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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西域的兴衰

时间:2021/10/16 18:18:59 文章来源:佛像雕塑艺术



  近百余年来,由于东西方的考古学者不断在新疆及中亚一带从事探险,先后在新疆境内发掘许多文物古迹以及西域古代语文,如龟兹语、于阗语、吐货罗语、粟特语等所写的佛典断片。一八九〇年,英国鲍尔(Hamilton Bower)在库车附近发现梵文写经,经英国学者霍宁(Rudolf Hoernle)考证,断定是第四世纪及五世纪的梵文《孔雀王咒经》的古写本,这是西域古代语发现最早的佛教经典。

  一八九二年,法国格林勒(Fernand Grenard)在新疆和阗发现梵文《法句经》的断简,至少是第二世纪的写本,比鲍尔所得更古远。一九〇〇年,敦煌藏书大批古写本、卷子、版本、印本流入西欧,几乎震荡了整个西方世界。

  自古以来,我国佛教高僧活跃于西域广大地区,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动的精华,一方面传播中原的华夏文化,因此,才能导致四方的归化,促进民族、宗教不断的融和与交流,在宗教史、文化史上来说,贡献极为重大。

佛教东传的河西走廊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国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并越过葱岭,传入我国西北地区,最后传入中原内地。在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汉朝对西域地方的开辟与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

一、西域的范畴

  
历史上所指的西域,并没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西域各国的名称也随时代变迁而经常改变。佛教史上的西域,是指印度佛教兴起之后,由陆路东传中国所经的地区,大致上包括公元前三世纪大月氏统领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迦湿弥罗、今旁遮普一部份、安息国势力范围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国势力范围下的栗弋(Sogdiana)等地。

西域佛国 鹭野 绘

  西域各国中与佛教较有关系的是,葱岭以西的月氏(今俄属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亚南部)、犍陀罗(今阿富汗之干达马克)、迦湿弥罗(罽宾,北印度喀什米尔);葱岭以东的龟兹(今库车)、疏勒(喀什噶尔)、高昌(今吐鲁番)等国。各国之中,以犍陀罗与迦湿弥罗两国最重要。

二、汉朝与西域交通

  汉朝时,西域三十六国长期处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下,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被派出使,越过河西走廊不久,即被匈奴俘虏。后来伺机向西逃到大月氏,希望游说大月氏联合对抗匈奴,但事与愿违,而逃回汉朝。张骞出使时,一行一百多人,十二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张骞和他匈奴籍的仆人。

敦煌323窟 北壁 张骞出使西域图

  虽然张骞没有达成出使的目的,但他发现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的地理位置、历史源流与各地物产等,为中国人打开了广大的新视野,他的贡献只有以后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媲美。张骞在大月氏游说时,曾到过大夏(巴克特里亚),发现当地居然有成都出产的布匹,和四川境内出产的竹子。经大夏人告知,才晓得是从身毒(印度)买来的。于是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建议,如果从四川成都出发,就可避免匈奴阻挠或扣留的危险,因而有汉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汉武帝为了想联合乌孙来夹击匈奴,再度派遣张骞率三百人出使。张骞停留一年多,又失望而归。但在这次的出使中,张骞曾派遣部属分别前往康居、大夏(阿富汗一带)、安息(伊朗)、身毒、于阗等国,宣扬中国的声威,另一方面,张骞还邀请乌孙国派遣大使跟他同行,到中国访问。自此,汉朝跟西域各国正式往来。此后,汉武帝为了征服匈奴,在河西走廊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以便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扩大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势力。汉武帝又出兵楼兰、姑师(车师,吐鲁番盆地)两国,并且降伏了大宛,掠得汗血宝马三千多匹。西域各国震摄于汉朝的军威,纷纷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此后,汉在轮台、渠梨两地置兵屯田,以供应来往使者。宣帝时置西域都护,将西域诸国纳入管辖之下;元帝时设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汉朝先进的冶炼生产技术、丝绸等物品和科学文化,透过这两条主要干道传到葱岭以西,直到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伟大的贡献。西方的物产,如家畜、苜蓿、葡萄、胡桃等植物,也陆续传到中国。这个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闻遐迩的“丝绸之路”。就在东西方经济、文化广泛交流的过程中,佛教从印度向西北,越过葱岭,传入了中国。

三、阿育王传教至西域

  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二七三~二三二)时,阿育王统一全印度,并以佛法治国,派遣布教师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围的国家传教。其中,摩诃勒弃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腊殖民地臾那国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所以,在阿育王时期,佛教在中亚地区传播的道路已被打通,接着在西域迅速流布,至公元四世纪,高昌将佛教奉为国教,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时期。

