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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两提“敦煌学”

时间:2019-6-19 19:22:19  来源:收藏快报 肖伊绯/四川成都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一(展出品),出自莫高窟第144号窟五代时期壁画,画像为毗沙门天王子。此画像长期为一喂马槽所掩盖,马槽拆卸后,壁画始全部显现

  1931年2月,当时的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敦煌劫余录》出版。这部由著名学者陈垣编纂的巨著,一经问世,迅即确立了“敦煌学”这一概念及学术潮流。此书“著录写经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均于检目注明之”,将“今藏北平图书馆,原出敦煌县南四十里之千佛洞”的古代遗书全部检查整理而成。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二(展出品),出自莫高窟第134窟唐代壁画,画像为弹奏凤首一弦琴的伎乐菩萨

《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

  事实上,继王国维、罗振玉等前辈学者所开拓的敦煌遗书的研究路径之后,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已渐成风气,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潮流。而此刻,“敦煌学”之所以因《敦煌劫余录》一书迅即确立,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此书卷首那篇陈寅恪所撰的序言。

  陈寅恪序,开篇即语“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开篇阐明学术潮流应有之义,随即于第二段即提出了“敦煌学”概念。文中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接下来,陈寅恪还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大研究方向,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陈寅恪此序写于1930年4月,之后迅即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年第1本),其发表速度甚至比《敦煌劫余录》的出版速度还要快。此序发表之后次年,《敦煌劫余录》方才出版。也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敦煌学”之说有了在学术界两次登场的公开表达,“敦煌学”也因之更深入人心。

  事实上,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成果,虽然不是完全倾力于敦煌学研究,但确因敦煌学的专题研究屡有创获,且又在专题研究基础之上,将这些研究成果渗透到中国历史各个领域的考察之中,也不乏硕果。譬如,陈寅恪先后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敦煌学专题研究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且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中也使用了一些敦煌文献。应当说,陈寅恪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

  上述陈寅恪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对陈寅恪其人其学稍有了解,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都已然明了的史实,在此勿须赘言。只是陈寅恪对“敦煌学”这一概念还有一次拈提,已是为《敦煌劫余录》撰序14年后的事了,对这一史事,十分了解、充分领会的人还不算太多。

  时值抗战末期,1944年1月21日,陈寅恪又再次拈提“敦煌学”,并非是因敦煌遗书的研究又有了什么更为丰硕的成果,这一次是因敦煌壁画的美学价值与艺术地位。

  原来,著名画家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于1943年回到其故乡——四川,完成了20万字的著作《敦煌石室记》,并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轰动一时。当时,陈寅恪应邀观展,写了一篇《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的短文,将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艺术,略加阐扬,完成了确证“敦煌学”成立的又一次重要抒写。

  与张大千“跋涉八千里,历时两年半”的“艺术苦旅”截然不同,当时身在成都的陈寅恪,也曾经历了一场“学术苦旅”。这一场“学术苦旅”始于“七七事变”,始于与其父及其家人的共赴国难。1937年9月,其父陈三立为北平沦陷忧愤绝食而死,陈寅恪为之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当年11月即携眷南徙,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期间闭门治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8月底,离开桂林前往重庆;12月下旬抵达成都。此时的陈寅恪,与正在成都办展览的张大千,不期而遇——这一次学术与艺术的偶遇,却是敦煌学与敦煌艺术的交相辉映。

  可以想见,当时右眼失明的陈寅恪,用左眼看完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之后,是何等的感触与感慨。他为之写下的观感篇幅极简,原文如此:

  观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之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

  三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陈寅恪

  这篇不足300字的观展感言,刊印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之上,于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印发。时值抗战末期,此次展览虽盛况空前,但毕竟因战事与历史原因,随展印发的这一册特集,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亦不多见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已再版新版多次的《陈寅恪集》之《讲义及杂稿》一编中,此文题目仍然漏了一个“观”字,而原载时间,也误为1944年4月。

  70余年后的今天,抚读这一册特集,陈寅恪两提“敦煌学”的史事,翩然纸上,令人感慨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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