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今敦煌市)莫高窟考古期间，分别于1907年5月28日、6月6日与守洞道士王圆箓(1850-1931)两次私下达成秘密交易，骗购第1批、第2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绢画等文物，合计140—150捆左右[1]。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敦煌县，在河西走廊其他地区考察3个多月，于1907年9月24日返回安西直隶州(今瓜州县)。斯坦因逗留安西期间(1907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又以通信交流方式，第3次与王圆箓达成私购藏经洞文物的秘密交易。1907年10月初，斯坦因坐镇安西，派遣其师爷蒋孝琬(1858-1922)等手下人潜回敦煌莫高窟，获取第3批藏经洞文物约230捆。

　　毫无疑问，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得手的约230捆藏经洞文物，构成了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由于斯坦因公开出版物中对他在安西获取藏经洞文物的记录语焉不详，后世学者研究英藏敦煌写本来源时，往往只关注斯坦因于1907年5—6月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对他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获取敦煌写本的经过，反而重视不够。为弥补此缺憾，笔者拟以英藏斯坦因日记、账簿、记事簿、通信等档案资料为基础，结合斯坦因出版物，对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第3批藏经洞写本约230捆的过程，以及这批文物在后来的外流过程，进行一次初步的研究，以期还原该历史事件的真相。

　　斯坦因于1907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考古时，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1913)和沙州营参将林太清(1851-1912)等敦煌县官员正在全力对付农民抗缴土地税“采买粮”的行为，并多次密谋以武力镇压农民首领。由于斯坦因自1907年3月起长时间盘桓于敦煌县境内，官府只好耐心等待斯坦因离开敦煌后再采取行动[2]。

　　斯坦因于1907年5月23日第1次进入藏经洞后，便一直盘算着如何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但王圆箓惧怕此举带来的后果，未敢答应斯坦因的要求。尽管如此，斯坦因还是于1907年5月28日以3个银元宝(150两)的价格从王圆箓手中买下他挑选出来的至少57捆各类文物，外加至少50捆典籍。1907年6月6日，斯坦因又以50两银子的价格，从王圆箓手中买下至少33捆文物[1]。1907年6月7—1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为这两批文物打包装箱，一共装了12只箱子(编为第1—12号)①。斯坦因离开莫高窟之前，还提出与王圆箓做第3笔交易的要求，但又遭王圆箓拒绝。据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记录：“接近道士，建议他随后再转让一些‘经’给我，但是遭到拒绝，原因是他以前就有的那种恐惧担忧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②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5日到达安西州城，将他在莫高窟获取的12箱子藏经洞文物密封存放于知州衙门。随后，斯坦因于1907年6月24日离开安西，向东考察河西走廊。1907年7月23日，敦煌县因知县王家彦误杀抗粮农民首领，而引发农民起义。3000名起义农民冒着枪林弹雨，攻入敦煌县城，烧毁知县衙门，打死兵勇14名。王家彦全家逃跑[2]。远离动乱中心的斯坦因，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脉里考察了3个月后，于1907年9月24日再返安西。此时，斯坦因在甘肃省的考察计划即将完成，准备在安西休整半个月后，便启程返回新疆省。斯坦因逗留安西期间，得知敦煌县农民暴动已被彻底平息，但衙门几近瘫痪，百业萧条，人心惶惶。于是，斯坦因再起贪心，想利用动荡的局势，设法与王圆箓取得联系，以求购更多的藏经洞文物。

　　斯坦因后来于1907年10月14日从新疆苦水驿写给其挚友帕西·斯塔福·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的汇报信中，记录了他自己再生购买藏经洞文物念头的背景：

　　在我离开敦煌大约一个月之后，敦煌当地发生了一场暴动，知县的衙门在动乱期间遭到了抢劫，并被烧塌了。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事件呢？最初，我曾考虑，在我起程进山脉考察之前，要将我的珍宝留存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幸运的是，我最终还是决定将它们带到安西去，因为安西这个地方距离我的返程道路更近些……

