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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甲本”《红楼梦》，胡适藏书并题记

　　胡适（1891—1962）的藏书，由于历史原因，分置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市，煌煌四巨册、300万字的载录规模，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

胡适抄录徐志摩诗句

清末翻刻聚珍本《水经注》，胡适藏书并题记。

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一书，及蔡元培信札一通。

胡适藏书用印

　　但《胡适藏书目录》所载录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书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称、册数、开本、馆藏编号等，并无直观形象的书籍图象一一对应展示。这对于有专业藏书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适藏书者来说，无疑是有些许遗憾的。2016年9月19日至23日，由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将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部分藏书精选展出，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藏书目录》有文无图的遗憾，为部分藏书爱好者及专业读者提供了观瞻这些珍贵藏书的难得机缘。

　　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览，就以这两部分胡适藏书为重点，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适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适藏书目录》中列置的“红学”版本悉数登场，“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早期刻本现身展场，大有艳压群书之势。

　　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

　　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遥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年的欣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38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霄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代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又为这一段中国旧书业历史做了旁证。

　　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此次展览，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浒传》入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鲁迅也曾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中国小说史略》）；当时此书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 胡适。百十五回本水浒传 廿册。

　　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致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做最为直接的见证。

　　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到美国任职，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关涉《水经注》的诸多“学案”生发浓厚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观见证。

　　明崇祯二年（1629）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遗留在北京的藏书中年代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钞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后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

　　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罢。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或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应当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尽快全力彻查。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从对整理胡适藏书客观上本就有一定局限性。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

　　展览中还有一册熊十力原著、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是书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150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闻》，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