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帝中天赋才情者不在少数，然能够做到切实的重视百工、关怀农桑者则少之又少，而清皇朝的最高统治者虽以外族之身份入主中原，却能如此深谙民隐、慎待百工，尤其清圣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建立了丰功伟绩，打下了立国的坚实基础，其中，与他对于农桑与百工的极端重视是分不开的。此次禹贡（壹）——康熙大帝之几暇格物专场特甄选数件康熙时期富有特色的百工珍玩，以飨广大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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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拍賣中所見三件編鐘皆為康熙五十四年款八卦紋編鐘，據文獻可知先師文廟、先農壇等所使用的編鐘即為此類五十四年款八卦紋編鐘。而據雍正朝《大清會典》記載，在祭祀樂上，「凡天壇、地壇、祈谷壇、太廟、社稷壇，為大祀。皇上親祭，或遣官恭代。……凡朝日壇、夕月壇、歷代帝王廟、先師文廟、先農壇，為中祀。……皇帝親祭歷代帝王廟、先師文廟、先農壇，系特行重典……。」皇帝之所以親祭先師文廟等則關涉清朝統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統性，所以這幾個場合均於康熙五十四年率先配備八卦紋編鐘，此三件編鐘應為此批所製造。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上谕奏议二卷。
　　清允禄、张照等奉敕撰，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
　　從康熙五十二年至康熙五十八年短短幾年間，康熙帝主導創造了有清一代制禮作樂的第一個高峰，成造的編鐘也僅僅14套。而主要是因為編鐘的織造耗費極大，且一旦製成之後很難通過磨削等技術予以調整，即便是皇家亦需要將金、銅等各類稀有材料循環利用，節省開支，所以據記載，順治朝以來所用的編鐘皆沿襲自明宮編鐘，僅康熙朝開始，才將前朝樂器融鑄之後再製造成康熙款的編鐘，無論材質與工藝皆極為精尖。同時，由於鎛鐘、編鐘等向來由造辦處直屬的鑄爐處鑄造，其直接的詳細檔案極為罕見，在活計檔中難覓真跡，亦使得這一絕學一旦不被人所重視，即落入被遺忘乃至覬覦的宿命。

　　皇朝禮器圖（編鐘局部）
　　清晚期，內憂外患頻頻來襲，清王朝的稅源驟減，平亂戰爭更是糜費了巨額的國庫銀兩，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為此，時任兵部尚書瓜爾佳?桂良提出，內務府廣儲司銀庫所藏的金鎛鐘三口重兩千餘斤，值銀數十萬兩，請加以銷熔以補軍餉之缺。咸豐帝毫不猶豫地批准了這一請求，結果是乾隆五十五年鑄造的黃鐘律金鎛鐘等被融化成各式重量不等的金條，共計八千五百另三塊，重兩萬七千三十兩，由此可見，編鐘與其他八音樂器之間的根本區別，「以為舉天下之物而無以撐其德，惟金與玉而已。」

　　雍正朝《大清會典》所載編鐘律分圖雍正朝《大清會典》
　　所載朝會編鐘雍正朝《大清會典》所載朝祭祀編鐘
　　不想薄於天地的聖祖康熙孜孜不倦的學習與演算推理出來的「律呂正義」亦是康熙朝得以重建較為完備的禮樂規制的基礎，而自雍正朝朝始僅沿用，並為在典制樂器製作上有再大的動作，只是對典樂機構有所調整，以加強機構管理。或許，雍正帝亦有自己關於律呂的想法，但苦於其在位短促，並未能將自己的想法予以實施。乾隆帝繼位後，社會安定，經濟蓬勃發展，人口、耕地數目迅速增加，乾隆帝以聖祖康熙為楷模，大力整頓和完善國家禮樂體系，又掀起了一個大規模添造中和韶樂的高潮，但是關於律呂背後所承載的整個天文曆法的演算大致在康熙朝之後不復前進，歷史的眷顧大致就停留在康熙五十四年，那時我們依然重視數學，重視科學，執著的探求著音律背後的自然規律。
　　仲夏之月（五月），律中蕤宾；
　　仲秋之月（八月），律中南吕；
　　孟冬之月（十月），律中应钟；
　　——《礼记·月令》

　　Lot 5021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南吕」编钟
　　“康熙五十四年制”款 H 31 cm.
　　RMB: 4,000,000－6,000,000