　　这场因积怨已久而爆发的起义，现在正在慢慢地被抑制下去。由于它纯粹是因为当地因素引发起来的，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排外感情的迹象，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再次鼓足勇气，要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再捞一把。我们以前进行过搜寻的秘密，一直被保守得滴水不漏。我知道，这样会激发我那害羞的道士看护人，使他产生新的勇气。③

　　在这种背景下，斯坦因返回安西之初，便将自己欲乘乱增购藏经洞文物的想法告诉了蒋孝琬。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决定先给王圆箓写一封密信，再派一位可靠的“信使”将密信从安西送到敦煌莫高窟，面交王圆箓。信文的主要内容是建议王圆箓以双方满意的价钱，再向斯坦因出售一批藏经洞文物。至于以后应采取什么步骤，将视王圆箓复信中的表态而定。

　　斯坦因不懂汉文，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文牍交流，完全依靠师爷蒋孝琬代笔。王圆箓不懂英文，他和斯坦因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蒋孝琬中转。因此，斯坦因写给王圆箓的密信，不可能是斯坦因亲书的英文信，而只能是由蒋孝琬以斯坦因名义代笔写成的一封中文信。斯坦因1907年10月1—9日致其好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信中，谈及他给王圆箓写密信时透露“我是通过我那位优秀的中国秘书，提出那些新要求的”④，可说明这一点。

　　密信写好后，派何人充当信使，又成了一个问题。蒋孝琬此时无法离开安西去送信，考察队外国队员或新疆籍随从也不谙汉语，不适合当信使。所以，斯坦因只能从他近期临时雇用的当地汉人中挑选信使。斯坦因日记中，没有记录下他派信使去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事情。因此，我们既不知道该信使的姓名，也不知道该信使去莫高窟的时间。但根据斯坦因档案，他在安西逗留期间，雇用的专职“信使”(messenger)只有一名当地汉人，即“信使张宝(音译，Jan-pao，messenger)”⑤。我们可以推断，斯坦因派去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人，就是受雇的“信使张宝(音译)”。

　　关于信使张宝(音译)出发送信的时间，我们可在斯坦因所记收支流水账簿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账目中提到：“雇马匹，为前往千佛洞的信使使用，共计10钱银子。”⑥据此可知，斯坦因从安西州城派遣信使张宝(音译)赴敦煌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时间，应在1907年9月26日。斯坦因派出信使张宝(音译)从安西骑马直奔敦煌莫高窟时，要求他索取王圆箓的回信。

　　信使张宝(音译)于1907年9月26日离开安西后，当日便到达莫高窟，次日带着王圆箓的回信返回安西。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道士的回信到达。他愿意出售写本，提出的价钱是，每100捆子付300两银子。”⑦与前两次交易相比，王圆箓此次的要价显然要高许多。斯坦因接信后，虽嫌价钱太高，但因无法隔空讨价还价，只好暂时接受。斯坦因此时手头现银有限，已不可能过多地购买藏经洞文物。他和蒋孝琬商议的结果，决定按照王圆箓提出的价钱，再购买200捆子写本，需支付600两银子。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关于写本事，与师爷商量办法。决定要获取200个捆子。”⑧

　　关于斯坦因在安西以通信方式与王圆箓商量进一步购买藏经洞文物的事情，斯坦因在其第2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中只是模糊地提到：“我曾给王道士写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希望能进一步得到‘挑选物’，并通过一个可靠的信使将该建议书送去。这份建议书得到的答复，是谨慎小心的。”[3]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也只是简单地汇报说：“我提出一项进一步购买的建议，通过一位可靠的信使送了过去，得到的回应令人充满希望。”⑨但关于这次以通信方式达成交易的细节，两书都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斯坦因决定增购200捆写本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为购运文物做安排。他首先派人召回由考察队驼夫哈桑·阿洪(Hassan Akhun)于1907年夏季带往南山牧放的骆驼队，定由哈桑·阿洪率领这支骆驼队前往莫高窟，执行运输新购藏经洞文物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做好安排，召回骆驼队，用于运输。”⑩1907年9月28日，哈桑·阿洪带着骆驼队返回安西。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哈桑·阿洪到来，带回的骆驼队处于膘肥体健的状态。”(11)

