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 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

　　金翅鸟梵名“迦楼罗”，被尊为大理的保护神，是佛教护法中的天龙八部。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释名中写道：

　　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教。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

　　天龙八部，包括八种神道怪物，以“天众”和“龙众”为首；这恰好是大理国画工张胜温，所绘的著名画卷《大理国梵像卷》中的重要内容。而小说中描述天龙寺，就是辉煌的崇圣寺。

　　大理国 张胜温 大理国梵像（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原崇圣寺初建于诏初，为诏王阁罗风与吐蕃国师赞错证盟处，为吐蕃使臣驻地。（《蒙段诸异僧》）

　　大理国内史《大理国僧分五类》载：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观。其中最壮观为崇圣寺，国师居寺中。

　　崇圣寺三塔

　　五色供养塔

　　1978年出土于大理崇圣寺主塔，六件组成一套：此塔由底座为青铜贴金的圆形台阶式，上饰银质莲台，莲台内依次套合琥珀塔、金塔罩、银塔罩、铜鎏金塔刹（刹顶为银质锥形）；外罩为钟形，铁质，边沿对称各有一系，与塔座两组双系扣合。整组造型精巧玲珑，五色争辉。

　　到了南诏劝丰祐时，重用海寿大法师，法师献策：以南诏为佛国，重修崇圣寺为护国大崇圣寺。

　　另据《南诏野史》、《白古通记》等史籍记载，当时崇圣寺与主塔建造时，寺基方7里，圣僧李成眉贤者建三塔：

　　屋890间，佛11400尊，铜40590斤，建于南诏第十主丰祐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公元834至840年），费工708000余，耗金银布帛绫罗锦缎值金43514斤。

　　经南诏之后的大理国，佛教较南诏更为发展，有“佛国”“妙香国”之称。崇圣寺建成之后，即为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佛教活动的中心。

　　大理国 铜鎏金千手观音菩萨坐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大理国盛明二年 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

　　上海博物馆藏

　　崇圣寺在清咸丰年间烧毁，只有三塔完好地保留下来。

　　在1925年的大理地区大地震中，崇圣寺三塔主塔——千寻塔的塔刹内曾有部分藏宝掉落，可惜很快散佚。

　　在1978年开始修缮时，人们都以为塔里的宝物已经在地震中流失了。但当考古工作者登临塔顶时，却意外地发现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金银铜等造像153件，并有各种法器、珠宝、经卷及与佛教有关的用品等。

　　此后，又陆续在佛图寺塔、弘圣寺塔等古塔中发现一些佛教艺术品。这些发现，成为了解云南佛教文化艺术最重要的资料。

　　南诏 铜鎏金释迦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木莲花龛一佛二传金银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佛教文化在传入中国后，经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基于不同文化，佛像的面相造型也不同。

　　唐朝初期，佛教传入云南，并在这里迅速发展起来，家家信奉佛教。此时及后来的宋代时期，在大理地区先后存在南诏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

　　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极为信仰佛教，尤其是大理国的22代国君中，竟有9位禅位出家，由此可见一斑。南诏、大理国佛教兴盛，据说大理地区曾号称：兰若八百，迦蓝三千。

　　大理国 刻佛金版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宝冠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按史料记载，南诏、大理国铸造佛像更为频繁：

　　劝龙晟“铸佛三尊，送佛顶寺，用金三千两”；隆舜“用金造观音一百八像”；舜化贞“铸崇圣寺丈六观音”；郑买嗣“铸佛一万尊送佛顶寺”；大理国的开国之君段思平更是“年年建寺，铸佛万尊”。

　　这些佛像经历了千年时光，大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今散佚在世界各地的，不过千余数。以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学者们把这类金铜佛造像称之为“大理佛”。

　　大理国 铜鎏金佛坐像

　　故宫博物院藏

　　大理国 铜鎏金千手千眼观音像

　　故宫博物院藏

　　大理地区造像制作材质和手法多样，有金铜造像，石雕造像，木质造像，以及金银捶揲錾刻等造像。简单介绍几种主要造像：

　　五方佛

　　南诏、大理国的佛教造像，门类可分为佛陀、菩萨、天王和明王等，其中最显耀的即为佛陀。

　　佛陀造像以五方佛为特点，这说明当年佛教密宗盛行。所谓五方佛，指的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四方分别以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为核心组成的一个佛教体系，象征密宗的“五佛转智”。

　　这个体系以大日如来为最高神格，体现在遍布大理的各幢佛塔上，就是以塔本身象征大日如来，四方佛龛，按方位分别供奉四方佛像。在目前可看到南诏、大理国佛像中，以西方阿弥陀佛和东方阿閦佛为最多，其次为大日如来，南方宝生佛和北方不空成就佛较少。

　　大理国 银大日如来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金阿閦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南诏、大理国的佛陀像，均为平缓的肉髻、着通肩式或袒右肩式大衣、结跏趺坐。典型大理佛陀的面相，神态和蔼可亲，给人一种朴实敦厚的感觉。