　　备注：
　　1.北京先农坛（传）
　　2.C. Ruxton 及 Audrey B. Love 伉俪收藏
　　3.纽约佳士得，2004年10月20日，编号456（五件之一）
此鎏金編鐘是來自一套為清代先帝文廟或先農壇祭祀典禮時奏禮學使用的編鐘。器形呈圓酒桶形、腹腰稍寬、下口平齊，和戰國時代原型的扁圓而下口帶角的造型頗不相同。康熙亦統一編鐘的大小，以鐘壁的厚薄和重量來調節高低音調、有異於前朝以小鐘發高音、大鐘發低音的做法。鐘身前後分鑄「八卦」紋一組、橫向以鼓釘、縱向則以回紋形的夔龍分隔。正面中央鑄陽文楷書律名「南呂」、背面鑄年款「康熙五十四年制」。下方近口處鑄八個「音乳」，作擊打之用。
　　清代時按古制於壇廟祭祀和殿陛典禮兩類場合使奏用中和韶樂、而樂器的種類和配件非常講究，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類材料（又名「八音」）製造，凡十六種、多達六十多件。編鐘屬金屬類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歷史更可追溯至商代。據萬依在《故宮博物院藏寶錄》（香港1985年出版）的「金鐘編」所述、除於1978年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戰國編鐘達64件之多外、往後的朝代的宮廷編鐘多為16枚一套。到康熙時、雖仍保持著16枚一套的制度、但音律的編排上略有改動：原有的十二律由低到高依次是：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 、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康熙年間以四個倍律（低音）、倍夷則、倍南呂、倍無射和倍應鐘，取代沿用的四個清聲（高音）。由於清朝的編鐘是以鐘壁厚薄來調音，而據壁厚律高低規律、依《清會典圖》所記、發音最低的「倍夷則」重達清秤180兩、發音最高的「應鐘」則達清秤380兩，差別逾二倍之多。
　　此編鐘品相優美，交龍鈕的鑄雕精到，龍頭五官和鱗片至為細緻，瞠眼張口的神態和龍爪緊張，格外傳神。鐘身的八卦紋和字款等亦利落分明。器形上圓頭的鐘腹向上下微彎、與平直的鐘頂和下口呈強烈比對、鑄紋圖案以縱橫線框供圍合分開（八卦）紋樣、再配以小而高佻突出的鼓釘和圓大扁平的音乳、構成一饒富幾何風格的圖飾。除少處磨耗外，鎏金整體金光輝映，令人想象到康熙時祭祀典禮、全套齊懸在金漆雕木編鐘架上時所展現的華貴及莊重。
　　同於康熙五十四年鑄造的「太簇」編鐘（Lot454）於香港蘇富比1989年5月17日拍出。康熙五十二年鑄造的編鐘亦在蘇富比的拍賣上出現，其中包括1956年紐約蘇富比Lot40、Lot41，1978年倫敦蘇富比 「姑洗」編鐘（Lot110），2007年香港蘇富比八卦紋「無射」編鐘（Lot1327）。北京故宮博物院內藏一套十六個的鑄雕雲龍紋的編鐘，但其下款略有不同，作「康熙五十二年審定」。

　　Lot 5022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 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应钟」、「蕤宾」编钟
　　H 31.5 cm.
　　RMB: 12,000,000－18,000,000