　　为了不引起敦煌县和安西州各界人士的怀疑，斯坦因决定只派遣蒋孝琬出马前往莫高窟，负责实施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并将其运回安西的庞大计划，而他自己则留在安西，幕后操纵。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解释说：“为了避免一切怀疑，我本人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实施这项交易的任务委托给了我那位永远热心的师爷。”(12)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为了避免一切嫌疑，我本人被迫留在远离场景之外的地方，而将实施这项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永远热心的秘书。”[3]339为了确保蒋孝琬圆满完成任务，斯坦因还派遣他最信任的总管家伊不拉欣·伯克(Ibrāhīm Beg)给蒋孝琬当副手。斯坦因在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给伊不拉欣·伯克下达指令。他让我相信，在从事秘密工作时，是不需要指令的！”(13)

　　为了让蒋孝琬死心塌地去全力完成这次购买新写本的任务，斯坦因在蒋孝琬离开安西前，于1907年9月29日向他小施恩惠。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给师爷送礼，用于买服装，共计103.5钱银子。”(14)这是斯坦因笼络蒋孝琬的一贯做法。为了运输文物方便，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还购买了一批用于装写本的塔噶尔(Taghar，粗麻袋)，他在当日支出账目中记录说：“塔噶尔(6钱银子)。”(15)

　　1907年9月29日上午，蒋孝琬骑着驴，随身携带购买写本所需的600两白银，率领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以及由4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离开安西，前往敦煌莫高窟。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中记录说：“上午10时，派出师爷，带着600两银子和4头骆驼。叮嘱他沿途要小心谨慎。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16)蒋孝琬离开安西时，为避免引起当地官府的怀疑，还找了一个外出的借口。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蒋孝琬)编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借口，并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出发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出发了，走一条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处秘密会合地点。”(17)

　　蒋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带走的用于购买藏经洞文物的600两白银，实际上是12个各重50两左右的银元宝。斯坦因记事簿1907年9月29日条中，记录了这12个银元宝的重量情况：“为写本预付：6个元宝，单位是甘州色尔(两)；3个元宝，每个重500米斯卡尔(钱)；3个元宝，分别重505米斯卡尔(钱)、508米斯卡尔(钱)、510米斯卡尔(钱)。”(18)在斯坦因的支出账目中，此次支出的600两银子，列在1907年9月30日条下。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共计6000钱银子。兑换用于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时，遭受的损失，共计23钱银子。”(19)这显示出，斯坦因在支出600两银子的购文物用款时，采取的是9月29日预付、9月30日入账的方法。蒋孝琬一行走后，斯坦因住在安西的寓所里，一边写信、写各种报告书，一边等待着蒋孝琬等人的返回。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蒋孝琬时，“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但由于旅行顺利，蒋孝琬一行于1907年10月1日便到达了莫高窟下的“秘密会合地点”，并提前完成了购买、运输写本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根据蒋孝琬返回后的叙述，追记了蒋孝琬一行在莫高窟购买接手写本捆子的经过：

