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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牌文化”与收藏研究(上)

时间:2019-3-23 文章来源:杭州日报


秦阳陵虎符

  青年时泡在美院图书馆,翻到罗振玉编的《历代符牌图录》二卷(前后编)一册,影印一大堆拓片,收录各式古代令牌、腰牌、虎符、鱼符、龟符合共计90多种。有的还拓正反面,共有一百十多面。当时我在做书法史研究,专注于碑志石刻拓墨大件,对这些小件的“符”和“牌”的形制和文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是罗王大师们做学问无聊了编着玩玩而已。

秦阳陵虎符拓本

  “符”的使用具有官方背景

  后来兴趣转向金石学。必读的第一部工具书,即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著的《中国金石学概要》,其中在第三章[历代铜器]中列1「礼乐器」、2「度量衡」、3「钱币」、4「符玺」、5「服御器」、6「古兵」六大类。符牌属于第四类,而且是以符牌与玺印同列。共分为“符”、“牌”、“券”、“玺印”、“封泥”五类。这才知道,原来在马衡先生的心目中,符牌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它在马氏“金石学”的学科大盘子里,是有“户口”的,是金石之“金”的一个门类——当然它是小门类。

  再后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术兴趣广泛,对古钱币学很痴迷。战国秦汉贝布刀钱,唐宋通宝,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还买过一部丁福保编的《古钱大字典》,每天像读小说一样津津有味逐页读过去。又因陆维钊师命攻宋代书法史,想想钱币上的“大观通宝”乃是古钱之美的极品,但研究既多,毋赖我辈再叠床架屋。偶然发现南宋初高宗时曾发行过“钱牌”,不是币而且并无广泛流通性,但又有货币凭证功能,特定时代可代钱。于是查阅《宋史》《宋会要》尤其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写成《南宋临安府钱牌的缘起及其性质》论文。在钱币学领域,这样的选题当然不算主流而是边缘,但至少是带着问题,发人之所未发;在我的青年时代也算是一种学术上刨根问底的乐趣了。而这个“临安府钱牌”,即是我们希望讨论的古代符牌之“牌”。

  符牌是一个统称。“符”的使用更具有官方尤其是军国背景。比如“虎符”就是调兵凭证,皇帝与领兵将帅各持一半,“合符以征信”,所以又叫“兵符”。而“合符”取证之行为,亦成为今天常用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根本由来。又以《史记》中著名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作为关键凭证信物的“符”,成就了信陵君令后世千秋传颂的一代功业。而“鱼符”“龟符”自隋唐以后,逐渐成为宰相大臣们出入宫禁的凭证。成为一种合法身份识别的标志。相比于“牌”,显然“符”更权威而庄重,两汉至唐以前多见。其后元明清则多见“令牌”“腰牌”,如明代锦衣卫六扇门东厂剑士刀客例佩“牌”以示身份;清代大内侍卫也皆有出入宫禁的“御牌”。这些场面,在今天的电影电视中都可以轻松看到。

  罗振玉编《历代符牌图录》

  罗振玉收藏之中,以秦虎符为最高:“秦甲兵虎符”历来被引为虎符的典型样本。其次则推“汉桂阳太守虎符”“汉常山太守虎符”,罗氏注明皆原藏于潍县陈介祺处。

  《历代符牌图录》有罗振玉序,罗氏自言:“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辽金至明之铜牌,亦巡符、佩符类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皆取墨本精印,纤毫毕肖,可征信传后。至于考证,别为一录,嗣有所得,当再庚续。复论次前著得失,以示来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

  最有趣者,为此序之落款,曰“宣统六年九月上虞罗振玉书”。本来“宣统”只历三年(1911为止),辛亥革命起,王朝覆灭,进入民国。何来“宣统六年”之说?实在是因为清帝虽退位,但众多旧朝大臣尚书侍郎成为遗老,不认新朝,仍奉“宣统”为正朔以示忠于旧主。这样才有了一个奇怪的“宣统六年”,实应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罗氏才编成此书也。而更据史载,其书之出版也分历二期。[前编]于民国三年1914面世,[后编]则为民国五年1916年出版。

  其实在罗氏之前,符牌已经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如清代瞿中溶(木夫)有《古虎符考》一卷;翁大年(叔均)有《古兵符考略》,但以罗振玉眼界之广、收罗之细,却都找不到瞿、翁原文,遂有罗雪堂感叹当依靠自家考证著论来立言。至于收录符牌图形成拓者,更是自宋即有,如宋人《续考古图》有收“汉济阴虎符”、“唐廉州鱼符”。明顾氏《印薮》卷首亦收“虎符”、吴氏树滋堂刊《秦汉印统》亦有收录。但都是在金石著录或印谱中中插入一二页而已,并非符牌专书。以此论之,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可推为是此中的开山之作。

  马衡的“符玺”同节,是从对外社会功用出发,取“征信”之意。而罗振玉的“符牌”同列,是从对内的性质划一出发,先符后牌,重其自身的承传流变。至于钱币学介入,如南宋“临安府钱牌”,是极个别的案例。钱币之有贝货刀布到圜钱,是一个大趋势。“钱牌”之出,其实和宋代交子会子的纸币出现一样,皆是为临时权宜而设。若论其通用性,是无法攀援于上古到中古、近古的“兵符”“令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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