　　备注：
　　1.Thomas B.Clarke旧藏，
　　2.1925年1月8日，纽约美术艺术画廊，编号216、217  3.John Bond Trevor（1878-1956）旧藏
　　4.Bronson Trevor（1910-2002）旧藏，Trevor家族旧藏。
　　5.香港佳士得，2009年12月1日，编号1942
　　著录：
　　1.《THE ANTIQUE，ARTISTIC FYRNISHINGS OF THE CITY RESIDENCE OF MR.THOMAS  B.CLARKE》，AMERICAN ART ASSOCIATION，INC
　　2.《延薰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图Ⅶ－1
鐘圓體，中空，腰部稍大，小口齊平。頂飾交龍鈕，龍背供起成孔，用於穿系。兩道弦紋把鐘分為三層，上層光素無紋飾；主體中層分為四個部分，每個部分內有三排鈕，鈕間高鑄八卦文，鐘腹兩側鑄夔龍拐子，上飾如意雲紋，正面鑄陽文「康熙五十四年制」銘款，背面一鑄陽文「應鐘」、另一鑄「蕤賓」楷書律名，上飾八卦圖。鐘下部鑄八個圓形音乳，以供敲擊之用。此鐘鑄於康熙五十四年，即1715 (乙未) 年。鑄造精細、嚴謹，盡顯皇家氣派。編鐘是中國重要的樂器，也是重要的禮器。中國的禮樂制度從原始社會萌芽到先秦，發展到西周最後確立，成為當時人們的行為規範准則。據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的研究，中國在西周時期出現的編鐘為三枚一組，春秋晚期以九枚一組的編鐘為多。1978年在湖北隨州市擂鼓墩鎮一座戰國時代（約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套共65枚的青銅編鐘，其造型壯觀，配備齊全，音列充實，音頻準確，堪稱中國古代編鐘之最，現藏湖北省博物館。清朝康熙皇帝隆重師儒，以周禮為藍本，設計了一套用於天地、社稷、宗廟等祭祀大典以及大朝會、宴享、命將出師、臨殿等朝廷盛事，樂部率和聲署懸樂器於太和殿或郊壇、太廟、演奏「中和韶樂」，為國家大典禮樂之器。禮樂的演奏「以黃鐘為宮，鎛鐘擊以起樂，編鐘從之」。一組編鐘十六枚，外型和大小相等，分兩層懸掛於木架之上，它的音色以黃鐘為準，由低至高依次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以及四個低音倍夷則、倍南呂、倍無射、倍應鐘。
此兩枚編鐘來源顯赫。原為著名美國工業家 Thomas. B. Clarke (1848-1931) 所藏，1925年1月8日於紐約 American Art Galleries拍賣，拍品第216和217號，創下了當時的拍賣記錄。後傳至被稱為「對美國國會最有影響力的律師之一」的美國著名律師John Bond Trevor (1878-1956)，之後為Bronson Trevor (1910-2002) 及後人所藏。

　　Lot 5023
　　清康熙 铜鎏金观音立像
　　H 54 cm.
　　RMB: 2,000,000－3,000,000

　　备注：
　　1.A&J speelman珍藏，伦敦
　　2.北京保利，2014年12月4日，“ 流光凝永——A&J  speelman典藏中国妙艺臻玩”专场，编号5650

　　觀音是印度梵語意譯簡稱，全稱「觀世音」，又稱「觀自在」、「觀世自在」、「光世音」，德號「圓通大士」。 為印度佛教中的著名菩薩、中國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在佛教各大菩薩中，其以慈悲著稱，是佛教慈悲的化身。

　　此尊觀音造像為站姿，雙腿直立，頭戴發巾，高發髻，頂上有小化佛，耳墜耳鐺，胸前飾有精細的瓔珞，面相圓潤，雙頰飽滿，雙目微合，微含笑意，神態寧靜慈和。左手橫置於身前，掌中托法輪，右手當胸以拇指和中指拈合的手勢。身穿寬袖僧袍，裙角邊沿鏨刻有細密精美的花卉紋飾，衣袍下擺似隨風飄動，極為生動，將織物柔軟的質感表現的極為寫實，表現出極高的造型能力。造像通體鎏金富麗，銅質精煉，保存完好，製作工藝上乘，是一件極為精美的佛教造像佳作。

　　康熙時期宮廷造像數量雖然不多，但銅質厚重，加工精良，素為藏家所重。這一時期宮廷造像的功用有兩個方面，其一為賞賜蒙古王公。康熙時期，清朝與准噶爾部蒙古接連發生衝突，戰事頻仍，康熙帝率軍親征，經常需要佛像作為賜物。所以清宮為生產一些體量較小的以便攜帶。其二為皇家寺廟供奉之需。康熙時期宮廷寺廟和法事活動的核心就是為皇帝祈壽，尤其是康熙帝晚年身心憔悴，疾病纏身，這也促使他轉向佛教信仰。本品為宮廷造辦處所製，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玄燁為他的祖母孝莊太皇太后所造四臂觀音像的做法相似，有明顯的蒙古和西藏的影響。

　　Lot 5024
　　清康熙 御制朱漆戗金游龙捧寿纹大香几
　　H 102 cm. 面D 50.5 cm.
　　RMB: 2,600,000－3,600,000

　　备注：
　　1. 北京潭柘寺大雄宝殿藏
　　2. J?rg Trübner （1903-1929）收藏，约1920年代得于北京，之后家族内传承至 Henry Trübner （1920-1999）
　　3. 西岸私人收藏 
　　4. 纽约苏富比1989年9月28至29日，编号398
　　5. 纽约苏富比2011年3月23日，编号660
　　6. 纽约苏富比2019年3月20日 编号714
　　展览：
　　1959年至1982年借展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出版：
　　Helmut Brinker 及 Albert Lutz，《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纽约，1989年，页53，图29