　　10月1日，他(蒋孝琬)让骆驼队在石窟下方驻息，然后单独一个人出面去找王道士，但发现王道士已经离去！于是，王道士的助手赶紧骑着师爷的驴紧追而去，从半道上的寺庙里将道士带了回来。就在同一时间，伊不拉欣也靠了上去。道士感到非常为难，直到他辨认出了我的这位总管家。师爷宣称，他曾千方百计地想要压低价格，但是徒劳无获。不接受价钱的话，道士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出售更多的东西。吐蕃文写本看起来将要被6、7个穿红袍的藏族喇嘛接管，他们想要将这些吐蕃文写本保存在一座单独的寺庙里。这些人让道士变得神经紧张起来——从黑暗的洞子里搬出了200个捆子，事先没有做任何挑选工作。但是师爷说，他把那些“烂的”(lan-di)东西都抛弃掉了。打包工作是在洞窟里匆匆忙忙进行的，装写本的袋子也是在洞窟里被放到肖塔(驼架)上去的。骆驼被一头一头地单独牵过来，停下装货，直到大功告成为止。根据师爷讲述的故事判断，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度过一夜的大部分时间。(20)

　　斯坦因原计划以600两银子买200捆写本，王圆箓从藏经洞搬运捆子时也计数搬出了200捆，但蒋孝琬实际得手的写本要多于此数。蒋孝琬在600两付款不变的情况下，又多要去了20捆藏文写本，也收了一些被纳入“烂的”东西一类的写本捆子。因此，斯坦因后来在提及他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目时，逐渐从200捆修正为230捆，实际上都是大约数。

　　对于王圆箓在这次交易中的表现，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要在这里提前叙述一下的是，关于他(王圆箓)的宁静心态，我们后来获得了可喜的证据。4个月后，当我返回安西的时候，他又同意再出让一批汉文和藏文写本，让这批写本前往远在西方的‘学问的圣殿’；这批东西是200多个结结实实的捆子。”[3]194斯坦因第2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中也记录说：“4个月后，我一返回安西，他(王圆箓)便同意，为了我曾多次告诉他的那个地处遥远西方的‘学术殿堂’，可以再向我出让另一大部分汉语文写本和藏语文写本，总共至少有230个扎实的捆子。这是我所收到的最让我感到高兴的证据，证明他的心灵还处于宁静的状态。至于这个成就是如何通过蒋师爷那善于说服人的圆滑手腕成功取得的，又是如何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已经在‘个人自述’中讲述过。”[4]

　　根据斯坦因的各种描述，我们现在可将其在安西第3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量确定为230捆左右。其中包括的具体卷子数，据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寺庙附近。这次，他们带回了沉重的行李，装满了我想要的所有东西，甚至比我希望得到的还要多得多。好道士在劝说下，又出让了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21)这是斯坦因唯一一次提到，230捆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无论是捆子数，还是卷子数，都要比斯坦因1907年5—6月在莫高窟获得的藏经洞文献多。因此，斯坦因在安西购获的第3批藏经洞文献，肯定是斯坦因获取的最大一批敦煌文献。

　　对于蒋孝琬用600两银子购买到大约230捆写本或将近3000件卷子，斯坦因对这个价钱是很满意的。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在详细介绍了蒋孝琬等如何新获230捆藏经洞文物并将它们运抵安西的事情后，兴奋地说：“这个故事是非常浪漫的。将来有朝一日，当展开来讲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那会逗人笑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必须将知道这个故事的范围限定于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还要为一个事实保密，这个事实就是，千佛洞提供的东西，总共是7个骆驼驮子的‘材料’，只破费了政府大约130英镑的经费。而写在棕榈叶子上的单独一页梵语写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这个价钱了。”(22)

　　蒋孝琬在莫高窟完成购买写本的任务后，将所获写本捆子装满7个麻袋，搭在4头骆驼背上。随后，他打发伊不拉欣·伯克、哈桑·阿洪率领着骆驼运输队，于1907年10月2日一大早离开莫高窟，先行返回安西。蒋孝琬本人没有跟随运输队一起返回，而是于1907年10月2日去了敦煌县城，小住数日。