四、希腊遗民传承佛教信仰

  公元前二世纪,原本受希腊人统治的大夏,侵入西北印度,占领喀布尔流域、巴基斯坦西部一带地方,佛经上称为舍竭国。二世纪中叶,大月氏从东方征服大夏,一些希腊式的城市也同时被并吞,因此,大月氏的佛教主要传承自印度西北地区和大夏。在汉译《那先比丘经》,即巴利文的《弥兰陀王问经》中,记载大夏国王弥兰陀向罽宾的高僧那先比丘请益有关精神与身体、善恶果报、生死轮回等一系列问题,双方在几番精彩的佛法问答、辩论之后,弥兰陀国王皈依了佛教。

五、部派佛教的传入

  公元前一世纪以后,佛教发展属于部派佛教时期,由上座部和大众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与公元一世纪初兴起的大乘佛教相对称,部派佛教被视为小乘佛教。因此,这个时期从印度本土传到印度周围各国的,都属于小乘佛教。其中,从印度西北地区迦湿弥罗和犍陀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亚地区的,则以说一切有部为主。最初的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全靠口耳相传,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才逐渐利用桦树皮与贝叶为书写材料,形成使用文字书写的佛教经典。

西域各国的佛教

一、大月氏

  
先秦时代,中国北方有热河与察哈尔的东胡,绥远的匈奴,甘肃、宁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据。在汉文帝时,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向西潜逃,不久,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后来分裂为五部,以贵霜部最强大,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建立贵霜王朝,攻占整个印度西北地区。迦腻色迦王以后,贵霜王朝统领了印度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幅员之大,西起咸海,东到葱岭,成为拥有中亚广大领土的大帝国。这个时期开始,大月氏从游牧社会转型为农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腊和印度文化。

  公元前二世纪时,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国,早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推知,大月氏最慢在公元前一世纪也开始有了佛教信仰。据《三国志?魏志》所载,汉哀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就是透过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

  公元一世纪,大月氏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是一位大力护持佛教的君主。他常在公务之暇研习佛经,每日请一位高僧入宫说法。由于各部派所讲的佛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侣,在迦湿弥罗举行第四次经典结集,由说一切有部的著名论师胁尊者主持,集成《大毗婆沙论》一书。在这次的结集中,说一切有部最占优势,但正量部和大众部等也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大夏原本是希腊的殖民地,受希腊艺术影响最深。势力逐渐强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后,也随之受到希腊艺术的薰陶。迦腻色迦王时,大月氏的艺术一方面伴随佛教文化东越葱岭,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则南向印度犍陀罗地区发展,产生印度与希腊融和特色的艺术,称为犍陀罗艺术,这在东方艺术发展史上,是个极为重大的变化。

  在出土的一枚当代钱币上,刻有穿着希腊服饰的佛陀像,周围用希腊字母拼成“佛”字,清楚显现了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另外,在西域库车南方石洞的壁画及佛像也明显带有犍陀罗风格,中国境内云冈、龙门、敦煌等地的石刻与壁画也同样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国贵霜王朝疆域的中心,刚好是横贯中亚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汉朝与西域各国之间,不仅有政治往来,而且还有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欧亚各国进行的通商贸易中,我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印度的珠宝、香料,埃及和西亚的玻璃,都必须通过贵霜王朝的核心地带。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为中印交通的媒介,最早向中国传入。东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时,汉使在大月氏遇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人,他们便是从大月氏来到中国的第一批高僧;在东汉桓帝、三国时期,从大月氏东来的支娄迦谶及支谦,则是最早在中国传译大乘经典的高僧。另外如西晋的竺法护,他生于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当时人称他为敦煌菩萨,又称为月氏菩萨。据高僧传记载,竺法护曾在晋武帝时,前往葱岭以西求取大乘经典,当时大月氏势力还未衰颓,他所译的经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国。其他如有支法度、支施仑、昙摩难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门,也都是大月氏人。

  大月氏以方等教为中心,由东来的译经师所译出的大乘经典,包括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五大部;原始经典如《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经,也完备无缺。依据当时大月氏流行经典的汉译情形,即可推知当时大月氏佛教的状况。在当时汉译经典中,以大乘经典居多,尤其以宝积部、大集部为第一,其次为方等部,再其次是华严部。