　　此件御製填彩漆戧金雲龍捧壽紋大香幾幾面圓形，高束腰，壼門式彭牙，三彎腿鎪如意雲頭，落在須彌式幾座上。通體髹赭色漆，填紅、綠、藍、黑等色彩漆花紋並戧金細划紋理。幾面正中雕五爪龍環團壽字，四周祥雲圍繞，側面圍以萬字紋，束腰飾雲蝠紋及萬字紋，下圈蓮瓣紋。彭牙至三彎腿刻雙龍捧壽紋，襯以雲紋。底座雕相同紋飾，足部與內部髹黑漆。清代高等級的「戧金彩漆」傢具及日常生活用品大部分均為康熙朝製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康熙皇帝個人的審美喜好，從德國學者Bernd Melchers攝於20世紀初期的舊照中可知，此件圓形大香幾原本為北京潭柘寺大雄寶殿佛前所供一組五件香幾中的一隻，從昔日舊照中可見其上原用來擺放五供，應屬於標準的宮廷廟堂傢具，級別很高。此件香幾1920年從潭柘寺流出，後一直為Trübner家族收藏，1959年至1982年間一直借展於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來源清晰，流傳有緒，是一件色彩明麗，工藝嚴謹考究，時代風格典型的康熙時期廟堂傢具代表。

　　清康熙 彩漆戧金雲龍紋葵瓣式盤 高2.9釐米 口徑23.4釐米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戧金彩漆漆器在明代嘉靖萬曆朝出現各種造型的盒與盤，如嘉靖款戧金彩漆麒麟紋圓盒，萬曆丁未款戧金彩漆雙龍戲珠紋長方盒。戧金彩漆工藝在天啓和崇禎朝向傢具方向拓展。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藝術博物館收藏有天啓款戧金彩漆幾，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崇禎款戧金彩漆羅漢床。

　　香港佳士得2018年11月28日
　　Lot 2922 成交價 HKD 5,620,000

　　清代最早的「戧金彩漆」傢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是康熙朝開始製作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有「大清康熙年制」戧金彩漆龍紋盤、「大清康熙年制」戧金雲龍紋幾，有方形、雙圓形、梅花形、海棠形。雖都裝飾雲龍紋，但在造型和尺寸上皆有變化，很可能是與當時的使用空間及使用場合有關，這些漆器傢具是康熙朝皇宮中非常重要的陳設器。

　　此件朱漆戧金彩漆捧壽雲龍紋大香幾，尺寸上比清宮舊藏的康熙款戧金彩漆雲龍紋幾要略高一些，不屬於一般程式化的傢具。而傢具的高矮在當時，一定與其所陳設的宮殿或廟宇的空間相關。據一張拍攝於1916-1919年潭柘寺大雄寶殿的照片可知，此香幾在20世紀初期仍應陳設於此殿的主貢案前。其第一任藏家於1920年代在北京購藏，應直接出自北京潭柘寺。之後常年借展於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與其同出潭柘寺大雄寶殿的同組清康熙填彩漆戧金捧壽龍紋香幾於2018年香港佳士得釋出，成交價港幣5,620,000。

　　北京潭柘寺大雄宝殿旧照
　　摄于二十世纪初期

　　潭柘寺，位於北京西部門頭溝區東南部的潭柘山麓，距市中心30余公里。始建於西晉永嘉元年（307），寺院初名「嘉福寺」，清代康熙皇帝賜名為「岫雲寺」，但因寺後有龍潭，山上有柘樹，故民間一直稱為「潭柘寺」。它距今已有1700餘年的歷史，素有「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的民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皇帝降旨，命阜成門內廣濟寺的住持僧，著名的律宗大師，與自己相交多年的震寰和尚為潭柘寺的欽命住持。當年秋天，康熙皇帝駕臨潭柘寺進香禮佛，並且留住了數日，賞賜給潭柘寺御書金剛經十卷、藥師經十卷、沈香山一座、壽山石觀音一尊、壽山石羅漢十八尊。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二游潭柘寺，親賜寺名為「敕建岫雲禪寺」，並親筆題寫了寺額，從此潭柘寺成為北京地區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

