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毛公鼎来，在我国史学界、考古界，以及古文学学者中间，恐怕是无人不知的。这件被誉为“一代重器”的西周时期的青铜鼎，造型素朴有致,连耳通高53.8公分,口径47.9公分，重34705克。腹呈球圆形，下面铸有三条马蹄形足，双耳立于口沿上。全器仅在口沿外侧铸有饰重环纹一周。给人一种稳定典雅的印象。

　　这件看来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鼎，却备受学者们的青睐，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它的腹内器壁上，铸有一篇长达497字的铭文，这样长的铭文在迄今已经发现的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内容十分重要，记述着周宣王(公元前826年一前782年在位)把国中政事委托于叔父毛公盾，告诫毛公賡要谒尽忠诚，好好治理国家;与此同时，还赏赐给毛公唐许多财宝。为此，毛公膺感恩戴德，特为铸造了这件鼎，一来为了铭记周王的恩典，以表示感激。二来为了记录这一桩殊荣，并传之于子孙后代。这篇铭文涉及到西周晚期国内的政治情况,补充了史书的缺载，是一篇难得的研究周代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文献。因为这个原因，毛公鼎便“名声大著”，成为了希世之珍。

　　毛公鼎在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间,发现于陕西岐山县。这里是周人的发祥地，称周原,先后出土过许多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古董商人苏亿年将毛公鼎从陕西运到北京，旋被当时的著名金石鉴赏家兼收藏家陈介祺获悉，出重资将鼎买了下来,陈介祺号董斋，山东潍县人，博雅好古,嗜爱金石与古文字学，平生致力于古器物的收藏，拥有陶器数百件，自名“齐东陶父”，又搜集秦汉六朝玺印精品七千余方，号“万印楼”还搜集了三代钟、鼎彝器数百件,都是稀世珍品,故而题自己的所居为“宝焦斋”，并自号为“宝董居士”。在他买下毛公鼎的当夜，便邀其亲家吴式芬一同鉴赏、观摩。两人连夜轮流椎拓铭文，以一行一条纸,拓得铭文三份,吴式芬取-份,陈自 留两份。

　　据后人考证,这就是毛公鼎铭文最早的拓本。后来吴式芬著《攘古录金文》，罗振玉氏著《三代吉金文存》，便是用的这个拓本。陈氏得鼎之后，视为珍宝,秘不示人，将鼎埋于家中后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陈由京师妇故乡山东潍县来章村，毛公鼎也随之带到潍县。回到乡里后，陈又特制一柜,将鼎储之柜中,整日放置床头。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军进驻山东，怕有所失,又将鼎移至潍县城内收藏。陈氏晚年,为了不使珍宝收藏遗迹不传,便决定将重器毛公鼎拓整张铭文,现今传世所见靴形的拓本，就是这时所拓的。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陈病故，毛公鼎留给后人。至宣统年间,对毛公鼎早存获取之心的两江总督端方，随即派人花巨资仗势买下毛公鼎，并限三日内交出。陈家在此三日间，日夜椎拓铭文，现今所流传的真拓，一大半是这三日内所拓。端方死后，后人曾一度将毛公鼎作为媵器欲随嫁女到项城袁姓家，因是重器，袁家不敢接受。

　　以后毛公鼎就被抵押在天津俄国道胜银行，因无法还款收回，幽禁仓库多年。民国十九年间，美商想以美金五万元购买毛公鼎,正在议商中，为番禺叶恭绰及津浦铁路同仁得知。此时恰逢叶恭绰五十寿辰，铁路同仁便集资将毛公鼎从天津道胜银行赎出，送给叶恭绰做寿礼。才使这件重器未曾落入美商之手。叶得鼎后，怕遭意外,一直深藏天津。直至迁居上海后才又移藏于上海。抗战末期，被商人陈泳仁以储备券一千万元购得。陈对古物知识不甚了解,也无多大兴趣,加上抗战期间,陈泳仁经营五金行业，有资助日军的嫌疑，他拟将毛公鼎献给国家，意求将功折罪。民国三十三年陈将这一意愿写成报告，呈报第三战区司令部并转呈中央。其时日本人即将投降，毛公鼎就没有被起运至后方,仍然密藏在上海。一直到一九四八年秋,这件几经周折保存下来的国家珍宝，便随着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现藏台北“国立中山博物院”。看来回归大陆的时间也许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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