二、安息

  安息国位于波斯(今伊朗),在大月氏的西部,西洋史上称为Parthia。都城在今天的但干(Damghan)一带。由于是阿尔萨克斯王(Arsakes)在公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所建,所以也称作阿尔萨克斯王朝,“安息”是它的音译名称。王朝最盛时,从印度河畔到美索不达米亚,都是安息国的领土。后来因为和古罗马帝国发生战争,加上内乱频仍,就在公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所灭。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东窜逃,移居到阿姆河以东之地,历史上仍称它为安息,只是国力已大不如前,一直到隋朝之时才完全灭绝。

  安息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在东西贸易交通的要道,与我国丝织品的贸易非常频繁。中国所产的绢布缯彩,一向受到欧洲人,尤其是罗马人所珍爱,但中国的绢绸要输入欧洲,必须经过印度和安息,由于安息人想要垄断东方贸易,经常从中阻挠,争端不断。除了贸易之外,安息也是四方国情交换的要冲,这是因为安息人常常行商于四方,自然见闻广博,渐渐的,安息就成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

  安息国本来流行祆教,但因领土深入印度西北,和印度内地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大约在大月氏贵霜王朝建立时,安息国人也开始信仰佛教。安息国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教义。在安息领土的遗址,就是现在的阿富汗西部,靠近古印度犍陀罗的地区,曾经发现公元一、二世纪的佛塔遗址,足见当时佛教弘传的事实。

  在东汉末年来到中国,并对中国佛教有巨大贡献的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之后,也是安息人的安玄,曾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译经。安息被萨珊王朝灭亡后,当地恢复流行祆教,佛教在安息失去维护,这时大约是中国的魏晋之际,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来到中国,如曹魏时的昙无谛,西晋时的安法钦、安法贤等,相继来华译经。所译出的经典,包括大小乘经典,广涉经、律、论三藏。由此可知,在东汉、三国之际,安息国所流行的经典,应该兼含大小乘经典,大乘经中,以方等部为主,华严部次之,这是因为安息佛教原本就与大月氏属同一系统。

  移居到阿姆河之后的安息国,不知何时才恢复佛教信仰的,但从《续高僧传》卷十一可以推知,约在公元五世纪末,安息已经再度复兴佛教了。高僧传所记载的嘉祥大师,也就是三论宗集大成的吉藏,在梁武帝太清三年(五四九)生于金陵,他的祖父是安息人,因避仇来到中国,世代都是佛教徒。根据这个记载,吉藏的祖父还居留在安息国时,应当是在五世纪末叶,因而可以确知当时的安息国已经恢复佛教信仰。

三、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国家是康居。康居与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游牧民族。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

  康居人擅长经商,常常到各地去进行贸易,往返于中亚全境,因此康居也成为中亚各国交换国情及传播文化的媒介站。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大夏时,康居还是一个弱小之国,经常派遣质子来华,并且经常贡献礼品。

  佛教是在何时传入康居的,目前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研判,不过可以确定,在公元二世纪时,佛教已经非常盛行。从东汉末年到东晋之际,康居已经有不少的译经僧来到汉土,例如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等沙门;他们当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为康居人。由于康居国与大月氏、安息国,都属于中亚地区民族,因此由康居国传入中国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宝积部等的大乘经典,原始佛教经典方面则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国所流行的经典,与大月氏是大同小异的。

四、敦煌

  敦煌,又作燉煌、墩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汉代以来,此地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通要冲,聚集各种民族,文化风俗复杂,佛教早已在此传播,高僧辈出,译经僧历来也是不计其数。例如被当代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东晋的单道开、竺昙猷,南朝萧齐的法颖、超辩,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远等。又北凉昙无谶曾在此地译出《菩萨戒本》及《大般涅槃经》(北本)的后六品;刘宋时,昙摩蜜多也在此广开田亩,营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佛教艺术的辉煌成就。由于西域地带一出敦煌即为大漠,生死莫卜,商贾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从敦煌一带发展起来,这也是敦煌佛教艺术发达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门乐僔云游四野,来到敦煌时,已是夜晚时分,想找个地方栖宿。突然发现三危山金光灿烂,像是千佛跃动。乐僔感动之余,发愿凿窟造像,使它成为真正的圣地,这是敦煌第一个石窟的营建。其后历代增凿营造,逐渐成为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门法良、东阳王、唐代李广等,都相次镌凿,或营造洞窟,或雕琢佛龛,或修葺楼阁,或描造壁画等,石窟群范围包括安西县附近的榆林窟与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称敦煌的千佛洞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是位于鸣沙山东麓的石窟群,又称莫高窟、千佛岩、雷音寺。经近代探险家发掘,清理查核,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内的壁画计有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余尊。开凿的洞窟,最大的高达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内造像均为泥质彩绘,有单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过十公厘,多彩多姿,神态各异。壁画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主要是常见于龟兹石窟的本生、因缘故事和弥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朴拙,面相肢体丰腴,神态恬静淡然,也与龟兹壁画无异。菩萨造像的衣冠服饰,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风尚,北魏晚期则转变为清秀飘逸的形像。壁画上不仅表现佛教思想,并反映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建筑、艺术、婚丧嫁娶等现象,艺术成就极高。