　　额宽颊丰，呈满月脸；鼻翼宽阔，呈三角形；眉弓凸起，双眉舒展清晰，部分在双眉间有白毫。大耳垂肩，大多戴有圆形耳饰，是大理佛陀的一个特色。双眼呈月牙形，上眼睑微下垂，向前俯视。双唇较厚，口略张开，嘴角上翘，作微笑状。

　　整体上看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有如和蔼的世间常人，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妙相庄严的佛陀形象，显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

　　佛陀大多无铜座，考古中曾多次发现保存完好的木座，可能当时多用木座供奉。另外，还有少部分带铜座的佛陀造像，其面相几乎和唐宋时期内地造像相同，只是在雕琢上较之略显粗糙而已。

　　大理国 金阿弥陀佛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鎏金宝生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鎏金不空成就佛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阿嵯耶观音

　　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滇密”阿吒力教崇拜的主要圣像。

　　阿嵯耶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圣”，意为“圣”观音。《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阿嵯耶观音就作为“圣像”出现，被封为“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

　　南诏王蒙隆舜因崇拜阿嵯耶，故而改国号为“嵯耶”，自称摩诃罗嵯耶，钦崇“圣像教”，熔真金铸阿嵯耶观音。

　大理国 张胜温 大理国梵像（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理国 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这种独特的观音形象，呈站立姿式，体态纤细修长，上身裸露，赤脚，手结妙音天印，头戴莲花宝冠，冠正中还嵌有一尊呈珈跌而坐的阿弥陀佛像。

　　没有明确的性别特征，俗称为“细腰观音”，是南诏大理国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成为慈悲善良、聪明智慧、美丽贤淑的象征。

　　千百年来，阿嵯耶观音一直深受云南人民的喜爱，是云南古代佛教艺术的象征物。据统计，阿嵯耶观音像在官方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中数量总计二十余尊，除少量出土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在1925年大理地震时古塔上边都震落的，后又被博物馆以及私人等辗转所得。

　　大理国 银阿嵯耶观音坐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漆龛纯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大理国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大理国 铜鎏金阿嵯耶观音立像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收藏

　　杨枝观音

　　南诏、大理国金属佛教造像，以五方佛最多；此外，则以观音造像为多，其中杨枝观音又占观音造像中的大多数。

　　杨枝观音的造型，很明显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略显胖，体态基本垂直，身上飘带搭在两手挽中再直垂于双腿；额宽颐丰，眼睛微闭，面露笑容，酷似大理佛陀的形象。这种类型的杨枝观音颇具地方特色，可视为大理本土观音造像的典型代表。

　　第二种类型的主要特征是：身材瘦削，体态呈曲线，身上飘带由肩、臂、腿绕出莲座，似迎风飘舞状；额宽颐窄，呈瓜子脸形。这种类型的杨枝观音与唐代内地造像相似，为南诏、大理国接纳内地佛像的品种之一。

　　南诏 铜鎏金杨枝观音像

　　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藏

　　大理国 金背光银杨枝观音立像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大理国 铜杨枝观音半跏像

　　来源：佐藤玄々旧藏； 不言堂，坂本五郎递藏

　　古天一 17年秋拍 清玩聚珍

　　从造像风格上看，南诏、大理国的佛教来源非常广泛，其主要风格来自中原，也有些带有印度风格；还有些显示出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甚至后期的一些造像，还能看到西藏的影子。

　　云南地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交汇点，从史料上看，南诏、大理国的文化非常开放，显现出兼容并蓄的特质。

　　南诏、大理国皆臣服于中原，南诏长期派贵族子弟到中原学习，大理国也和宋长期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因此南诏、大理国虽然割据一方，却成为云南汉文化发展最快的时期。

　　大理国护法像

　　古天一 11年秋拍 清玩聚珍

　　大理国 护法金刚杵

　　不言堂，坂本五郎旧藏

　　古天一 17年秋拍 清玩聚珍

　　同时期的东南亚各国，也往往以云南为媒介，与中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而印度，早在唐初，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里，已明确记载了印度通往云南的捷径。

　　此外，史书上记载，南诏、大理国与西藏也有着密切的往来，以至于早已失传的古梵文、藏文，常出现于云南的许多碑刻铭文当中。

　　世人称南诏、大理国为“妙香佛国”，周边的文明，就这样随着万佛朝宗，汇聚云南，从而造就了大理佛与众不同的丰厚内涵和独特面貌，成为世界佛教艺术中独树一帜的奇葩。

　　参考：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1981年02期。

　　葛季芳，《从千寻塔文物看大理国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01期。

　　张永康、陈浩，《南诏大理国佛像鉴赏》，《文物天地》，2018年11期。

　　薛琳，《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造像和绘画艺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S2期。

　　朴城军，《南诏大理国观音造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8年。

　　傅云仙，《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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