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

故宫藏黄花梨百宝嵌番人进宝图顶箱

　　中国传统镶嵌工艺历史悠久，早在夏商时期，镶嵌工艺就已经广泛的运用于青铜器和漆器上。现在保存于洛阳博物馆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是1984年秋出土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它的发现开创了镶嵌铜器的先河。

　　1962年，连云港西汉墓出土的嵌银磨显长方盒，正中嵌两叶纹银片，叶上镶嵌玛瑙小珠，盒盖及底座立墙嵌饰狩猎纹银片，这是我国较早的、且艺术价值极高的镶嵌实物。

　　随着家具品种工艺的日趋完善，镶嵌工艺逐渐运用于家具的制作。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镶嵌玉石的彩漆凭几。至唐代，镶嵌工艺越发成熟，甚至出现了在硬木上镶嵌螺钿、象牙等器物。日本正仓院保留有唐代紫檀嵌螺钿五弦琵琶，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

　　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七：“螺钿器皿，出江西庐陵县，宋朝内府中物，俱是漆器，或有嵌铜线者，甚佳。元时，富家不限年月做造，坚漆而人物细妙，招人可爱。洪武初，抄没苏人沈万三家，条凳桌椅，螺钿剔红最妙，六科各衙门犹有存者。”足见明代镶嵌类器物甚为流行。

　　这些镶嵌工艺的共同特点，是嵌件与漆面齐平。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扬州人周翥（音：住）采用嵌件高于地子漆面，然后在嵌件上雕刻的镶嵌手法，被人称为“周制”。这样的镶嵌，不光运用于漆器上，也广泛运用于紫檀黄花梨等硬木家具上，极大的提高了镶嵌的立体形象，装饰效果极佳。

　　明清黄花梨紫檀木器上的百宝嵌，以小件居多，如官皮箱、笔筒等。大件家具上镶嵌，以挂屏最为多见，其次是宫廷宝座、椅具、柜架、桌案等。民间家具镶嵌多以螺钿为主，而年份往往较浅。以百宝镶嵌的明清紫黄家具，不仅数量较少，而且非富即贵。

　　黄花梨顶箱柜上镶嵌百宝，在所有家具品类中最是少见。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对经过修复的黄花梨番人进宝图顶箱柜，镶嵌奇珍异兽。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一对黄花梨百宝嵌花鸟图顶箱柜。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黄花梨百宝嵌花鸟图顶箱柜

　　美国费城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嵌博古图的方角柜，疑似失去顶箱。

　　另外尚有极少的紫檀木镶嵌类的柜子存世，如国家博物馆展出恭王府的逯顶式多宝柜，柜门所嵌的博古图案几乎脱落殆尽；该柜旁边同时展出的国博藏紫檀嵌犀角龙纹顶箱柜，浅色部分是犀角本色，深色部分则是犀角染色。此柜工料皆精，惜嵌材单一。

　　2006年纽约佳士得上拍过一对小顶箱柜，带座的高度不足1.5米，材质软硬木混杂，座子疑似后配。苏富比(微博)1994年和佳士得2012年分别拍过一只方角柜，亦有百宝镶嵌，因未见实物，尚待甄别。另外还出现过两只紫檀或硬木小顶箱柜，高度都不足一米。

　　黄花梨及紫檀带有百宝镶嵌的顶箱柜类，存世量大约如此。完整的黄花梨百宝嵌顶箱柜，严格来说仅有故宫、纽约大都会所藏，以及本次上海匡时的拍品。偶有听闻尚有其他此类存世，尚无确实的资料信息。

　　但故宫及纽约大都会的藏品，柜身皆为包镶黄花梨木皮，并非纯以黄花梨实木制就。且两者均只有正面镶嵌百宝，侧面则光素无饰。这些与本场拍品有着明显的不同。更何况前两者都属博物馆所藏，民间能够流通的黄花梨百宝嵌顶箱柜，仅此一件。

　　书柜为顶箱式，以珍贵的黄花梨木制成。制式虽简，但木工制作工艺精湛，工艺特征表明其制作年代较早。例如：柜身正侧面露明榫，内部穿带或枨子明暗交替；柜门内穿带倒圆；尤其柜底部侧面牙条在腿足正面透出明榫；中层搁板前直枨略低于其他三面枨子，与搁板前沿平齐；下柜无闷仓，设活动中柱。这些特征，均符合明代木工制作工艺。

　　柜门以螺钿、绿松石、砗磲、寿山石、芙蓉石、料器、玳瑁、染牙、玛瑙、象骨、乌木、鸡翅木、黄花梨、黄杨及掐丝珐琅等珍稀材质，镶嵌炉、鼎、尊、瓶、觚、爵等博古图。

侧山则镶嵌玉兰、腊梅、牡丹等折枝花卉。博古图案精美华贵，古意盎然。

打开柜门，内中的抽屉面板上也镶嵌杂宝图案。

　　所嵌百宝雕琢细腻微妙，雕刻手法涵盖透雕、圆雕、阴刻等，技艺精湛超群，所雕图案层次分明刻画入微，立体感极强。镶嵌的器物本身的装饰图案，也惟妙惟肖的雕琢出来。

　　尤为难得的是一些器皿上的动物图案，如狮子、龙、猴等，均为正脸，其形态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亦说明书柜制作年代可能早至明代。

　　其珍贵无比的材料和精妙高超的制作技艺，透露出华贵的宫廷气息。百宝嵌工艺制品在明代尽数收入官府，绝少流入民间。清初虽有民间效仿，但多为嵌螺钿器物。到清中晚期，由于连年战乱，国力日渐衰微，手工业者流离失所。而作为百宝嵌工艺必不可少的诸多珍贵材料，也陷入匮乏的境地，有足够厚度的原料更是难觅。以至于再难见到以玉石、玛瑙、珐琅等凸嵌的大型家具，多数是平嵌螺钿类的家具了。

　　黄花梨百宝嵌博古图顶箱书柜，以百宝镶嵌的立体画卷，让丹青溢彩。明暗变幻时百宝发散出奇幻色彩，使百宝重光。如此美轮美奂的精绝工艺，彰显出那个久远时代的贵族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