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早年即以精于文物考鉴闻名遐迩,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近20年。先生毕生护佑国宝,殚精竭虑,任职期间更是功绩炳彰,马衡又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和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尤其在金石、经史方面成就卓然,他毕生致力学术研究,孜孜不倦,被尊为“中国金石学第一人”,许多研究结论至今仍为学界定识 。先生学识渊博,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尤以治印称名于世。

　　成立“文物维护会”保护文物

　　马衡与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11月,由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组成的“ 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点查清宫遗物,马衡便以金石学家的身份参与其中。翌年10月,在清宫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故宫博物院,推举李煜瀛以临时理事长身份主持院务,当时神武门城楼上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即由李氏榜书刻石。故宫博物院下设“两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马衡则作为9位临时理事之一,兼任古物馆副馆长。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院,也是世界上皇宫遗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始走入正轨。对此马衡曾特别撰文说:吾国博物馆事业,方在萌芽时代。民国以前,无所谓博物馆。自民国二年政府将奉天、热河两行宫古物移运北京,陈列于武英、文华二殿,设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此外大规模之博物馆,尚无闻焉。有之,自故宫博物院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方面继续清点清宫遗物,另一方面则积极筹建两馆一处。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北洋政府政局不稳,新生的故宫博物院不久便全面陷入瘫痪。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艰难使命。

　　解放前夕抵制迁移文物至台湾

　　1945,马衡继续担任院长,在他的主持下,故宫陆续接收了大批流散文物,如溥仪留存在天津的各类文物1085件、清宗人府余存玉牒及各类档簿834册、汉印501件,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还有两批稀世国宝——“郭瓷”与“杨铜”。前者是指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著名收藏家郭葆昌所藏瓷器,经过马衡的多方努力,全部由郭氏后人捐献故宫收藏;后者则指德国商人杨宁史(Werner Jamings)收藏的240余件青铜精品,如战国宴乐渔猎纹铜壶和商代兽面纹大锁、鼎、卣、爵、杯等,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1946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求故宫选送部分新入藏的文物参展,其中就包括数十件“杨铜”精品。展览期间,有关人士提出将其暂留南京,但被马衡婉言拒绝了。否则,这些青铜器恐怕后来也被运到台湾了。

　　对于战时南迁文物,马衡极力主张全部运回北京,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被迁至南京收藏。到了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南京分院文物的精华分成3批运往台湾,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分批空运到南京。对此,马衡表面上遵从命令,也着手进行装箱,实际上却采取消极拖延的态度,一再嘱咐安全第一,致使工作进展缓慢。此后,当局一再催促,马衡不是推托“当前机场不够安全,暂时不能起运”,就是声称“自己心脏不好,遵医嘱不能离平”,始终没有运走一箱文物。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想离开北平而前往台湾。就在北平解放之前,南京方面再次派飞机接运国民党在北平高官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马衡就临时躲避起来。

　　抗战期间转移国宝,积极南迁;解放前夕维护国宝,抵制迁移。两种截然相反的取舍,是马衡对故宫、对中国,乃至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

　　捐献珍贵拓本成为故宫院藏碑帖重要内容

　　作为金石学家,马衡先生的收藏颇具专业特色,与其一生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是一致的,极具收藏研究价值。他在古器物不断出土的情况下,为扩大自己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将凡刻写有文字、图画的青铜器、甲骨、竹木、砖瓦、陶瓷、金、玉器等器物均纳入金石学的收藏和研究范畴,从其捐赠的青铜器、陶器、漆器及骨笄、骨矢镞等器物可见一斑。

　　在马衡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他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马衡曾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篆刻仅是马衡的业余爱好。但是其治印延续时间之长,搜集历代印谱之巨,沿袭传统艺术之深,为很多专业篆刻家所难于比拟而望洋兴叹!在他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提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其篆刻风格可归纳为战国秦汉古印类、仿金文、碑铭人印类、流派印类等等系列。

　　马衡收藏的碑拓独具慧眼,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的藏书注重版本,囊括经、史、子、集全部44小类中的35类,蔚为大观。1952年,马衡先将一批珍贵的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马衡病逝后,子女又遵其愿,将他毕生珍藏的金石拓本9000余件、图书1600余部共14962卷,悉数捐献故宫收藏。数目之巨,略见襟怀。

　　西迁计划经历“文物长征”

　　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竣工,存放上海的文物又陆续运抵南京。次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宝再次面临威胁,形势刻不容缓。为此,马衡主持制订了分三路西迁的计划。在这场辗转万里、旷古绝今的“文物长征”中,除了跋山涉水、路途崎岖外,无时无刻不受到敌机轰炸或敌特惊扰,护宝者历尽艰辛, 随时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经历这样的磨难,文物竟然一件未失。对此,郭沫若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文物,既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

　　协助购回《中秋帖》《伯远帖》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有些旷世之珍就是经马衡之手入藏的。如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晴时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清宫“三希”,都属于中国传世较早的法书珍品。《快雪晴时帖》已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二帖则在清亡后流落民间,1935年收藏者还曾拿出来请马衡欣赏,并说将来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49年,“二希”曾被携至台湾,后辗转到了香港,抵押在一家英国银行。1951年,典当行将期满,若不按时赎回,银行方面将按惯例进行拍卖。为此国家特别批拨专款,马衡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等前往鉴定,最后以35万港元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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