  西千佛洞开凿在党河崖壁的北侧,北朝晚期开始兴建,以后历代都有兴修。现存洞窟十九个,自西向东排列,窟顶是平坦的戈壁滩。安西榆林窟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南约七十公里处,开凿于隋唐以前,现存洞窟四十一个,其中有一个洞窟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彩画,是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各洞窟的形式,从早期附有修行小龛的型式渐转变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坛式等。隋唐以后,因为适应大幅经变的构图,中央后方为庄严肃穆的佛坛,四壁均绘满金碧辉煌的壁画,与现今佛寺内的殿堂型态已渐相近。

  因为敦煌地处玉门砾岩带,地质虽不易自然崩坏,但也不宜雕刻,而我国古代的艺术巧匠融合周、汉的壁画技术与传统泥塑及夹纻塑法,形成风格特殊的“绘塑合一”的综合艺术。各洞窟中塑造佛像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则绘满五彩缤纷的绘画,绘画作为塑像的延续,两者相互辉映,不仅使敦煌艺术大放异彩,对日后寺院壁画与塑造艺术也有倡导之功。

  由于敦煌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艺术中反映了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相结合的特征。明代以后,由于航海发达,丝路骤衰,敦煌石窟遂鲜为世人所知。清代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 ,一说光绪二十五年),王圆箓道士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宝库,敦煌之名始为世人所知。藏经洞内藏有从五世纪初晋代到十一世纪初宋代诸朝的经卷、文书、帛画、织绣、铜像等文物六万余件。经卷中除了佛经以外,另有道教经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汉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纥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占六分之一。此一发现,震惊国际,西方探险家陆续前来探查攫取。

  首先到达敦煌者,为俄国的地质学者奥布杰夫(Vladimir Afanasievich Obruchev,1863~1956),他所窃走的古抄本与佛画,今存于列宁格勒的埃密达吉博物馆。光绪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urel Stein)也闻风而至。那时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亚探险,他贿通王道士,私启石室,择其精要,廉价换取二百余包的古本经典与画像,计有古写经约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数,运回伦敦。

  次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到这里,自行选取五千余卷写本,并勘查诸洞,对无法搬运的壁画,则选其精品加以摄影、编号而携返。在归途中滞留北京,将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国学人展示,至此中国政府方知悉内情,速将王道士判以盗卖国宝的罪名,并收拾残余经卷,仅得八千余卷而已,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期间,尚有美国华尔纳、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切割壁画,或窃取经卷写本,或盗运塑像,或收购流落民间者。迄今,敦煌石室藏书及壁画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国博物馆中。

  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宝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〇年,中共将该机构改称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后又扩大为敦煌研究院,以期对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这种对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美术等的综合研究,或狭义对敦煌文献如藏书卷子的整理、解释、研究,就通称为“敦煌学”,在近代国际学术界蔚然成风,成为一门独立的显学。

  近人据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汇集成书者,有《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佚书》、《敦煌宝藏》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秘笈。载录群籍而成目录者,有由史坦因搜集的《敦煌汉文写本说明目录》(一九五七)、《敦煌西藏文写本目录》(一九六二),伯希和搜集的《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九五〇 ~一九六一)、《敦煌汉文写本目录》(一九七〇 ),王重民所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苏俄搜集的《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龙谷大学的《龙大所藏敦煌古写经现存目录》(一九五八),大谷大学的《大谷大学所藏敦煌古写经》(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等。

  近年苏俄公布所藏卷子目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国与日本少数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种种敦煌文献的发现,无不具珍贵的学术价值,是治中古学术史及佛教史学的重要资料。

五、龟兹

  在葱岭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各有一系列沙漠绿洲接连起来的通道,是沟通东西方关系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输入中国的主要路线。北道以龟兹为中心,南道以于阗为中心。