　　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赶着骆驼运输队离开莫高窟后，一路上东躲西藏，昼伏夜行。关于运输队从莫高窟返回安西的经过，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当这些驮子第一次从寺庙那‘牢房般的黑洞’里被清理出来的时候，师爷和可靠的伊不拉欣·伯克(来自克里雅的那位我的老达鲁花[管家])一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夜晚。他们凑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访问的西藏游客，为了避免有人注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行进，最终返回了安西。”(23)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整个这件事情，都是以极为谨慎利索的手段来处理的。伊不拉欣·伯克，还有哈桑·阿洪，以及他那些因在山脉里长期度假而体力已得到恢复的骆驼们，都承担了运输的任务。他们在赶往那个位于石窟脚下的秘密约会地点时，一路上谨慎小心，避免走大路。而当他们返回时，也是只在夜间行进，以避开所有好奇的目光。”[3]339

　　1907年10月4日晚上10时，骆驼运输队乘夜色返回安西的考察队营地。随后1小时内，伊不拉欣·伯克和斯坦因的老随从提拉·巴伊(Tila Bai)一起，将文物捆子搬入斯坦因的住所。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补记说：

　　昨天夜里，伊不拉欣·伯克于晚上10时领着4头骆驼到达，带回了从道士那里购买来的东西，共计230个捆子(其中有20个捆子的吐蕃文写本)。运输队一直是夜间行进，为的是避免引起注意。在寺庙的背后，装满写本的7个大塔噶尔(粗麻袋)被卸了下来。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提拉(Tila)和伊不拉欣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了进来。他们尽管很疲劳，但还是像小孩子一样，享受着一次秘密游戏带来的快乐。(24)

　　在运输队返回安西的过程中，蒋孝琬一直住在敦煌县城。蒋孝琬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拜见了林太清，为斯坦因考察队测量员拉姆·辛格(Ram Singh)在敦煌境内的测绘工作安排向导。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追记了蒋孝琬在敦煌县城的观察结果：

　　次日(1907年10月2日)，他去了敦煌县城，见到了林大人，为拉姆·辛格的向导做好了安排。他看见王氏的衙门被劫掠一空，又被烧毁，已坍塌下来。在敦煌，神经紧张依然四处流行。我们的好协台(林太清)，在面对勇敢的暴乱者时，显然举止规范。至于在千佛洞的交易，似乎没有泄露半点消息。(25)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曾派遣蒋师爷去王道士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使命。蒋师爷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驮的都是出自‘藏宝窟’的更多的写本……至于他是如何设法打动了胆小怕事的道士，又如何说服道士为了非常便宜的酬金而在夜里又拿出来200多捆汉文典籍，那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3]339这段话应属于误记。实际上，蒋孝琬并没有“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而是随后单独返回安西。

　　在运输队返回的次日，蒋孝琬于1907年10月5日下午骑驴返回安西。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今天下午3时，师爷轻快地骑着驴小跑回来。他因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感到充满了欢乐。”(26)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为了能尽快离开甘肃，不打算在安西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整理。他只是粗略地将新获文物打包装箱，将原来7麻袋写本分散装入8个箱子中，形成4对骆驼驮子。为了节省时间，掩人耳目，斯坦因在安西没有定制更多的包装箱子，而是对原有的箱子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装银两、行李等物的箱子腾出来，用于装新获写本。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记录说：“上午，忙着为新获取的写本打包装箱。将银子重新分配到各个箱子等里面。”(27)但在打包装箱之前，斯坦因先用纸张和棉布将写本捆子重新包裹了一遍，再装入麻袋和箱子中，以起到伪装的作用。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费用(28)。

　　1907年10月8日早晨，斯坦因与蒋孝琬等人算清了前几天的账目，并给蒋孝琬支付了去敦煌的差旅费。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列项：“师爷去敦煌的旅行费用，共计25钱银子。”(2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据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为我的考古学辎重行李又增添了这批追加物之后，才高高兴兴地于10月8日离开了安西，这是个令人感到沉闷的亚洲十字路口。”[3]339实际上，斯坦因想尽快离开安西的原因，是他再获藏经洞文物后担心，若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于是决定尽快转移进新疆省境。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9日到达安西红柳园子驿站后，完成了他从10月1日起写给安德鲁斯的一封长信，信文最后提到：

