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战国以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剧变，青铜器的发展发生断裂。到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周礼》、《仪礼》、《礼记》等记述前代社会生活、礼乐制度的典籍中所提到的不少青铜器名称已经识别不清了。历代宫廷都有青铜器收藏。

　　有的地方出土青铜器被视为祥瑞之事，朝廷为此改元，如公元前 116年夏天，汾水出鼎，汉武帝为此改元为元鼎元年。也有的朝代统治者见宫廷收藏的青铜器造型或纹饰怪异，视为妖孽，发生过集中毁坏之事。在中国古代，收藏和研究青铜器有两个盛期，一是在宋代，一是在清代前期。而真正对古代青铜器遗存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在 20世纪。

　　宋代出土的青铜器已很多，大部分为皇室所收藏，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收藏家，仿造古代青铜器的风气也很盛。这种情况有力地推动了金石学的发展，“金”就是青铜器，石”是碑刻、画像石等。

　　宋代学者对当时所见于世的公私收藏青铜器作品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著录和名物考证，以及铭文辨识。存留于世的有吕大临《考古图》、宋徽宗敕修《博古图》和佚名《续考古图》。其中以《博古图》最为重要，共收20类青铜器839件。

　　中每类器物有总说，每件器物都绘出立体的线图，临摹了器物上的铭文，并依当时的认识水平作出释文和考证，同时详细记下器物各部分的尺寸、容积和重量。其不足之处是铭文摹写有的失真，释文、考证也多有臆断之处。元(1206-1368)、明(1368-1644)两代青铜器收藏不多。到清代前期，殿廷陈列、内府收藏青铜器数量大增。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皇帝下令仿《博古图》的体例，将宫廷收藏的青铜器编为《西清古鉴》四十卷。著录于书中的共有1529件青铜器物。此后又续编成《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编等书。但这些书中收入不少伪器，器物的分类、定名、年代判断也存在很多问题，研究者过于注重铭文的考辨，对青铜器整体面貌尚未能做到宏观的把握。

　　清代晚期，出现了很多有关青铜器研究、著录的书籍，其中不少鉴识和出版水平超出《西清古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