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少年流浪记》剧照

　　以“真·我角度”为主题的第46届香港艺术节，推出多台艺术家依托经典文学或舞台作品创作的剧目，旨在挖掘文本与当下的关联、反省创作与社会的关系。比如香港名导毛俊辉依据经典粤剧《百花亭赠剑》全新创作的同名粤剧，将剧中人物的性格与情感拆解重组，为唐涤生的佳构开拓崭新视角；苏黎世芭蕾舞团演出的《安娜·卡列尼娜》，用三组婚恋关系及铿锵利落的编舞，让观众共鸣于托尔斯泰的逾越时代。

　　另一部南非开普敦港口剧团制作的《非洲少年流浪记》，改编自南非传记作家强尼·斯坦伯格2015年出版的纪实文学《希望美好的人（A Man of Good Hope）》，原作虽属畅销书，但由于用小人物的历险记写出南非数十年的满目疮痍，上市即引发轰动。该剧如实搬演小说内容之外，加入诸多南非特色民族元素，以音乐剧场形式呈现难民之痛、时代之殇，使人过目难忘。

　　香港艺术节选戏原则：

　　“乍看陌生实则有趣”

　　作为世界艺坛较为重要的文化盛事之一，1973年起每年二三月间举办的香港艺术节，会以“乍看陌生实则有趣”的节目挑选原则，广邀全球范围的优秀艺术家集中献艺，常常推出多台亚洲独演或首演剧目，领先亚洲其它艺术节展，推介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大家或者实力满满的新鲜面孔。内地观众熟悉的舞蹈大师皮娜·鲍什、德国柏林邵宾纳剧院艺术总监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波兰名导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等艺术家，均是在成为香港艺术节的“座上宾”后，开启的华语地区甚或整个亚洲的影响之旅。

　　今年的香港艺术节亦不例外，依旧用由文本、创作者、表演团体等构成，对多数观众而言的多重陌生，激荡出数个令人动容难忘的时刻，放送艺术之美与魅，彰显艺术家的社会良知。拉脱维亚里加剧院艺术总监艾维斯·赫曼尼斯为俄罗斯国家剧院创排的话剧《俄罗斯平民风景》，将被时间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俄罗斯“乡村散文”代表作家、编导过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电影《红莓》的瓦西里·舒克申的八则短篇小说舞台连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乡村日常生活与当下全球范围的城乡冲撞发生奇妙呼应。法国传奇导演克劳德·雷吉执导的戏剧《梦与狂妄》，用黑暗及呓语再现奥地利天才诗人特拉克尔的“禁忌创作”与“放纵自毁”，某种层面上让人联想到青年导演胡波之死，反思个人表达和艺术规范、社会空间的嫁接方式。

　　围绕索马里难民阿萨从童年到老年的一生颠沛展开叙事的《非洲少年流浪记》，更属难得一见。该剧为观众打开的不止是窥见南非戏剧形态的窗口，更是直观了解南非从种族隔离到黑人自治时期骚乱不断的大地、命运流离的民众的通道，当今世界语境下的难民迁徙、移民安置问题跟随浮现。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等戏剧大国一统江湖的世界主流戏剧版图之外，相对边缘的南非戏剧，正像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般，记录历史，发声未来。

　　开普敦港口剧团：

　　改编西方经典，诉说南非现实

　　2005年，由开普敦港口剧团联合创始人兼艺术总监马克·登福-梅（Mark Dornford-May）执导，将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的经典歌剧《卡门》的故事，原封不动移植到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卡雅利沙的电影《卡雅利沙的卡门》，擒拿当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贫民窟里上演的爱情悲剧、女性悲歌，尽管融入诸多非洲音乐元素，却并非要为女工与军人的爱情故事更换异域风情的布景，而是侧写曼德拉执政之后，黑人之间的阶层冲突、黑人女性遭受同胞凌辱等问题，一度甚于白人治理时期的种族斗争。

