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贝克曼，《小木屋》（Cabins, 1948），油画，40,5 x 190,5 cm。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Madrid），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The Museo Nacional Thyssen-Bornemisza）正举办着马克斯·贝克曼的作品展。这是西班牙近20年来第一次为这位流亡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进行作品展览。尽管这位流亡艺术家的作品风格在其职业生涯上呈现出一种对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ivity）的趋向，马克思·贝克曼（1884-1950）本人却开创出了一种独特的绘画方式——以现实主义的外壳包裹着象征主义的内核。这种表现手法的应用构成了他对他那个时代有力的表达。本次展览由马德里自治区赞助，后续将在巴塞罗那的储蓄基金会博物馆（CaixaForum）进行展出。作品展将从2019年2月21日开始，展出直至5月26日。

　　 本次展览由美术史学家托马斯·罗伦斯（Tomàs Liorens）策划，展出了共计52件的马克思·贝克曼作品。这些展品中大部分为绘画作品，兼有少量雕塑和石刻创作。此外，这些展品多是由博物馆和全世界的收藏家向外出借，其中不乏这位艺术家最为知名的作品，例如：《船》（The Boat，1926），《社会》《巴黎》（Society，Paris，1931），《霍恩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Horn，1938），《城市》《夜莺》（1950）等，甚至还有《阿耳戈英雄》（The Argonauts，1949-50）这件贝克曼去世当日创作的这件三联画。

　　 这个展览总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规模较小的部分关于贝克曼早年生活经历。该部分从艺术家于一战前在德国刚获得公众认可的时期说起，以1933年因被纳粹主义驱逐且作品被禁止在公共场合展出而结束。该部分作品也因此以其时期的特殊性而被选中。而展览的第二部分则与艺术家因被强制要求离开德国，在阿姆斯特丹（1937-47）和美国（1947-50）漂泊的时期有关。该部分展品的主题只有一个：“流放”。这不仅仅是对贝克曼整个人生的一个字面上的概述，也是对艺术家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描述。也正是因为如此，耗费了贝克曼大部分心血所创作出来的喻义作品（贝克曼所有的三联画和大型油画都是这样有象征含义的作品）成为了本次展览上最为突出的重头戏。除此之外，部分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等这些贯穿贝克曼职业生涯的传统题材作品也有参与本次展览中。

　　 可以说，展览的第二部分是围绕四副含有暗喻意味的作品进行展出的。《面具》（Masks）聚焦于在流亡地因身份丧失而产生的自我身份迷失；《电力巴比伦》（Electric Babylon）关于成为了流亡首都的令人眩晕现代城市；《漫长的告白》（The Long Goodbye）则在探讨流亡与死亡之间的平衡；而《大海》（The Sea）则是对一幅对“无限”的隐喻作品，是一幅关于诱惑和异化概念的作品。

　　 《面具》

　　 “德国有着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的特色”，这样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贝克曼那一代人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情感来源于“生活的情感”，而非理想的美。然而，这一种观点一直受到社会的压制和不明的限制。不过随着德国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又终于开始在现代社会里重新出现。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这种新的自信和自尊又再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于危机的敏感感知。而在艺术领域，自然主义也因此为表现主义所取代。

　　 贝克曼早期的绘画作品风格兼收并蓄。他的作品中能看到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和路易士·柯林斯（Lovis Corinth）的痕迹。除此之外也依稀能看到上一代德国艺术家的踪影。然而，对贝克曼的绘画风格影响最为长久和深远的是塞尚（Cézanne）。贝克曼将塞尚与画布的二维性结合了起来，成就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主要也最令人痴迷的部分。

　　 贝克曼看来，这世上根本没有“基于新理论的绘画”这么一说。他认为，每个艺术家的独特性成就了每个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每个人都是新元素。他将自己与欧洲传统绘画对立了起来，并以此为其早期的工作重点。这也因此使得他成为了他那个时代表现主义画派中先锋人士。

