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古泉收藏册中有枚“大泉五千”的古币（图1），为了解这枚古币的来龙去脉，静下心来花点时间翻阅了一些资料，终于查到了这枚直径36、厚2.5毫米，重14.1克的古币背后，确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经过梳理与泉友们共分享。

图1 作者藏“大泉五千”古钱

图3 梨树山一号墓出土大泉五千与大泉当千

图5 沈子槎及家人

图2 湖南郴州南郊梨树山一号墓挖掘现场

图4 文献记录的国博藏第一枚大泉五千

图6 国博藏第二枚大泉五千

　　大泉五千，中国古代钱币的一种，传世极少，在古泉收藏圈为公认的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至今亦鲜有发现。该泉为三国吴钱，孙权赤乌元年至九年（238—246）所铸大钱。篆书“大泉五千”旋读，一当五铢五千，是继王莽后最大的虚值钱。另有大泉当千、大泉二千，传世也较少。

　　在我国古代，历代政权对货币的字体都有一定的规范与要求，有皇帝本人书写的，但多数出自当时的大书法家之手，字体上也有区别，商为刻篆甲骨文，商后期为金文；秦朝推行大篆、小篆；汉代热衷草书、行书和隶书等；唐代则崇尚楷书。“大泉五千”为三国吴货币，这个从战国时期就擅长“鸟虫文”的地方，通过秦统一文字后，转用篆体。

　　汉代古泉作为中国钱币史的重要实物，经历了政权更迭、经济动荡、民生凋敝等状况，其发行和使用背景在历史长河中是较复杂的。

　　东汉末年先后爆发了黄巾军农民起义、董卓之乱和王莽篡位，汉代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动摇，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赤壁之战后，曹操、刘备、孙权各霸一方，形成了对峙。东汉延康元年（220）十月，汉献帝将帝位禅让于曹操长子曹丕，史称魏文帝，从此魏国建立；221年刘备在天府之地的蜀国称帝；222年孙权在江南富饶之域吴国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

　　称帝容易，治理颇难。设郡县、聘百官、养军队、抚百姓，样样都需要钱，所以三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曹魏最早实行屯田，即“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随后刘备、孙权也相继效仿实行屯田制。但连年军阀混战，人丁短缺，财政赤字，这是明摆的事实，各国也逃避不了。人少，自然盘剥对象就少，盘剥对象少，财政必然发生困难。这时的东汉末年，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成多个使用。

　　古话讲，车到山前必有路，铸大钱就是一条妙计。以铸大钱来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用铸造两个五铢钱所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是抢钱。但如果和西汉王莽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比，刘备还算是“仁慈”的。而孙权就不同，干脆来个一步到位，直接开铸“大泉五千”。虽然这些虚值钱为政权的钱库增加了财富，但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困苦，形成的是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据记载，当时的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以物换物的交易方式。

　　还有更离奇的事情，据考证，曹魏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铸造行用“虚值大钱”的。但曹魏政权也缺钱，那么他靠什么来钱呢？他开创了一个行业——盗墓挖宝。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袁绍手下的陈琳替袁绍起草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中提到，“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通过盗墓手段，曹操聚集了大量财宝，有力地弥补了财政缺口。

　　以上为历史考证，有明确的记载，下面是“大泉五千”现实的考古故事。

　　故事一、《考古》报道：2010年3月27日中午，在湖南省郴州市南郊的梨树山村安置房基建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民工正在进行机械挖、运土方，这时有民工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单位考虑报告文物局还是不报告，因考古必须停工，进度与人员安排怎么办？最后遵守法律为大，工程方和施工方达成协议，立即报告文物部门。郴州市文物局随即派出考古队到现场，紧张有序地发掘出了一号西晋墓墓室（图2）。

　　当考古工作者挖开薄薄一层泥土的时候，好几枚泛着青铜绿锈的钱币从黄褐色的泥土中跃然而出，出现在挖掘人的眼前。考古专家拿起竹签，开始小心翼翼地剔去钱币表面及其周围的泥土，其中一枚钱币上竟赫然显现出“大泉五千”的钱文。一号墓的发掘收获颇丰，后室中有铜镜1面、铜质发钗1件、 铜钱若干枚。铜钱、铜镜、发钗锈蚀严重，铜钱经科学处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有“大泉五千”一枚和“大泉当千”两枚（图3）。这枚大泉五千，面背有内外廓，面文“大泉五千”四字篆书，旋读，直径4厘米。

　　故事二、国博收藏有2枚大泉五千，均为民国时期所出。两钱著录于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传世只有二品，程文龙、戴葆庭各藏一品。”

　　1912年，浙东修杭甬铁路，在上虞县百官镇的龙、蚌二座山之间，工人挖土，掘出“始宁”款的陶罐1件，内有铜镜及大泉五千铜钱一枚（图4）。

　　第二年夏天，有人将此钱携至杭州出售，为金石家邹适庐所获。邹氏到达上海，知道程文龙有泉癖，就让程氏一睹此钱芳容，程氏一见钟情，“其泉青绿斑斓，铜质几尽，不可手触”，遂即以一尊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518—520）的鎏金铜造像，与邹氏相交换。

　　当时古泉界同仁闻讯后，可谓是羡慕嫉妒恨，认为程文龙“足为东南藏泉家之冠”。友人澹台子骥听说程氏得此珍泉，将文龙字改称“吴泉”，金石学家罗振玉为其位于上海太仓路鸿仪里二号的寓所榜题“大泉五千之室”。1934年夏，岑子潜与程文龙相识，畅论古泉，情投意合。

　　1943年7月，程文龙病逝，大泉由其儿子程宗进秘藏。孙仲汇讲述了一段这枚大泉五千如何由程宗进珍藏转到沈子槎（图5）手里，最后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曲折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程宗进数次向沈子槎借钱，当时说好以大泉五千作抵押，但程宗进却迟迟不肯将实物脱手。

　　一天，沈老找到程宗进，说：“听人讲你早已把大泉五千卖掉了，否则为何不拿出来看看？”于是，程氏转身回家，拿了大泉五千让沈老看。沈老看后放入口袋，说：“一起去派出所解决问题。”到了所里，沈老将珍泉与借款条都放在桌上，说：“此钱我买下后是要捐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物主已拿了我三百万，东西该不该归我？”结果是珍泉归沈，借款条给了程宗进，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沈老不负众望，1959年将大泉五千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名，为沈老颁发了奖状。

　　第二枚大泉五千也是出土于浙江，距离第一枚大泉的出土地点百余里。

　　1936年，在浙江杭州钱塘江下游约四十里的头蓬镇，有人挖掘沟渠时于污泥中发现“大泉五千”一枚，后为寄居杭州的绍兴下方桥镇人孙阿齐所获。这枚钱比第一枚更加完整，透体铁色，钱文清晰，篆书，旋读（图6）。

　　此钱由孙阿齐手中转归给戴葆庭，最终由陈仁涛收藏。1955年，陈仁涛的钱币名品购藏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两枚“大泉五千”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专题陈列厅中展出。

　　从以上故事可见，由于历史变迁，“大泉五千”幸存的少之又少，偶有发现实为大幸，在古泉界被推为“五十名珍”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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