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胡适在阅读中国文史书籍

　　一通胡适晚年暂寓美国期间寄给台湾友人的信札，近期现身拍场。信札以黑、蓝、红三色钢笔写成，共计6页，胡适下笔如注，侃侃而谈，隔海畅叙学术之欣快如在目前。这一通信札是同时写给王云五、钱思亮、董作宾三位友人的，是为商议缩照当时迁存于台湾的古籍善本与故宫文献史料相关事宜的，为研究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早期事迹，颇有助益。

胡适制作的缩照古籍目录卡片

胡适致王云五等信札

　　千叮万嘱，为缩照台湾古籍编目

　　据查证，这一通信札未被《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收录，《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中亦无载录，堪称“佚信”，实为首次为世人所知，颇为难得。

　　这一通1300余字的信札，写于1953年5月4日。时年已63岁的胡适，在美国纽约的寓所中，以一位学者的缜密精思，向远在台湾的学界同人讲述缩照古籍文献的种种注意事项，详解一些基本的格式规范要领，甚至还特意制作并附寄了一枚目录片样张，藉此给予形象图解。不难发现，对于迁运至中国台湾的包括故宫善本在内的大量古籍文献的编目、缩照、录副及相关整理工作，胡适皆是十分关注与慎重，笔下娓娓千言，惟恐稍有偏差疏失。

　　隔海筹措，为缩照台湾古籍多方斡旋

　　查阅《胡适日记》可知，1953年5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也写到了缩照古籍之事。

　　可见，当时胡适虽身在美国，对于台湾古籍文献缩照工作，是相当关切的。为争取美国方面的技术支持与资金赞助，胡适早已预为活动、多方斡旋了。事实上，胡适于1953年4月21日寄给福特基金会的“说帖”，《胡适日记》早在1953年4月15日就曾记载。当日日记中，胡适称“这几天为缩照在台湾各地的善本的事，写了一个较详细的说帖。这说帖是预备先送国会图书馆的A.W.休默先生看过，再寄给福特基金会的雷蒙德.T.莫耶先生。”

　　如今看来，胡适在信中仔细交代、精细说明的编目制卡细节，在中国各大公立图书馆中，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例行规范了。可是，在65年前的台湾，所有这些如今看似“惯例”的图书管理常规工作，尤其是古籍善本缩照录副的相关工作，却都还困难重重，亟待开创。

　　胡适信中提到了恒慕义先生，那么，恒氏究系何人，在缩照台湾古籍工程中，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呢？

　　恒慕义（1884—1975），美国著名汉学家。1915年被公理会派到中国山西汾州（今汾阳）明义中学教英文，任汾阳中学首任校长，后在燕京大学任教。1927年返美，1928年赴华盛顿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上个世纪30年代，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组织下，任《清代名人传略》（1644—1912）主编，该著1943—1944年于华盛顿出版，胡适为之撰写序言。《清代名人传略》是美国汉学界代表著作，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之下，由恒慕义召集来自中国、日本及美国的50位学者耗费8年时间完成；每篇传记末尾附资料来源。全书集当时国内外研究之大成，弥补了汉满文史料不足之处。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一直被列为重要参考书。

　　胡适对《清代名人传略》的学术成就予以高度评价，在序言中称其为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认为不但外国人在此之前从未写出过类似的著述，即使中国的史家也没有完成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胡适之所以如此激赞此著，可能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曾两次致信，对批评此著“未有通盘计划”以及“取材稍滥”的王重民，有这样的解释与强调，首称“此书我认为很好，可算是‘国际学者合作的研究’的第一次大成功。我的意见与兄颇不同……看作三百年的中国名人辞典，在今日全世界无一书可比此书的完备而有用。十几万美金，八九年的心血，五十个学人的合作，而能得此一书，是十分值得的”；又称“我若不说几句公道的赞扬的话，将来作书评的人必将吹毛求疵，以抑人为高。如此则八九年苦功将受埋没了。以后谁还敢花十几万金元，招集四五十学人来做这种学术合作呢？”并称“这种学术合作事业，最重要的条件还不在金钱，而在领袖者能与人合作，使人人能尽其所长，使人人各自负责任，即是人人各自负其功过”。据此可知，对于恒氏其著，胡适所看重的并非全然是某种严苛标准之下学术水准本身之高低，而是学术项目的国际合作机制与模式及项目领导者调配与整合资源的能力。

　　胡适两次致信王重民，时为1943年5月。至缩照台湾古籍工程启动之际，已整整10年过去。不难发现，当年恒氏的工作经验与学术资源，给胡适留下深刻印象，国际学术项目合作共建、资源共享的工作机制，也让胡适有心再度尝试将缩照台湾古籍工程纳入国际合作的视野。在致王云五等的信中，胡适一再强调的恒氏经验及合作精神等，都足见恒氏其人其学在胡适心目中的分量。

　　当然，隔海筹措这一规模巨大的学术工程，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台湾局势之下，绝非易事。此时，流寓美国的胡适，虽已过花甲之年，却仍“实至名归”的为台湾古籍文献缩照工作的“遥领者”——以其在学术、教育、文化界的崇高声望及海内外广泛而深厚的人脉资源为号召，在海天两隔之际主导并主持着台湾方面的相关工作。事实上，作为中国古籍文献进入胶片时代的开创者，中国古籍文献“准数字化”的开创者，胡适早在抗战时期就曾主持居延汉简、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缩照录副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开合作的）；对中国古籍史料的保存与整理工程，始终抱以极大热情，投以极大精力。从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建言与寄望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全面实施，一直在期待着中国古籍文献，能通过缩微胶片所承载着的图像副本化身千万，永世流传而令全球共享。

　　终成大业，缩照台湾古籍工程蜚声海外

　　关于这段历史，还可以参阅胡适于1953年3月8日致杨联升的信《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

　　在胡适主持之下，当日（1953年1月8日）即“由王云五与董作宾两人根据文物清册，估计史料与善本书页数”。其中，与故宫相关的“故宫档案”计有88万页，“内阁大库档案”有157万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有200万页，故宫善本书有180万页，这4项合计达625万页之巨。这一缩照录副的规模，达到胡适预计的全台湾古籍与史料文献总量（合计约1147万页）半数以上。

　　195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时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的袁同礼（4年后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文献顾问），再次坦露了对台湾现存古籍文献保管与整理工作的担忧，也表达了对缩照录副工作亟待开展的急切心情。

　　为完成这一规模空前的古籍文献缩照计划，胡适在美国多方周旋，寻求美国国会图书馆方面的技术支持。同时聘请美国专家赴台、培训专业知识与技术等费用，也面临着寻求机构赞助的问题。胡适称，“他们已作了一个估计，计划共用六架机器，派专家一人去，共需时三年，共约需美金十五万元。”为筹募经费，胡适又向杨联升建议与咨询，“此事需费不多，能否由哈佛燕京学社独力担负起来？”他对这批古籍与史料的重要性，还特别向杨嘱咐了相关要点，称“我所以力持把《四库全书》算作一个单位，是因为这全部的microfilm最可以引起西洋图书馆的注意”，又称“史语所与故宫的史料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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