　　清乾隆四年（1739年），神穆德在現有建築格局的基礎上，根據史料撰寫了《潭柘山岫雲寺志》，成為今日考證潭柘寺各殿重建以及修繕情況的重要資料。《寺志》中記載了潭柘寺的建置年月，根據不同主持所在的年代，按先後順序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賜金敕建，賜額‘岫雲禪寺’」，「毗盧閣、三聖殿、齋堂（戊辰年造）、大雄殿、圓通殿、藥師殿、毗盧閣下左右配樓……，以上，第一代震寰和尚創建。」此件香幾所陳設的大雄寶殿應於此次康熙三十一年所建置，屬於康熙年間最大規模的修建，建成之後，潭柘寺規模異於往昔，奠定了潭柘寺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而其內部傢具的定制大致應開始於各殿修建完成之際，也就是康熙中期。

　　而從此件香幾的龍紋來看，其的確與康熙朝龍紋非常接近，特別是頭部的眼睛、龍吻的輪廓以及龍的軀體、爪的刻畫。從「幾」本身的裝飾紋樣，大致可以將其斷定為康熙中晚期的傢具。

　　Lot 5025
　　清康熙 御制彩绣耕织图四幅
　　“渊鑑斋”、“康熙宸翰”、“保合太和”款
　　37×46 cm.
　　RMB: 2,200,000－4,200,000

　　备注：
　　中国嘉德，2001年11月4日，编号1285

　　此套彩繡禦制耕織圖四副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內府刊本《禦制耕織圖》中織圖的第壹圖“浴蠶”、第二圖“二眠”、第三圖“三眠”以及第五圖“捉績”為藍本刺繡而成的四副珍貴繡畫。這四副繡畫繡藝精絕，是難得壹見的刺繡珍品之作。
　　“耕織圖”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繪畫題材。以此為題的最早絹本畫，為南宋時代畫家樓壽所繪；宋代以降歷代均有人繪制。至清代康熙時期，國家政治經濟各方面漸趨穩定，康熙皇帝重視農桑，再壹次將這壹主題作為宮廷繪畫的重點。康熙三十五年，由宮廷畫家焦秉貞奉敕繪制的《禦制耕織圖》問世，成為這壹時期誕生的第壹幅以“耕織”為主題的作品。民間傳聞認為康熙之所以再次關註這壹主題，是因為二十八年南巡至江南時，有人將民間的南宋本樓壽《耕織圖》進上，引起康熙的關註所導致。具體是否因初見樓本，至少從康熙皇帝對農桑生產壹貫極為重視的態度，我們也可略知“禦制耕織圖”的出現絕對不是壹個偶然現象。

　　请康熙三十五年 焦秉贞绘、朱圭镌《御制耕织图》
　　内府刊本 清宫旧藏
　　康熙皇帝對於農桑生產的態度，壹向是與天下家國相並列的，早在敕繪耕織圖之前就已著有《農桑論》、《稼說》等文章，強調“王政之本在乎農桑”，並親自參與農事試驗，為歷代帝王所罕見。而其求實務實的施政理念從其敕繪耕織圖亦可窺知壹二。其命焦秉貞繪《耕織圖》並非僅僅自己賞玩，而是為了昭告天下農桑之重要，所以才會由鴻臚寺序班臣朱圭鐫刻成石板，在其第三次南潯沿途即賞賜各方。
　　此四副耕織圖即以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貞繪，朱圭鐫內府刊本為圖樣進行彩繡創作，應為時人為了響應康熙皇帝號召大力推行農桑事業所做。其用刺繡特有的藝術語言—刺繡線紋和設色，絕妙的再現了焦畫的神韻而並不照搬，較刻本而言則保留了更多繪畫中設色的藝術性。
　　刺繡的人物、動物、飛鳥、走獸可說是栩栩如生、神情兼備，將其更發揮處置到極致，例如“浴蠶”中從屋內可看到窗外的漁樵之景，從藝術性上有如北宋繪畫般格物之感；而“二眠”、“三眠”中對於竹石松木之表現亦淋漓盡致，和色關系處置極佳。全部用繡線色，整體色彩不灰不跳和諧優雅，在序首鈐蓋的“淵鑑齋”朱印、在序尾鈐蓋的“康熙宸翰”陰文朱印和“太和保合”陽文朱印，三三枚朱印用絲線精繡完成。與康熙三十六年內府刻本完全壹致，可謂康熙年間刺繡高手不計工本的驚世之作。