  龟兹,梵语Kucina,就是现在的库车(Kucha),位于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国史书称它为龟兹,佛经中则有丘兹、归兹、屈支、屈茨、邱兹、拘夷、曲先、苦叉等诸多的名称。龟兹居民多属于雅利安人种,王室以“白”为名,势力强大,文化进步。唐朝置龟兹为都督府,安西都护也曾驻治于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跃于中国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该国出身的。

  据推断,佛教传入龟兹,最晚应该在公元一世纪时;到三世纪时,当地佛教已隆盛到极点。由于汉唐以来,龟兹、于阗等国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要冲,因此很多佛教经典都是先传到龟兹、于阗等地,然后再传入我国。如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原本就有类似龟兹语的传本。因此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龟兹,不但是东西文化融和交会的枢纽,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经典的宝库。

  由于魏晋南北朝以前,龟兹是佛典的传播中心,很多佛经由龟兹传入我国,或由龟兹沙门直接参与汉译工作。如曹魏时,龟兹王子帛延参与支施仑译出《首楞严经》;又如西晋时,竺法护手执胡经,口宣《正法华经》,就有龟兹居士帛元信参校;僧纯曾经从龟兹的佛图舌弥之处获得戒本,从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确信戒法是如来所制,经过传译后,汉土戒法也就从此开始盛行。佛图舌弥在龟兹的佛教地位极高,是东晋时(公元四世纪)来到我国的小乘佛教论师。自公元三世纪中叶以来,龟兹的佛教高僧大德前来我国传译经典的,包括有僧侣、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还亲自携带佛典到敦煌一带,他们传教的热忱,由此可以想见,也可以推知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龟兹佛教就已经非常兴隆了。五世纪初,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广译经论,除了《法华经》、《般若经》、《阿弥陀经》等大乘经典外,更有系统地译出龙树中观学派的论书。他的译笔生动简洁,晓畅易解,不拘泥于一辞一义的生涩僵化,被誉为我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对佛法在我国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

  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汉土以前,住在龟兹的王新寺,诸王常跪蹲左右,恭听他说法,可知当时龟兹佛教的兴隆气象。另一方面,龟兹佛教所以能盛行于上流社会,主要原因是高僧硕德辈出,并受到国王保护。鸠摩罗什早年在罽宾及沙勒国游学,潜心研究大乘教义,后来在温宿国说服一切神辩外道,声望更隆。龟兹国王白纯亲自前往温宿,将他迎请回国,并为他铸造了金刚座、师子座,上以锦褥铺饰,恭请罗什升座说法。影响所及,社会民众崇法敬僧风气普遍,发愿出家修道者日增。

  龟兹原属小乘佛教,后来因大乘论师鸠摩罗什出世,论战小乘教派的佛图舌弥,大乘佛教才渐渐抬头;但鸠摩罗什前来我国以后,龟兹的大乘佛教声势渐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顺势成长。唐朝玄奘大师西行印度之际,龟兹虽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区,但是全国上下对于大乘僧侣仍是崇敬备至。玄奘大师初抵龟兹时,国王亲率群臣及僧侣大德数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宫,恭敬供养,临别之时,还赠与驼马和脚夫。

  唐朝之时,龟兹佛教的伽蓝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各寺僧众极多。到八世纪末叶,龟兹佛教还很活跃,佛教学术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后的二百多年,龟兹就进入了黑暗时代,在十世纪左右以后,沦为土耳其的领地,龟兹的名称从此不见于史书,而佛教也随之消声匿迹。

  整体而言,龟兹虽盛行小乘佛教,但东来的三藏译经师所译出的经典,包括了大乘与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该国也弘传大乘教法。近年来,考古学者曾发掘出许多龟兹语经典及古代遗物。一八九〇年,英籍鲍尔上尉在这里发现贝叶形桦皮的梵文经典的古写本。随后,日本、苏俄、德国等各国学者也多次发现,所出土的龟兹语佛典断片有《大般涅槃经》、《法句经》、《古城比喻经》、《悲华经》、 《十诵比丘戒本》等。

六、于阗

  于阗,梵语Ku-stana。又译作于填、于遁、于殿、溪丹。位于我国新疆西部,就是今天的和阗(Khotan)。公元三世纪前后,称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印度人则称之为屈丹。于阗自古是印度、波斯、中国之间必经的贸易途径,也是东西文化往来的要道。

毗沙门天王壁画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四天王之一)的后代。关于于阗国的建立,有一段传说:相传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双目被人挖出,阿育王迁怒于身边的大臣,就把他们全族驱逐到雪山以北。这些人在于阗西边自行推举酋长,尊立为王,与东边族人形成对立的局面。后来东西双方发生战争,东方取胜,为了收拢西方的民众,就在于阗地方建国。然而因为国王年老无子,担心断绝后嗣,就向毗沙门天的神像祈祷,结果,神像额头裂开,现出一个婴儿,并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涌出乳汁,哺育婴儿,因此于阗国王自称是毗沙门天的后代,并以瞿萨旦那为国号。