　　这部影片的前身，是创立于2000年的开普敦港口剧团初创时期推出的同名歌剧，与剧团后来根据普契尼歌剧《波希米亚人》、莫扎特歌剧《魔笛》、莎士比亚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等改编的作品一样，都是将西方经典文艺作品放置在南非的城镇背景下，以音乐剧场的形式讲述（其中2015年剧团联合制作的《魔笛》获得奥利弗最佳音乐剧大奖），用表层显而易见的种族与文化在视听体验上达成的融合，关涉南非传统文化的传承，关注南非现代民众的生存——西方文本的本土化改造助益剧团很快引发世界剧坛的瞩目，作品曾应邀赴英法德美等十多个国家演出。但由好望角周边的贫民窟居民组建的演员队伍，亦将自身经历诉诸身体，用“唱跳停走”制造“真实环境的日子”与“艺术处理的生活”之间的差异，寄予某种改良的方向。

　　《非洲少年流浪记》的舞台呈现上，与开普敦港口剧团的其它作品一脉相承，都是演员借助歌唱、手与脚的律动以及非洲鼓、马林巴琴、锅碗瓢盆等乐器或日常生活工具的敲击，带领观众进入富有南非民族色彩的天地。不过高超歌舞技艺包裹的核心，不再是西方文本与南非境况的象征性勾连，而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南非伤痛。按马克对于“真·我角度”的理解，“回应世界，揭露真相。”

　　该剧主人公阿萨八岁那年，亲眼目睹母亲如何被士兵杀害，迫不得已离开家乡，踏上横跨非洲的逃亡之路，老年拿到绿卡落脚美国，依旧活得战战兢兢。他对生活始终怀抱希望，却一次次被残酷的现实打压，沿途经历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让他短暂获取慰藉，最终痛失所有。其中他在青年及中年时分别经历的两种南非险境，道出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并没有令南非走出苦难，解决根深蒂固的犯罪猖獗、排外主义、人口买卖、贫穷落后以及黑人之间的区域歧视等社会问题。

　　《非洲少年流浪记》：

　　与库切的文学批判遥相呼应

　　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制度的荒诞以及之后社会变革的无效，开普敦出生长大的库切用《内陆深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辱》等小说，做过完整描绘。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头脑简单患有兔唇的园丁K陪母亲离开开普敦回故乡，却拿不到通行证，后来只能护送母亲骨灰返乡，最后被迫重回开普敦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是《非洲少年流浪记》里阿萨前半生故事的翻版。两人一生渴望——K梦想在适宜的土地上种瓜得瓜，生意头脑无比灵光的阿萨期许小小一方能够安稳做买卖的家园，但种族隔离制度驱逐他们东奔西逃先求保命。

　　1999年让库切第二次摘得布克奖的《耻》，以黑人统治下的新南非时代为故事背景，白人教授及女儿经历一系列人格与生理耻辱事件，教授不愿忍受，女儿默默吞咽，并决定“像一条狗一样”在黑人的庇护下开始全新的生活。由于揭示“黑人不仁”，《耻》在南非出版后，库切成为众矢之的，“效仿”被迫逃离大学校园的教授，出走澳大利亚。白人作家和笔下教授对熟悉环境的双重无奈告别，带出现实与创作的荒谬喜感对照，与《非洲少年流浪记》里阿萨后半生的遭遇，一道构建特定时期南非黑人“黑白双吃”的图景。

　　跨出南非的地域特性，《非洲少年流浪记》指向全球性的难民问题。由三位演员分别扮演少年、中年及老年阿萨，以三人同处舞台或遥相呼应等手法讲出的个人成长史，是南非动荡环境下几代人的流亡史，亦具有对应时常成为热点事件的难民新闻的普遍价值。衣食无忧的人们认知身份的“敏感度”与无所适从的他者渴求认同的“焦灼感”，看似相克其实应当理性相容。

　　或许正因世界难民潮屡酿悲剧，容易触动艺术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做出思考，近些年出现了多部难民题材的电影、戏剧，如《流浪的迪潘》《希望的另一面》等。本届香港艺术节也另有一部《祈愿女之歌》，试图为难民的“安身立命”找到路径。该剧以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的《乞援女》为蓝本，与《非洲少年流浪记》一样，亦借音乐的形式，谱唱因战乱只能远走他乡的少女们寻求安身之所的故事，带出道德与制度、生命与国界之间的思辨。期望不久的将来，难民不必再像《非洲少年流浪记》中的阿萨般，一生抱持难以实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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