　　浴蚕

　　二眠

　　三眠

　　捉绩

　　Lot 5026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198×147 cm.
　　RMB: 5,600,000－8,600,000

　　备注：
　　1.欧洲重要藏家私人旧藏
　　2.A&J speelman珍藏，伦敦 
　　3.北京保利，2014年12月4日，“ 流光凝永——A&J  speelman典藏中国妙艺臻玩”专场，编号5639

　　本品為一件極其稀罕的紫檀雞翅木百寶嵌櫃式大屏，其精選紫檀大料製成，比例勻稱，造型平穩大氣。此屏製作別出心裁，整體仿壁櫃樣式，屏心為紫檀木，作雙門對開式，四周圍框的固定部份為雞翅木，其上開光以各色玉石百寶為材，鑲嵌出精美花鳥圖。選取蜀葵、梅花、玉蘭、茶花、海棠、桃花、秋菊等四時花卉，以折枝的表現方式裝飾器表﹐其旁環繞著蜂蝶鳥鵲等禽雀飛蟲﹐佈局疏朗有致，眾物形態皆活靈逼真﹐色彩搭配上亦是豐富鮮豔，極具裝飾意味。屏背光素無紋，僅外框一周浮雕纏枝花卉，與屏面及四壁相呼應，盡顯木材紋理之美。
　　在屏面門板所刻的《大寶箴》一文後落有「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醜孟夏之望錄張蘊古大寶箴」款。按此大壁櫃門的落款﹐應當是公元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醜）陰曆四月十五日（孟夏之望）抄錄製作。從其材質、工藝、紋案、修飾及形製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無疑。查閱海內外公私收藏，有明確紀年款的大型傢具實為珍罕，故宮博物院所藏鑲嵌傢具中，落康熙紀年款的僅有寥寥幾例，更顯本品之殊特，對清代傢具的研究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清早期 黑漆嵌螺鈿雲龍紋翹頭案（及康熙年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選料：紫檀木
　　在中國的使用歷史可追溯至東晉時期或更早，製作為傢俱、樂器或其它器物應不晚於唐。且因其木質特性及獨特的製作工藝，自古素有「紫檀工」之說。有清一代，對色澤深、質地密、紋理細的貴重硬木極為推崇，其中以紫檀為首選，當時許多黃花梨傢俱都被染成深色，以圖古色古香。基於紫檀極好的加工性能，使上位者對厚重富麗藝術風格的喜好得以實現，因而清代康雍乾三朝宮廷傢俱中，紫檀製品佔有極大比重，特別是到了清中期，選材非常講究，往往要求清一色，無癤無疤，無標皮，色澤均勻，有的傢俱甚至要求為同一根木料製成。如此用料，還有更深刻的體現皇家正統意識和地位的政治原因。

　　明 周柱款百寶嵌花鳥硯盒 清宮舊藏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工藝：百寶嵌
　　眾所周知，明清兩式傢俱，雖遙承一脈，亦各具千秋。明式傢俱之魂，在乎造型之絕，其簡約清雅，妙合莊禪，為文人製器之典範。與之相較，清式傢俱之精，則莫過裝飾之美，其應目琳琅，富麗堂皇，是世俗審美之寫照。究清式傢俱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為，亦關彼時工藝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諸般傳統工藝，而予加傳揚，其中又以「百寶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恰如本品，以百寶嵌飾紅花綠葉、雀鳥蝴蝶，栩栩生動，嬌妍華美。且隨著光線照射的角度變化，映射出不同的瑰麗光彩。恰如古詩《素屏謠》中所贊「爾不見當今甲第與王宮，織成布障銀屏風。綴珠陷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
　　據考，百寶嵌工藝出現於明代，它是在螺鈿鑲嵌工藝的基礎上加上象牙、珊瑚、寶石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鑲嵌工藝。清朝錢泳的《履園叢話》中記載百寶嵌說道：「以金銀、寶石、珍珠、青金、綠松、螺鈿、象牙、蜜蠟、沈香為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於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椅、窗、書架，小則筆床、茶具、硯匣、書香，五色陸離，難以形容。自古來未有之奇玩也」，從這些都可以看出古人對於百寶嵌工藝的喜愛。

