？一是时代的错位。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脱离了那个时代，又经过这么多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再回到那个时代理解就有距离。二是认识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史料的问题。所以今天看到《司徒雷登日记》、电报、书信，我就很高兴。这些东西提供了我们重新理解或者是认识司徒雷登的另一个窗口。

　　谢晓冬：这批文献中有司徒写他母亲的回忆录，从来没有发表过，非常珍贵。他父母都是传教士，传教士其实是他一生的底色。请问周老师，您视角中的司徒雷登是什么样子？

　　周东华：从职业身份来说，司徒雷登确实首先是传教士，其次是教育家，最后是外交家。这只是我们对他进行身份界定的一种方式。但是从他自己的文化认同来说，他不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司徒雷登是典型的杭州人，说一口杭州话，喜欢吃杭州的食品，最后我们也送给他一个荣誉公民的身份。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司徒雷登从骨子里来说更像一个中国人。同时，司徒雷登在中国是经历过大事件的人，这跟很多人不一样。如辛亥革命、全面抗战、国共内战等，这批材料中有他1949年的日记，特别珍贵。

　　谢晓冬：我们发起系列巡展和座谈，初心之一也是为了纪念司徒雷登和罗家伦，两位都是20世纪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司徒雷登，为中国做了太多的贡献，今天很多人不了解他，这是让我们感到很遗憾的地方。今天举办沙龙的很重要一个初心就是希望通过这些讨论唤醒大家对司徒雷登的纪念。

注：文中图片由在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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