  在七世纪玄奘西行时,于阗国已大半是沙碛,但是,气候和畅,盛产宝玉及多种矿、植物,人民的性情也温恭有礼而崇尚佛法。另外,还有不少关于于阗国建国的传说,例如《于阗国悬记》所记载:早在迦叶佛之时,佛法就盛行于此地。后来人民渐渐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诸龙大怒,把全国各地化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来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闻天使湖水枯竭,佛陀入灭后,称呼这里为Liyul,并预言未来这里将会陆续建设城市。

  阿育王的时代,曾经派遣九位布教师中的末阐提前往迦湿弥罗传布佛教;公元前二年,大月氏国王也派遣使者伊存来到中国传扬佛教。于阗因为接近东北印度,又是当时西域交通与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可以推定,在公元前,佛教已传入于阗。

  根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宋云行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毗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毗庐遮那阿罗汉,他来自迦湿弥罗。由此可以推想,于阗的佛教可能是从迦湿弥罗直接传入的。

  于阗是中国佛教入传的必经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公元五世纪初,盛行大乘佛教,凡传入中国的经典,十之八九都要经过这里,历代以来,它是西域各国与我国最亲善的一国。早期来华的译经高僧,如于阗沙门只多密传来《光赞般若经》;唐代提云般若来我国,译出华严部和密教的经典各二部,其他有《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此外,还有实叉难陀译出《八十华严》等大乘经典。唐中宗时,有一位于阗王的质子在我国出家,法名智严,后来译出《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法华经》、《药王经》及《决定业障经》等四部。另外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沮渠京声、达摩摩提、月首婆那等人,虽然不是于阗人,但他们所译的经典原本,如《六十华严》、 《涅槃经》、《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等,都来自于阗。三国时代,朱士行到于阗取得《大品般若经》的梵本。总之,于阗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大乘佛教经典孕育的中心。依照近代学者的研究可知,许多大乘经典是从于阗文译成汉文或藏文的。

  在《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以及近代的史料记载,公元七世纪中叶,于阗还有百余所伽蓝,僧众至少也有五千多人,大多学习大乘教法。《西域记》载,十世纪以后,回教徒入侵于阗,到十一世纪,佛教已经全然衰颓,加上天灾人祸,往日庄严盛大的寺院、佛塔,全部埋入沙土之中,直到近代中央亚细亚的探险,才在这里发掘出不少的佛教遗迹与珍贵史料。

  于阗的语言属于伊朗语系的于阗语,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不少于阗语所书写的佛教经典,现存的有《金刚般若经》、《金光明经》、《大乘无量寿经》、《一百五十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七、高昌

  位于现在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汉时称为车师前国,晋时称为高昌郡。曾经一度独立为高昌国,后被唐太宗征服,称为西州。安史之乱以后,归附回纥,后再度归属我国,是一大佛教中心。

  在车师前国的时代,佛教已经流行于高昌。公元四世纪下半叶,佛教正式成为国教,以大乘教法为主。《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高昌沙门法众曾经应北凉的沮渠蒙逊之请,在北凉都城张掖译出《方等檀特陀罗尼经》四卷。北凉沮渠蒙逊遣使高昌求取《大般涅槃经》的胡本,由昙无谶译出。然而,昙无谶感慨此经的品数不足,乃发愿寻得完足的经本。到南朝宋文帝之时,道场寺慧观奏请文帝派遣高昌沙门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涅槃经》后分,道普行至长广郡涉水,船破伤足,死于外地。临终之时,道普感叹《涅槃经》后分与宋地无缘。

  公元六世纪时,高昌王派遣慧嵩等,随使入北魏研习梵学,专攻毗昙与成实之学,通究奥义,时人誉称为“毗昙孔子”,声名远播四海。高昌王三次征召他回国,慧嵩都不愿意,引起高昌王大怒,竟杀害他的父母、兄弟等族人。隋炀帝时,沙门慧乘奉炀帝之命,特为高昌王麴伯雅宣讲《金光明经》。升座讲经之时,国王布发于地,请慧乘以足踏之,王崇敬三宝的虔诚,由此可以想见。