　　功能：如同貼落一般
　　獨立懸掛的裝飾掛屏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此件屏風並非為某清代紫檀大櫃的殘件，而是作為獨立的一件傢俱陳設而製作，是經過精心設計而成的作品。因其曾為歐洲藏家所珍藏，置於家中作為陳設，彼時因文化差異，此屏被誤認為是門板，曾另配條板作為四圍，給此屏加寬進深，使之如壁櫃一般可以儲放他物。從現有的老照片可以看出，當時此大屏如壁櫃一般放置，內加隔板，放置其象牙雕刻擺件，上置瓷器等，對開的活門內側分別貼掛畫布。而實際上，如果仔細觀察的話，此屏最外圍的纏枝花卉紋飾不僅雕刻於正面門板、上端及兩側，屏面背部的邊框四周亦細細雕琢，也直接的說明瞭其本身即為一件獨立懸掛的觀賞器。

　　按清代起居環境和宮廷陳設要求，本品或置於宮殿一面牆壁的貼落之前，以增加進深之感。加之其所鑲嵌的《大寶箴》全文﹐懸於壁上，有「殿壁書懸」之感﹐恰好符合清世宗憲皇帝（雍正皇帝）在一首御製詩中描述的勤政殿內「殿壁書懸」的意境。
　　銘刻《大寶箴》與康雍乾三朝「治天下」

　　養心殿西暖閣

　　清初諸帝﹐念著祖宗創業艱難﹐努力塑造正大光明和儒雅淵博的為帝形象。作為廣受讚譽的「千古一帝」，康熙帝不僅胸懷大略開創一片盛世，並且為人勤謹克守、自律自警。這等博大胸魄、唯賢兼聽的氣度，才使得《大寶箴》這樣的警誡帝王之文得以宣揚，能夠嵌刻在此紫檀大屏上，置於宮廷內，以供帝王觀賞品鑒。
　　「大寶」二字即指皇權帝位。「箴」乃勸戒規諫之意。「大寶箴」三字﹐就是對皇帝的勸戒規諫﹐也就是對皇帝的約律警示。
據《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傳上·張蘊古傳》記載，《大寶箴》成文於唐太宗剛剛即位之際，彼時張蘊古認為天下「畏而未懷」，天子因「為君實難」，更應嚴格自律，勵精圖治，故而撰寫了《大寶箴》上奏，加以規誡。此文全文不長，語言精煉優美，有陶熔之功，堪稱「箴」體文的佳作，其中不少名句被後世反復引用，更是「貞觀之治」的象徵。而本出自三國魏李康《運命論》中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更是引起後世帝王的高度重視，開明者如清代明君康熙帝，頗喜引用此語而自勉。

　　這樣的箴文﹐上下數千年﹐幾人能為﹐又幾人敢為。只有在唐太宗這樣的明君和張蘊古這樣的諍臣同存的時代，才會有《大寶箴》這樣的千古一文出現。然而即便如此﹐張蘊古之被株也難說不是種禍於此。張蘊古之後再無此類文章﹐非後人不能為﹐乃後人不敢為也。但是﹐在文字獄極盛的清代，為人臣所不能寫不能言的，為帝者則可用可引。這不僅表明為君的英明與胸懷，也是在皇位政局穩定的局勢下，對勵精圖治者自身的自警自勉。
　　若非身為九五之尊﹐宰輔以下﹐無論臣民﹐誰有資格擔得起諸如「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壯九重於內」、「冕旒蔽目」這樣的句子。若非身掌穩固的統治態勢﹐又怎敢掛「不以天下奉一人」這樣的句子。若非身懷雄才偉魄﹐又怎能談及「漢高大度」、「周文小心」。《大寶箴》的獨特諫文，不提尋常百姓官吏大臣﹐即便是王公貴冑﹐誰敢堂而煌之的懸此於室﹐誰敢不懼「覬覦大寶」四字﹐亦不懼「株連九族」四字？因此可以確信的是，在康熙時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康熙帝本人以外﹐或許有人膽敢秘密地收藏寫有《大寶箴》的書籍或字紙﹐但絕對是無人敢、也無人有資格﹐去如此堂而皇之製作並陳設「殿壁書懸」這樣含有《大寶箴》全文的大櫃門。這也進而證明瞭，此件紫檀雞翅木百寶嵌《大寶箴》櫃式大屏，必屬皇家之物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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