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博物馆前言

　　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公元25-220年）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其间有王莽时期（公元9-24年）。汉代被承认的皇帝有24位，享国407年，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峰巅。汉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遥远，距今2千多年，留下无数千古事，现今出土有大量的各种见证这个伟大时代的文物，而地下还有很多未知。汉代文物以其丰富性和多样性表明了这个时代伟大创造的不同一般，它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续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5年，当我从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不久，就参加了在河南南阳召开的“纪念南阳汉画馆成立50周年及鲁迅收集汉画50周年会议”，这是汉画的研究者、专门家的第一次聚集，是一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学术繁荣以及改革开放对汉画研究事业的影响。因此，在那次会议之后的1989年成立了“中国汉画学会”，冯其庸先生为首任会长，而我则成为理事。尽管那时我还很年轻，可能是南阳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之一二。在我刚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不久就能够参加南阳会议，并能够成为中国汉画学会的理事，只是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写了与汉画相关的内容——《论汉代神画中的两对主神研究》，而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关于汉画研究的学位论文。我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应该厘清神话与神画的关系，重要的是确立神画的存在；而在神画与神话谱系中的伏羲女娲和东王公西王母，有着图像辨识系统的内在关系；汉代神画在汉代艺术中是特别的内容，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神画主神研究》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1987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神画主神研究》的扉页。该书的责任编辑和装帧设计为方振宁先生。

　　从1982年开始的论文选题，到1985年初完成并通过了论文答辩，对于我的学术人生来说是特别的时期，专注、专门、专题、专一。虽然那个时期从事汉画研究的专家很少，而在美术史的研究范围内，感兴趣的人多，而着力的人也少；学科范围的狭窄影响了专业的学界影响。回想那个时候，能够有硕士学位的与会者并不多，屈指可数，不像现在博士都已经很普遍。作为一位后学，我见到了许多在文物考古杂志中经常出现名字的专家，他们经年累月的在墓葬发掘、考古、研究中付出很多，给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带来了新的天地，对我影响很大。

　　正因为有了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早期对于汉代艺术的研究，使我有了与汉代的特别的关联。而在中国汉画学会，我历经了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等多个职务的升级，2015年，在中国汉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国汉画学会会长，成为继顾森会长之后的第三任会长。由此来看，在家乡建立汉文化博物馆的意义，实际上是我在这一领域内学术和社会工作的汇报。40多年来，我还记得大学本科时期对于汉代画像砖石的痴迷，还记得用硫酸纸拷贝汉代肖形印的很多细节。无疑，与汉代艺术关联的还有汉代的历史以及其他，而与这一学问关联的又有文物考古、文献史料等多个方面。因此，我还记得当年在徐州茅村汉墓做拓片的情景，而这又受到了我的导师林树中先生的影响，是他对于美术考古的兴趣和研究引导了我的学术方向。

　　40多年来，从收藏的一般兴趣，到收藏一张拓片和一块汉代砖瓦开始，形成了我的一个收藏系列，而这些关于汉代的不同方面的收藏，同样表现了我的兴趣爱好，所以，我就成了爱的搬运工。当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汉代文物聚集到家乡并由此而设立博物馆的时候，又想到我在离开扬中前那有限的历史知识，所以，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家乡没有博物馆，没有超过明代的文物，没有古代墓葬，而一届又一届的中学生都不能受到很好的历史和艺术的教育。可以说，弥补这一历史的缺陷，正是我建立汉文化博物馆的出发点；而有了博物馆又有了努力的方向，知道了收藏的品类和数量、质量的不足。

　　显然，在这个没有文物出土的江州小岛上，这一小小博物馆的收藏和展陈都很有限，这只是一己之力，只是个人的兴趣所在。而关于这些收藏的研究，还有待时日，还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一起来共同研究，并不吝指教。

　　能够实现我的心愿，应该感谢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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