　　 在贝克曼的职业生涯早期，他设计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绘画，这种绘画是现实主义的，是“当下的”（“of the moment”）。这种新型绘画给她带来了成功，并开始为当时的艺术界所接受和认可。1913年，他的第一个专题画展使他声名鹊起。在同一年，贝克曼将柏林街景的新主题引入到了他的创作当中。虽然这一主题后来为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画家所采用的，贝克曼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则是与他们有着明显不同。在他的作品中，他通过画家的眼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窥探世界的视角。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战争改变了一切。贝克曼与同他一代的许多德国艺术家一样，应征入伍当了志愿者。但对于贝克曼来说，此举不是出于爱国主义，而是出于追求一种能改变人生的体验的心理。而他的这次体验最终成为了他的一种艺术学习形式。1915年，由于神经衰弱的问题，贝克曼暂离军队。同年，他搬到法兰克福（Frankfurt），并在一直那里居住到1933年。这段时期，贝克曼的声誉逐渐增长。

　　 贝克曼于1918年这么写道：“我热爱绘画，因为它迫使我保持客观。没有什么比多愁善感更能我厌烦的了。”贝克曼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艺术家，他利用这些观点确立了战后美学的流行趋势。然而，当这种美学被冠名为“新即物主义”并成为一种时尚趋势时，他拒绝被以任何方式被贴上标签。

　　 在纳粹主义兴起的那些年里，贝克曼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他是法兰克福著名的公众人物。尽管贝克曼的画作追溯了德国的根源和部分的现代，但他仍与犹太社会精英格格不入。1933年，贝克曼回到了柏林。然而，德国博物馆不再展出他的作品。1937年，在颓废艺术展（Degenerate Art）开幕的那天，贝克曼乘火车去了阿姆斯特丹，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1933年至1937年间，贝克曼最重要的创新就是创作出了一种新的画幅形式——三联画（the triptych）。这一绘画形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其他德国画家采用。对贝克曼而言，这种绘画形式代表了他对中世纪德国艺术的有意识的借鉴，并将20世纪的德国绘画与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过去联系了起来。作为一种供公众消费的绘画形式，三联画逐渐取代19世纪的大画幅沙龙画。这些作品不仅是贝克曼的创作成果，同时也反映了贝克曼本人与世界的关系，反映了他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类命运的看法。

　　 流亡带给流亡者的第一个影响是流亡者对自我自然身份的质疑。可以说，任何被逐出家园的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身份。比方说那些穿着面具和服装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流浪艺术家、马戏团和歌舞表演。这种影响的另一种体现就是狂欢。贝克曼关于这部分的作品主要有:《霍恩的自画像》。这是贝克曼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几个月中所创作的两幅自画像之一，也是他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在贝克曼的意识中，流亡总是与伪装和身份危机中最邪恶的一面联系在一起。

　　 《电力巴比伦》

　　 大城市总是被认为是现代人丧失身份的代表性场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过在更早的事例当中，《圣经》就讲述了犹太人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故事。在那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神圣归属感被抹去，受到了大量的折磨。因此，在《电力巴比伦》中，巴比伦指代的是现代都市。在这里，城乡、自然、人工、昼夜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其结果是迷宫般的酒吧、赌场、舞厅和各色表演，诱惑和堕落就这么呈现在了圣子的面前。用贝克曼的话说，在现代大都市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成为了德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这部分还展出了一些贝克曼在生命最后几年中创作的水彩画。

　　 《漫长的告别》

　　 离开，意味着一点点地死去，或者死去。流放是死亡的象征，反之亦然。虽然贝克曼是一位艺术家，但他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就一直质疑着他的德国身份。随着新德国的产生，他眼中流亡和死亡之间的平行关系成为了现实。离开德国后，贝克曼在阿姆斯特丹定居，过着匿名的流亡生活，前途未卜。这也是他新生活的开始。这位艺术家在阿姆斯特丹创作的第一部大型寓言作品名为《诞生》(Birth,1937)。几个月后，《死亡》也被创作了出来(Death,1938)。虽然两幅画是单独销售的，但它们似乎其实是设计成一套的。作品采用水平格式，有着明显的成分和图像平行。

　　 生与死是两个大入口，是单一的实相的正反面。它同样也是一种流亡形象。人们生来就是四处漂泊的艺术家，不知道生活对他们自己意味着什么。人们像过客一样死去，结局未知。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纯粹的放逐和苦难。生命是一种折磨，没有人能逃脱命运的力量。在生命的漫长告别中，欲望驱使着人们前进。

　　 《大海》

　　 海是贝克曼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要主题之一。海是旅行和流亡的象征，是一种无限的延伸。在海之中，其中没有什么是静止的。海是一种媒介，人类的存在就像是河流流向河流的尽头，为海所净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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