  唐代玄奘大师西游,途经高昌时,高昌王麴文泰尽礼款待,并恳请其永留高昌,以便终身供养,令全国上下都成为佛弟子。玄奘大师深感王的厚意,不过为了求取大法,誓必西行。国王再三固留,甚至下令守卫不准玄奘出城。玄奘大师无计可施,只好决意绝食,滴水不饮,如此三、四天之后,气脉微弱,国王大为恐慌,立即向大师忏悔谢罪,恳请大师在将来回程时,能够在高昌留住三年,国王愿效法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王护持佛陀一样供养玄奘。最后玄奘大师决定再停留一个月,为王宣讲《仁王般若经》。每到讲经之时,国王必定亲自执香,前来迎请,在引升法座时,国王还低身跪下,以背为凳,让玄奘登蹑座上。玄奘临告别时,国王为他制作法服三十具、棉帽裘毯、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等五百匹、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作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并写了二十四封信函,分别送达龟兹等二十四国,每国一封,恳请各国协助法师顺利通行。出发之日,王与高僧、大臣、百姓等,列队送别,国王痛哭流涕,道俗四众也都悲不自胜。玄奘大师得以顺利到达印度,实因高昌王的大力帮助,而在当时西域各国中,高昌国也是崇法敬僧事迹最多的一国。

  回纥族原本信仰回教,但移居高昌以后,也逐渐改信佛教。因此在佛教经典中,不少是译成回纥语的。十九世纪后,经多次考古探险,出土无数的佛像、佛画与梵语、胡语、回纥语的经典。著名的佛教遗迹,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贝沙克鲁克千佛洞、吐峪沟等,前二者是建造于地面上的伽蓝遗迹,贝沙克鲁克则为两群洞窟组成的石窟洞。

八、疏勒

  疏勒,梵语Khāsa。又作沙勒、伽沙、佉沙、奇沙、室利讫栗多底。约当现在新疆的喀什噶尔,自西汉以来,就成为东西交通的北道枢纽。《大唐西域记》卷二记载,该国人民性情狂暴,民俗多诡诈,文字取自印度。公元三世纪左右,佛教已经传入这里,到唐朝初期,逐渐兴隆,以小乘教法为主。

  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曾在疏勒礼拜佛钵,并在此国留住一年,潜心诵习阿毗昙六足论、《增一阿含》,深达奥义,又为国王宣说《转法轮经》。国王对他崇敬有加,热心供养,国内的百姓也因而崇信佛法。五世纪初,后秦智猛则于该国见到佛陀的文石唾壶,东晋高僧法显也曾在此国见到佛牙塔。可见,疏勒国保有许多佛陀的遗物。

  隋代达摩笈多来华途中,在该国为僧众宣讲《说破论》、《如实论》各二千偈。到玄奘西行之时,疏勒的小乘教僧众已增至一万多人,较法显时代增加十倍之多。此外,佛典中记载了许多有关疏勒的传说:有的说它是佛法隆盛的边国之一;有的认为疏勒的牛头山是菩萨的住处,或疏勒国是达摩波罗神的住处;或佛陀曾以该国付嘱发色天子、毕宿,或此处曾出现九十八佛。总之,从诸多不一而足的记载,以及佛钵、唾壶、佛牙等遗物来看,可以推知疏勒当年佛法兴盛的状况。

  中唐以后,因回教徒入侵,在回教势力的统辖之下,疏勒佛教也因而断绝。现代在喀什噶尔附近仍保留有多处的佛教寺塔遗迹。

九、迦湿弥罗

  迦湿弥罗(梵Ka?mira),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箇失蜜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约为现在的喀什米尔地区。我国汉朝时称为罽宾,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称为迦湿弥罗,到隋唐时代改称为迦毕试。据说,阿育王派遣末阐提到此地布教时,曾感化当地的蛮人龙族,使其解脱罪业;夜叉盘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继皈依佛法。当时信奉佛法的有八万人,僧侣有十万人。

  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编纂《大毗婆沙论》,并镂镌经论于铜牒之上,再封存于石函中,建塔藏纳。相传,当时药叉神保卫迦湿弥罗,不让外道窃持该塔所藏的经论,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就必须在塔中受业。由此推知,迦湿弥罗的佛教,当时还处在保守的风气中。所以在公元二世纪末叶,西域诸国如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陆续来华译经传教,而号称佛教极盛的迦湿弥罗国反而迟至公元四世纪初期,尚无一人来华弘法。直到四世纪以后,迦湿弥罗国的佛教才逐渐开放,容许他国的沙门前来学习有部的教义。

