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与僧的着衣泛称法衣。唐代高僧义净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凡是衣服之仪，斯乃出家纲要”，一语道出法衣的重要性。

　　早在东晋南北朝时，便有汉译著述记录法衣的名称与来历[1]，包括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衹律》及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2]。

　　唐宋时期的汉籍文献，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宋代赞宁《大宋僧史略》、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图》等，又对法衣有进一步阐述与说明，使我们对法衣和佛教造像中的法衣形式有了更为明晰的概念。

■ 一、法衣与三衣

　　佛经记载，佛曾在寒夜中，于初夜、中夜、后夜不同时段，次第取三衣御寒，得出三衣恰好适宜生存需要，即由内而外第一衣安陀会，第二衣欝多罗僧，第三衣僧伽梨。

　　三衣制作：阿难尊者奉佛指点，模拟水田阡陌形状缝制成衣。他首先割截长短不同的条，再由长短割截条，缝制成长方形的整张衣。

　　其中安陀会有五条，每条包括一长条一短条（图1-1）；欝多罗僧有七条，每条包括两长条一短条（图1-2）；僧伽梨有九条并最多可至廿五条，下品每条包括两长条一短条、中品每条包括三长条一短条、上品每条包括四长条一短条（图1-3）。

图1-1  安陀会

图1-2  欝多罗 

图1-3  僧伽梨

　　（以上图片采自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图》三衣图，《大正藏》卷四五，第896、897页。）

　　“条”的寓意：三衣中，安陀会五条、欝多罗僧七条、僧伽梨九条均为奇数，单是阳数，比喻生长；每一条中的长、短条，比喻圣法增加而凡情减少，从安陀会至僧伽梨，由内而外，圣法逐渐增加。

　　三衣层次：三衣中，僧伽梨最大，欝多罗僧次之，安陀会最小。比利时Claude de Marteau收藏的此件犍陀罗造像（图2），安陀会系于腰部覆下体，欝多罗僧或僧伽梨自肩部通体披覆。在艺术形象中，一般只能看到外层僧伽梨的两种披覆形式。

图2  犍陀罗佛像

比利时Claude de Marteau 收藏

　　图片采自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术》，Ⅰ，东京：二玄社，1988年，图164

　　通肩式：僧伽梨通覆两肩、右衣角绕颈搭左肩的样式。白沙瓦博物馆藏犍陀罗造像的法衣即为通肩披覆的形式（图3），可见其正面底端有两层，里层长出的为安陀会，外层为僧伽梨，在右侧腿部可见中层的欝多罗僧，欝多罗僧小于僧伽梨，故只有当右臂举起时，才能在侧面看到。

　　袒右式：僧伽梨只覆左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绕过搭左肩，露出右肩的样式。秣菟罗博物馆藏此件秣菟罗造像即为袒右披覆的形式（图4），其腰部突起的一圈，是里层系安陀会的带子。

图3  犍陀罗佛像

白沙瓦博物馆收藏

　　图片采自Gandhārā Art in Pakistan ，New Yurk: Pantheon Books, 1957，PL.206

图4  秣菟罗佛像

秣菟罗博物馆收藏

　　图片采自Indian Sculpture, Lustre Press Pvt Lvt Ltd,1985, PL.12

　　印度佛教造像中的佛衣和僧衣，披覆形式相同，与经文记载一致。

　　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发展，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迎来发展的高潮，形成了具有汉地特色的佛教宗派。到了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佛两家合流基本完成。

　　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艺术表现的法衣披覆形式，既遵循印度法衣制度，又因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社会文化，在披覆形式、名称、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局部变化。

■ 二、汉地佛像中的佛衣

　　佛衣形式汉化的过程，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造像中表现是最为鲜明的。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有明确纪年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成为北中国开凿石窟参考的典型。

　　云冈石窟是北魏都平城时开凿的，由北魏皇室和高僧经营的国家石窟大寺[3]。位于山西大同西郊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武川水北岸，东西绵延达1公里。其石质为砂岩，宜于雕刻。现存大窟编号45个，大小窟龛总数计1100多个，造像51000多尊。

　　北魏王朝由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386年立国，他们由北方草原入主中原，早期的都城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后于天兴元年（398年）由道武帝迁到平城。随着鲜卑民族的进一步汉化及统一中国的雄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受西域影响的佛衣：云冈石窟第20窟开凿于460年，正壁主尊的着衣明显受西域影响，其外层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介于印度的通肩和袒右两种形式之间。

