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述评

陈履生

在强调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农民这一阶层往往是指社会最底层的从事农业的人群，在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即使是许多洗掉脚上的泥而进城并混入到上层社会的人，往往也带有许多农民的习气。在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过去的许多阶级或阶层的判别已经不是那么容易，农民不农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三农”问题依然是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与过去没有太多改变的现实是，普遍意义的“农民”仍然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在城里人的习惯语言之中，所谓的“农民”就是一个“土”字。在当代，正因为“农民”的许多现代特性，与“农民”相关的很多事情往往成为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点，其中，当代艺术中就有许多是打“农民”主意的作品。

在6月9日开幕的第51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不仅有了代表中国的国家馆第一次亮相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在国家的旗帜下以一种全新的身份登堂入室。在这次有限的5件出品中，其中有一件名为《农民杜文达的飞碟》的作品，是艺术家彭禹和孙原将安徽农民杜文达自行设计并手工制造的飞碟（飞行器，直径6米，高3米多）带入威尼斯展场。杜文达等几位制造飞碟的农民也被邀请到威尼斯进行组装和现场表演。关于这件作品，艺术家想到的是——“这件作品一方面具有新闻性：中国农民自己制造飞碟正是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农民浪漫理想的体现。另一方面具有艺术上的观念性：通过农民造的飞碟参加国际艺术大展这种行为来重新定义‘艺术对于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然，在威尼斯，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农民前加上了“中国”，“中国农民”的内涵就比单纯的农民要复杂得多。

这好像杜尚把小便池搬上了展览会的现场。可是，杜尚没有让人在小便池中撒尿。如果杜尚让人在那个小便池中撒尿——要么因为没有外接的出口，尿直接灌下溅得撒尿的人一脚；要么堵住便池的出口，尿从便池中溢出，泼得撒尿的人一身。如果这样，杜尚可能会很尴尬。9日下午，在几百名观众的围观下，值得同情的农民发明家杜文达坐在他制作的飞碟上进行试飞，只见飞碟一阵阵颤抖，却不见离开地面飞行，为此，“让很多人感到失望”——这些洋人不懂现代中国有一句俗语——逗你玩。相信这时候的艺术家一定会“重新定义‘艺术对于生活的真正意义’”。值得玩味的是，19日，“宁夏农民自制小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在这前后十天的关于农民与飞行器相关的报道中，都刻意有“农民”二字，反映了对农民在本质上的歧视和偏见。

现成品成为艺术，现在已经不新鲜。新鲜的是一位中国的被称为“农民”的人捣鼓出了一个可以上天的东西，新鲜的是这位被称为“农民”的人在高科技的时代回到百年前的怀特兄弟的梦想，新鲜的是这位被称为“农民”的人居然进入到当代艺术的国际殿堂，这种以艺术的方式所表现出的 “三农”问题，确实令人深思。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就好像中国农民的飞碟一样，既缺少文化上的自觉，又充满着不可预见性。应该看到，当代艺术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农民杜文达的飞碟”还在他的农村家乡，那么，其出路充其量是免费进入到航空博物馆。现在可不同了，同样是“农民杜文达的飞碟”，经过艺术家的妙思回春，却成了艺术品，可以高价进入当代艺术的博物馆了。

近十余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场一直是在国外，是在像威尼斯这样的双年展上。那么，在进入到一个外人的新的游戏规则之中后，需要按照那个规则行事，这是毋庸置疑的。当代艺术固然有文化的问题，但根本点是玩法的问题。因为，那是人家操持的玩法，所以，中国人玩好玩坏都不必在意，“中国馆无缘国家馆奖”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等有一天，中国人弄出一个玩法，让那些洋人根据我们的规则来玩，这时候才是值得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