　　我刚刚又获得另外一批古代写本，包括将近4对大的骆驼驮子，从千佛洞的巨大窖藏中运到了这里。在保守秘密方面取得了成功，这鼓舞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僧侣们，他们满足了我的新要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您一些事情，关于这230捆子写本是如何迅速而神秘地从那个神圣洞窟里被偷了出来，又如何通过昼伏夜行的方式被运到我在这里的营帐里。两个月前，它们遇到了敦煌发生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当时，知县的衙门被劫掠烧毁。我最初曾打算将我的发现物存放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我最后并没有放在那里，而是放在了安西这里！对此，我感到多么高兴啊！(30)

　　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到达苦水驿，在这里给阿伦写长信详细介绍他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的事情。关于这批新获写本的伪装情况，斯坦因在信中说：“但是迄今为止，一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真正的检查工作。在这一大批获取物中，极有可能出现中亚语文译本。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们尽最大能力将它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31)1907年10月18日，斯坦因到达新疆哈密。

　　斯坦因一到达哈密，就开始为重新包装新获藏经洞文物而订制一批新箱子。1907年10月23日，斯坦因开始为文物打包装箱，到1907年10月31日，最终完成了对写本的打包装箱工作。最后，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在哈密，我从安西启程之前不久又从道士的千佛洞中带出的写本大驮子，终于得以安全地装入了12个坚固的木箱中。”[3]350这12个新箱子，被编为第13—24号，紧接着他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包装箱子的编号(第1—12号)之后。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中，记录了新编12箱所装捆子的数量和内容：

　　一整天忙着工作，为获自千佛洞的写本打包装箱。它们装满了12只箱子，各箱内容如下：

　　第1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1捆；

　　第1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0捆；吐蕃文写本捆子，7捆；

　　第15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8捆；

　　第16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6捆；吐蕃文写本捆子，10捆；

　　第17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2捆；

　　第18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

　　第19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外加绘画品)；

　　第20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

　　第21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

　　第22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0捆；

　　第2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吐蕃文写本捆子，1捆；

　　第2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3捆；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加上从桥子到阿拉—塔姆获得的泥塑、陶器标本。(32)

　　据此清单统计，斯坦因在安西新获汉文写本共计193捆，吐蕃文写本共计22捆，合计只有215捆，不足230捆。欠缺15捆的原因尚无法解释，有可能是各箱捆子数记录有误，也有可能是所记捆子数中没有包括绘画品部分，如第19号箱子的内容应包括后来添加进去的“外加绘画品”部分。

　　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离开哈密。此后，斯坦因押运着庞大的行李箱子运输队，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到达库车直隶州。

　　在库车，斯坦因将考察队分为两队。一队由24峰骆驼组成的运输队，驮运着包括24箱藏经洞文物在内的行李箱子，在蒋孝琬、提拉·巴伊等人的押送下，沿着和阗河床南下，直奔和阗。另一队由斯坦因本人率领，沿着克里雅河床南下，先在于阗县境内考察古代遗址，再西行至和阗。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输文物的驮队，然后于当日下午率领一部分人轻装离开库车[3]376-377。斯坦因离开库车后，经沙雅县，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考察，再到于阗县境内考察，于1908年3月26日到达和阗。此前，从库车出发的文物运输队已经到达和阗，文物箱子存放在斯坦因的房东阿洪·伯克(Akhun Beg)家中。

　　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斯坦因将他第2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所有文物以及书籍、底版等各种物品装入95只箱子里。其中，装有藏经洞文物的的箱子共有29只，包括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品。被编为第73—79号的7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01捆(33)。被编为第80—88号的9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27捆(34)。总之，斯坦因在安西所获第3批藏经洞写本，又被装入了16个箱子里(第73—88号箱子)，一共装有写本228捆，大致符合230捆的数目。