　　僧伽梨自身后通覆两肩，但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绕过搭左肩，露出右胸和右臂的样式，可见胸部袒右的防止污渍的助身衣——僧祇支。（图5）

图5  云冈石窟第20窟正壁主尊

　　汉化佛衣之一：云冈石窟第5、6、11、13等窟雕凿的时间大约在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4年），造像的佛衣充分表现出佛衣汉化的披覆形式（图6）。这种汉化的佛衣与印度佛衣主要有三点不同。

　　① 底端可见三层，里层绿色为安陀会，中层黄色为欝多罗僧，外层蓝色为僧伽梨，三者层次分明，中层的欝多罗僧大于外层的僧伽梨，改变了印度佛衣欝多罗僧小于僧伽梨的形式；

　　② 欝多罗僧和僧伽梨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自胸腹前横过搭左肘，改变了印度佛衣右衣角搭左肩的形式；

　　③ 胸前长垂连系欝多罗僧衣缘的带子，是印度佛衣中不见的形式。

　　这三点变化，使得云冈石窟汉化的佛衣飘洒飞扬，颇有古典文献中所描述的汉族士人宽大服装“褒衣博带”的风范。但实际上，“褒衣博带”是裁制缝合的有领有袖的服装，其在制作工艺与穿着方式上与佛衣迥然相异[4]。

图6  云冈石窟第13窟前壁中层七佛中间一尊

　　汉化佛衣之二：印度佛衣进一步汉化的成熟形式，见于北朝后期，流行于唐代，宋明时期的一些菩萨衣也采用了佛衣的这种披覆形式。

　　通过龙门石窟所藏的一尊唐代圆雕造像的正、背面线描图（图7），以及出自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幅西夏时期的阿弥陀来迎图绢画（图8），我们可以看到佛衣披覆形式的三点变化：

　　① 欝多罗僧和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不同，图7灰色、图8烟色的欝多罗僧自身后通覆两肩，右衣角搭覆在右臂上，而不绕向左侧；

　　② 僧伽梨又恢复了印度的袒右披覆形式，露出右肩的欝多罗僧；

　　③ 阿弥陀来迎图中，佛衣红色的僧伽梨上表现出了条形结构，这是印度造像中未见的形式。

图7-1  龙门石窟藏唐代造像正面

（涂色表示欝多罗僧） 

图7-2  龙门石窟藏唐代造像背面

（涂色表示欝多罗僧）

图8  黑水城出土西夏阿弥陀三尊来迎图绢画

俄国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这种佛衣形式常见于北朝后期至明代。邯郸响堂山石窟东魏北齐造像、天水麦积山石窟北周造像、彬县大佛寺唐代造像、洛阳龙门石窟唐代造像、敦煌莫高窟唐宋时期造像、明代北京法海寺壁画（图9）和四川剑阁觉苑寺壁画都可见到这种佛衣形式。

图9  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西壁上方五佛图

　　法上僧服改制：最早见于响堂山石窟的这种佛衣形式，很可能与法上的僧服改制有关。响堂山石窟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在东魏北齐国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以西约80公里处的鼓山，滏阳河由鼓山南面流过，地当邺城与东魏北齐别都太原的交通线上。

　　邺城位于河北省南端，西有太行山自北向南绵延而成天险，南部黄河自西向东横亘阻隔，地形殊胜，“平原千里，漕运四通”。

　　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皇室关系密切。有文献记载神武帝高欢迁邺时（534年）于此建石窟寺院，也有文献记载石窟寺为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所立。法上深得东魏北齐皇室尊崇，文宣帝高洋“常布发于地，令（法）上践焉”。法上历任东魏北齐两代昭玄统师，又为戒师，天保（550-559年）年间升任大统。

　　《续高僧传·法上传》记录了法上改制：“自（法）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法）上有功焉”[5]。说明在法上未任大统前，僧服与俗装的区别不甚明显，容易混淆，而法上所进行“制样”的要旨，可能即将外层的僧伽梨恢复为印度的袒右传统，正是这一点可以使服制“道俗两异”。从此，在汉地绵延千余年，这大约即由法上改制而奠定的基础[6]。

