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清早期 黄花梨亮格柜

　　张辉论明式家具

　　显贵们的私家园林与明清家具

　　导语

　　毋庸讳言，私家造园从来就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当时所有奢侈活动中耗资最巨、炫耀性最强的行为。从这一消费角度，亦可助于我们理解明式硬木家具的消费。

　　人物名片

　　专栏张辉

　　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主编《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

　　明清园林建造风云际会，其艺术成就、人文价值，举世公认。古典园林代表了中国古代的艺术和审美，更深刻地说，反映了人创造性的本质。

　　但毋庸讳言，私家造园从来就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当时所有奢侈活动中，耗资最巨、炫耀性最强的行为。如果从消费角度来审视，则较能明白这是明清达官显贵的豪侈放纵、轻财重奢生活风气下的活动，而这也更有助理解明式硬木家具的消费。

宋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花费最巨的奢侈活动——园林建造

　　长期以来，园林在各类评价中被道德崇高化，这使人们少有关注园林建造的动机和所需财力，而仅仅认为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追求。然而脱离“道德化”、“优雅化”的思维定向，便可坦言园林确是当时花费最巨的奢侈活动。

　　与当代人多关注园林的艺术成就不同，古人更直面其财力之耗费、骄奢之夸耀。就如：

　　谢肇淛说：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富贯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纨绔大贾，非无台沼之乐，而不传于世者，不足传也。（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何良俊说：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明 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

　　沈德潜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明 沈德潜《万历野荻编》卷二六，中华书局，第645页）

佚名 《拙政园行乐图》，从中可见拙政园局部景致，假山楼宇，无不精致。2

　　达官显贵的奢华

　　晚明时期，造园造物运动如火如荼，它强劲地弥漫于上层社会，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社会人士的抨击。各种奏疏、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中，对“俗之侈”、“俗之糜”纷纷指责。

　　当时众多的园林主人为卸任官员，治园修沼，叠山理水，似乎成为官场外另一种权势和财富的显示。

　　万历十九年（1591年），当了九年首辅的申时行致仕，回到家乡苏州。他致仕后安享生活和表现尊贵的方式最具代表性——买下了一个自宋代传下的旧园，名为乐圃。又在苏州建了邸宅八大处，以八音命名，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申家除园亭精侈、器用饮食衣服华糜之外，尚广蓄声伎，以供醉舞酣歌，宴会嬉游。郑桐庵《周铁墩传》说：“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杨绳武《书顾伶事》说：“相国家声伎，明季为吴下甲，每度一曲，能使举座倾倒。”

　　申死后，葬在石湖吴山东麓，占地百亩以上，为一典型的明代高官显宦的墓葬。仅举此一例，可以明了园林之中是“文人的生活”，还是“达官显贵的奢华”。

　　古典园林的最高代表是宋徽宗的艮岳，那是文化的成果，更是权力堆起的财富高峰。明代江南园林风尚传接于宋代，私家园林数百座，无非后世豪奢官商效尤者也。

清早期 黄花梨方桌

　　江南私家园林园主基本是官贵、豪绅、富商之流，但当时形成一个特殊的、不走科举仕途之路的社会群体——“山人”，或可一提。山人是读书人出身，多数为下层贫寒之士，但也有少数人入幕、攀附权贵成功；或以文营商有道，发家富有；或为世家子弟，有先君子遗业。他们成为山人中的上层，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超越常人，立足于极度富裕的财富精英人群。他们中间也有造园者，如徐霖造快园、王稚登造半偈园、张凤翼造求志园、陈继儒造婉娈草园、周靖履造梅园、赵宦光造寒山园、文震亨造碧浪园和水嬉堂。但即便如此，在明代私家园林之中，山人造园的比例是很小的。

　　“文人园林”，非“文人”所居所制

　　江南园林素享“文人园林”之誉，其意如此理解可矣：江南园林具有“文人画”一样的特殊内涵，诗情画意，写意山水。但实际上，它的使用者和“文人”身份无关，制作者主体也非出自文人之手。

清早期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1

　　园林建造是一套完整的匠作体现，文字结晶可以哲匠级工匠计成的《园冶》为代表。在匠作体系中，个别有文化的山人侧身其中，但也难以构成制作主力。尽管在私家园林中匠人文化体系和文人文化体系衔接密切。

　　从文化的创造角度讲，制度典章、哲学文学艺术等一极的建立、创作，属于文人文化体系，而实用性的建筑、家具、工艺品等物质文明一极的创造，则要依靠匠人文化体系的能工巧匠们。

　　从消费角度看，明清私家园林，乃至明式家具，其使用人身份首先是身荣家富者，有无高深的文化是次要的。因为对园林文化认同的门槛并不高，达到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的人，基本完成对优质文化产物的认同。

　　无论是园林还是明清家具，消费者多为“富贵之家”、现实是历史之镜。我们可以目击并思考当下谁在使用私家园林，谁在收藏和使用海南黄花梨家具？它们和“文人”有多少关系，与富人又有多少关系？

　　从消费角度理解明清园林，可以更好地观察明式家具。后者也是一项财力活动，消费此类奢侈品，身份一定是“富贵之家”、“家累千金者”、“士大夫富厚者”。古董珍玩、古籍善本、历代法帖、名画等古代艺术品等如此，园林和豪宅、“时玩”和高档家具等实用工艺品也概莫能外。

　　还需注意的是，晚明时节，一轮总结、品评园林、器物的热潮也应运而生。一类是《天工开物》、《园冶》、《鲁班经匠家镜》、《三才图会》等技术性著作；另一类是《遵生八笺》、《考槃馀事》、《长物志》、《闲情偶寄》等品评性文字。它们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绝非偶然。可以说它们因明中晚期园林、宅邸、器物兴造的猛烈而催生出世，是奢靡消费大潮带来的结果。大量物质创造的兴盛，导致文字品评的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