　　斯坦因将文物装箱完毕后，于1908年8月1日派遣运送文物的队伍从和阗起程，运往印度。斯坦因本人于8月3日离开和阗，进入南方的山脉考察，于10月3日返回印度一侧。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返回英国伦敦。斯坦因在和阗封存的29箱子藏经洞文物，也于1909年1月运抵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

　　1910年6月，大英博物院邀请第2个进入藏经洞攫宝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来伦敦，鉴定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写本的价值。伯希和的鉴定结果如下：“斯坦因博士从敦煌带回来的汉文写本，如果从清单的角度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种类：(1)完整的或者是尺寸相当大的卷子装写本，大约包括3000件写本；(2)散离的纸片或者是残片，包括5000件至6000件……完整写本的绝大部分属于佛教文献著作，收录于中国版和日本版的佛教大藏经中。”[4]9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确认：“他(伯希和)的调查显示，汉文写本的总数达到9000多件，其中的大约1/3是由完整的典籍卷子构成的，另外的大约2/3是零散的文书和残破的典籍。”[3]217-218

　　根据伯希和的鉴定结果，英藏敦煌写本中，完整或较完整的汉文写本数目是3000件，占总数的1/3，绝大部分属于佛典。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在安西所获第3批藏经洞文物的数量是“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可以确认，占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文献总数约1/3的约3000件完整的佛典卷子，基本上都属斯坦因在安西获得的第3批藏经洞文物。

　　斯坦因在莫高窟私购第1批、第2批藏经洞文物时，索要的捆子大都经过了他的挑选，偏重于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等非汉文写本和各种绘画品。他在安西获得的第3批藏经洞文物，都是王圆箓在慌乱中从藏经洞里随手搬出的，这230个左右的捆子，未经挑选，多为佛经之类。当后人将斯坦因先后获得的3批藏经洞文物混编在一起后，研究者得到的初步印象是，英藏敦煌写本以佛经为主，其学术价值不如法藏伯希和搜集品高。譬如中国学者胡适(1891-1962)在1926年9月19日日记记录说：“Stein(斯坦因)不懂中文，带了一个‘师爷’，姓王，大概也不很高明。他买了几大捆的藏书而去，未加检择。到次年春间(1908)，Pelliot(伯希和)才到敦煌，他把所有写本检择一遍……所以巴黎写本是选择过的，故有用的卷子较多。”[5]又胡适1926年9月30日日记中说：“Stein(斯坦因)当日吃亏在不懂得中国文字，胡乱装了多少捆回来。其中偶有好材料，但大部分是没有用的。”[5]366胡适所说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斯坦因所获英藏敦煌写本主体部分未经斯坦因挑选这一因素。

　　通过对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第3批藏经洞文物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农民起义后的动乱局势，私下与王圆箓达成秘密交易，以极低廉的价格私购并非王圆箓私有的藏经洞文物约230捆，并以伪装方式将它们偷运到安西，再偷运到新疆和阗，最后将它们走私出中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乃至整个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从法律层面上讲，所有权仍归中国。

　　注释：

　　①斯坦因《千佛洞获取物包装记录(1907年6月7日始)》，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以下脚注引用斯坦因档案时均省略此句)，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82张。

　　②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

　　③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39张。

　　④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⑤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⑥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⑦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⑧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⑨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⑩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11)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13)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4)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15)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16)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7)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40张。

　　(18)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记事簿，斯坦因手稿第142号，第43张。

　　(19)斯坦因1907年9月30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20)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43张。

　　(2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139v张。

　　(2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140张。

　　(23)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张。

　　(24)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25)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26)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27)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28)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29)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30)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3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张。

　　(32)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53v张。

　　(33)斯坦因1908年7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9v张。

　　(34)斯坦因1908年7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90张。

　　参考文献：

　　[1]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G]//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54.

　　[2]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J].敦煌学辑刊，2007(3)：60-76.

　　[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London:Macmillan & Co.,Limited,1912:339.

　　[4]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825.

　　本文原载于《敦煌研究》(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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