　　“袈裟”演绎：经文中法衣别名还有“袈裟”“法服”等。“袈裟”本指一种不正的红色。大约自唐代始，“袈裟”一词，逐渐由集合名词呈现分别指代僧伽梨、欝多罗僧、安陀会的倾向，如有五条袈裟、七条袈裟之称，而“袈裟”更特别倾向于专指僧伽梨。

　　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云“僧伽梨，是佛所披袈裟也”；玄奘《大唐西域记》记录在印度的所见所闻，有“如来于大树下东面而坐，受姨母金缕袈裟”，即指外层的僧伽梨。

　　“袈裟”又称为“福田衣”，喻示稻田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法衣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身法慧命的含义。这是唐宋时期的汉籍文献对法衣名称的解析。

■ 三、汉地佛像中的僧衣

　　佛衣与僧衣在印度并无差别，但汉地佛衣与僧衣则明显不同。特别自北魏开始，僧衣的本土化改革更为彻底，有领有袖裁剪的汉服逐渐取代部分三衣，最后，只有外层的僧伽梨基本保留了印度传统的长方形和袒右肩、右衣角搭左肩的披覆形式。

　　僧衣由里向外发生了何种汉化改革呢？

　　“偏衫”取代“僧祇支”：为防止三衣被污，披覆三衣前，在上身先要覆一袒右肩的助身衣，名僧祇支，前述佛衣插图中（见图5-9），可见造像胸前露出由左向右斜下的部分，即为此助身衣。

　　在中国，袒露身体被认为不雅。大约到南北朝时，为适应汉地风土环境，僧衣中原本袒露右肩的僧祇支，被改造为裁剪缝合、有领有袖的“偏衫”。

　　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所藏宋元符二年（1099年）漆罗汉坐像正、背面线描图（图10），上身里层为交领衣，山西隰县小西天明代的舍利弗像（图11），颈下白色交领、右手指间可见腕部小袖，这些即取代僧祇支的有领有袖“偏衫”的特征。

图10-1  宋元符二年（1099）干漆僧像正面 

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

图10-2  宋元符二年（1099）干漆僧像背面 

美国檀香山艺术学院藏

图11  山西隰县小西天舍利弗像

　　“直裰”取代“欝多罗僧”：僧衣本土化的另一产物，是将欝多罗僧改变为裁剪的、有领有袖的连体衣，称为“直裰”。漆罗汉像中间涂灰色的交领衣，舍利弗像中间呈烟色的交领、大袖垂至腿脚处的连体衣，即取代欝多罗僧的交领大袖“直裰”。

　　漆罗汉像及舍利弗像外层的僧伽梨，也即袈裟，为印度的袒右传统，如上所述，这一印度传统的恢复，可能与昭玄统法上的僧服改制有关。尽管这一披覆形式保留了印度传统，但也仅仅是形似而已，与印度的袒右形式相比，二者的僧伽梨右侧袒露较多，僧伽梨更像是一种标志。

　　肩头安钩钮：漆罗汉像及舍利弗像，袈裟的右衣角并非搭在左肩，而是在肩头安装钩钮来固定右衣角。据经文记载，为了防止僧衣滑落，佛允许僧人在肩头安装钩钮。但在印度造像中未见如此表现。此外，舍利弗像的袈裟上也表现出了条形结构，呈块状分布，仿水田阡陌制衣的形式更加写实。

　　僧衣由里向外所穿“偏衫”、“直裰”，已完全摆脱了印度法衣的形式，只有“袈裟”尚存印度的披覆传统，“偏衫”、“直裰”和“袈裟”这三者的结合，成为晚唐以后僧衣的主流形式，在龙门石窟、敦惶莫高窟以及单体造像中大量出现。

　　直到今天，僧人在法事活动中的着衣也依然遵循（图12），图中黄色的交领大袖衣即为“直裰”，袒右披覆、肩头安钩钮、示意出条形结构的红色衣，即为“袈裟”。

图12  现代僧人

　　法衣是佛教艺术中表现最为丰富的内容之一。读懂印度与中国现存佛教文物中的法衣形式，有助于我们认识佛教文化传播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注释

[1]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苏晋仁、萧錬子点校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6-120页。

[2] 《十诵律》见《大正藏》卷二三，《四分律》、《摩诃僧衹律》、《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见《大正藏》卷二二。

[3] 分期参见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收入作者《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4-144页。原载《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4] 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3-156页。

[5] 《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85页。

[6] 陈悦新《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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