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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水性植物颜料与水印版画 凌君武
版画所分的木版、石版、铜版、丝网等版种中，除木版中的水印部分属中国民族样式的延续，其它版种均从外借鉴而来，应该说，国际间的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已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并将会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融合不是等同，融合不是各地域文化独特性的消逝, 融合更不是某一种优势文化完全覆盖另一种文化，就水印版画的颜料选择而言，当我们面对大量化学合成颜料及进口优质颜料时，不应是趋之如骛，而应是重新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传统植物颜料。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多元化的今天，失去一些固有的独特性。就象开发旅游资源，把世界各个景点缩小搬造到一处成为世界公园，虽好但总不如山西的平遥、苏州的周庄、云南的丽江那样，在原有的人文环境中去发挥出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将对水性植物颜料在水印版画中的运用展开一些论述。
水性植物颜料在水印版画中的运用，早在明代的套色版画中就有体现。国家图书馆善本珍藏中的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清代的《芥子园画传》等，均选用水性植物颜料印制，它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沉积，其色泽、色相仍然莹洁雅致，已成为稀世珍品，并被后人奉为圭臬。
《十竹斋书画谱》所处的年代，还没有特定的绘画颜料生产机构，绘画颜料都是民间自行配方制作，主要有矿物颜料与水性植物颜料。矿物颜料更多地使用于寺庙、道观、洞窟壁画和宫殿的梁栋之中。水性植物颜料，更多地运用在纸本国画之中。国画之所以使用水性植物颜料，一是受儒家、道家崇尚自然、适应自然、效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影响，二是受到绢、纸等载体的影响。
最早的版画作品是印刷品中的插图。中国发明印刷术已有千年的历史，可如今所流传下来的实物十分稀少，发现的早期印刷品是在1906年中国新疆吐鲁蕃出土，现藏于日本的《妙法莲华经》，此经为武周时期的印刷品，另外还有，成都唐墓出土的，约为唐至德二年（757年）成都县龙池坊卞家雕印的《陀罗尼经咒》．现既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也有实物可证的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堂咸通九年（868年）由王介刻印的《金刚经》说法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此幅版画的产生，就印刷技术而言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无论是线刻的隽秀，造型的完美，还是印刷的精巧，纸墨的莹洁，都为世界所公认，到了宋代，特别是活字排版的发明，更加繁荣了印刷业，如著名的平阳印刷业！其中的版画《四美图》，雕刻技艺十分精湛，人物造型生动流畅，为中国版画史上的上乘之作，现藏于俄国，到了明代天启至崇帧年间，南京"十竹斋"胡正言开始用植版技术处理多色套印版画。使得这项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要早于西方几百年，乃至现在水印版画中的分工，水性植物颜料的选用等，大体都沿袭了胡氏发明的模式。这项技术传入日本，对日本"浮世绘"版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段辉煌的历史。奠定了中国成为世界版画发祥之国的基石。正如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版画有过一段很体面的历史"。然而，到了十四世纪初、当版画技艺传入西方，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使用单线墨色处理画面的方式转换成了有阴暗层次的油印方式。随后的工业革命，发明了机器印刷技术，西方版画也产生了使用机器创作的铜版、石版等版种。
对中国画进行复制是传统水印版画得以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现在北京的荣宝斋和上海的朵云轩还沿袭着这门技艺。复制版画偏重于技术，但这种复制在文人、画家的不断参与下，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语言。晋代的陶潜曾说："流现山海图，是古书无不绘图"。宋代雍熙元年越州刊本《弥勒菩萨像》，刊本上署有"待诏高文进画，越州僧知礼雕"等字样。到了明清之际，就有更多的文人、画家参与其中。出现了李贺、王世贞、徐渭、陈老莲、唐寅、仇英、胡正言、丁云鹏、崔子忠、刘素明、董其昌等一批代表人物。他们参与版画的创作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画家画稿、刻工刻制。这种形式在日本、西方国家中现在依然存在着。另一种是集创作、刻版、印制于一身。陈老莲创作的《水浒叶子》、《张深之正北西厢记》等作品，均是陈老莲专门为版画画的稿，有刻工刻制的独立的版画艺术作品，并且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典范篇章，陈老莲在中国绘画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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