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述评

陈履生

可以用投资大，规模大，声势大来形容当前美术界的“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自这一工程的实施通知正式发布以来，各级组织层层发动，精心组织，各省市的动员会、通气会也先后举行。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进入新世纪会有这么一档子事，原以为政府组织创作的方式像历史翻过去的一页，不会再有了，至少说近20年内没有出现，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已经渐渐被人们忘记。可是，现在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规模，让人们看到了政府在文化上的作为。关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性及相关的意义，基本上是没有疑义，而这一重要性的意义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做出证明。

客观地说，上面很热，下面的热度与之相比则要稍逊一筹，这与过去组织创作时的两头都热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当代文化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反映。过去，美术家们在组织创作的召唤中，只有一条跟随的路，现在，有各种选择，特别是许多美术家已经有自己走出的路。所以，往日是美术界中的全民参与，遴选作品类如“超女”那样的海选，现在则成为工程，因此，产生作品的方式也如同工程中的竞标。过去的主题创作是关系到美术家中的多数人，现在则是关系到美术家中的极少数人。当然，这种时代的变化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意义，只是说明时代的变化。不管如何，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出作品。出作品、出好作品是硬道理。

有人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论赏之重，100件作品投资1.01亿元，不能说不重。可是若夫有勇而无谋，也难以成大业。实际上，屈指数数，中国现在是否能找到画好这100个选题的画家。尽管有许多有名的美术家，有许多价位很高的美术家，然而，这些多数是经过市场培育的当代美术界已经形成主流的美术家，能否适应这一创作工程的需要，则是一个问号。因此，能否无愧于国家和纳税人的投资，则不容乐观。由此，想到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在北京的专题会上的建议，他说，可以将这一国家投资作为一“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基金，使之成为一个长远的鼓励杰出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品，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为了凑这100件作品而影响到作品质量的问题。

虽然，人们对于100件作品的选题存在一些异议，比如“抗日战争的慰安妇”不宜作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像“平民教育家陶行知”、“聂荣臻与两个日本女孤童”与“重大历史题材”之“重大”有距离；像有些“重大历史题材”又没有被列入，但是，在中国找到100位美术家来创作与现有的这100个题材的作品，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何保证这100件作品能够与20世纪50年以来的历史题材的经典作品相比肩，能否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地道战》，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潘鹤的《艰苦岁月》，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石鲁的《转战南北》，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篇章，也不容乐观。因此，在这一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选美术家和抓质量以及确立质量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而宁缺毋滥应该是一基本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