  佛图澄在东来中土以前,曾经前往迦湿弥罗修学佛法;鸠摩罗什也曾经到迦湿弥罗参学,师事盘头达多,研习小乘经典。后来罗什回到龟兹,宣扬大乘教法,远近驰名,盘头达多得知后,还以高龄之躯,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前往龟兹去会晤罗什,听闻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当时,自迦湿弥罗来华从事译经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罗等。我国赴迦湿弥罗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严等数十人,或寻访圣迹,或修学禅法,或求取经典等,都直接促进了中迦佛教的交流。

  迦湿弥罗国虽以小乘教法著称,但五世纪初期,由此地传来我国的经典,不少是属于大乘方等部的经典,可知迦湿弥罗在当时也弘传大乘经典。七世纪末,也有许多该国沙门来到中国翻译经典,如唐高宗时代的佛陀波利、日照等人先后来华,译出大小乘经典,而秘密教同时也很盛行。八世纪时,唐僧悟空由犍陀罗入迦湿弥罗,在此停留四年,学习小乘教。其时,当地有寺院三百余所,灵塔瑞像极多。九世纪以后,天息灾、继业也曾到过此国。十二、三世纪后,同样因回教徒入侵,一千五百年以来的佛教盛况,从此消声匿迹。

十、犍陀罗

  犍陀罗(梵Gandhāra, Gāndhāra, Gandha-vati),又作健驼逻、乾陀卫。意译香行、香遍、香风。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公元一世纪时,贵霜王朝兴起于印度北方,渐次扩张版图,并有喀布尔河一带。迦腻色迦王即位时,定都布路沙布逻,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区。王去逝后,国势逐渐衰微,至寄多罗王,西迁至薄罗城,以王子留守东方。

  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曾盛行于此国;阿育王派遣布教师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罗的发端。此国原是上座部,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但后来国内的僧众吸收了大众部的学风,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风行一时。迦腻色迦王统辖广大的领土,当时犍陀罗是他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枢纽之地。国王后来皈依佛教,在都城广建寺塔,造立佛像,开启了著名的希腊式犍陀罗佛教艺术。

  大致来说,犍陀罗属小乘有部教派,世友、法救、胁尊者等,都是犍陀罗有部的杰出论师。公元四、五世纪,世亲造《俱舍论》三十卷,这部论书将有部繁琐的教义予以整理、统一、批判,历来被视为有部学说集大成的论著。

  世亲之兄无着,出家于犍陀罗国,先在化地部修学,后转赴东方,受教于一位罗汉,研习小乘空观,但仍不能满意,于是前往中印度学大乘空论,在阿逾闍国入禅定三昧,上升兜率天,会见弥勒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等大乘经义,回到人间后,为大众广说妙理,又教化其弟世亲皈依大乘。世亲回小向大后,专研大乘教法,遍历憍赏弥国等中印之地,宣扬大乘教,又作大乘论书百部,亲炙受教的弟子约有一千多人。

  无着、世亲之时,犍陀罗也奉行大乘,但小乘教是主流。东晋的法显、宋云等人都曾到过此国,称道该国国民崇敬佛教,好读经典。宋云曾把在犍陀罗等地的见闻撰成《宋云行纪》。在宋云返回洛阳三十多年后,有犍陀罗国人闍那崛多来到长安,在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二卷、《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颂偈等三十九部。由此可见,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犍陀罗佛教与中国佛教间的来往交流已经逐渐受到重视。

  自公元六世纪以后,佛教失去王室护持,后虽有突厥王一时再兴,然而到第十世纪,又为回教徒所迫,佛教终于绝迹。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国,在七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总括而言,西域佛教自公元前二、三世纪到公元四、五世纪之间,教派多属小乘,当时盛行小乘的有疏勒、罽宾、犍陀罗等国;至于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为主流的有安息、康居、龟兹等国;主要盛行大乘的则有大月氏、高昌、于阗等国。四、五世纪以后,犍陀罗因无着、世亲二位大乘论师的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趋势。

  随着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也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波斯、大夏、印度等风格的犍陀罗艺术,此外还有回纥式、喇嘛式等。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见于吐鲁番一带。至于取材范围,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的故事为对象。经典的编纂、书写、翻译也极盛行,仅高昌、于阗二地,就发现了中阿含、般若、秘密等二十余种。

  隋唐之际,穆罕默德在大食创立回教,由于用武力传教,马蹄所到之处,佛教尽为所灭,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湿弥罗、犍陀罗、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各国的佛教,从三国时代到明代之间,先后被祆教、回教侵略吞并,西域佛教也因而从此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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