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美术

在白俄罗斯20世纪艺术史上，谢尔盖·谢利哈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елиханов，1917—1976）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雕塑艺术家，对白俄罗斯的雕塑艺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扎伊尔·阿斯库尔（Заир Азгур）、安德烈·本贝尔（Андрей Бембель）、阿列克谢·格列博夫（Алексей Глебов），同被认为是白俄罗斯民族雕塑流派的创立和初期发展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四位都曾接受过米哈伊尔·克尔琴（Михаила Керзина，1883—1979，俄罗斯雕塑家）的教导，并极大地提升了白俄罗斯艺术的专业水准，赢得了大众对白俄罗斯雕塑艺术的认可和尊重。阿尔季莫维奇（Артимович）、伊万·安纳托利耶维奇（Иван Анатольевич）在合著的《白俄罗斯雕塑流派》（明斯克《白俄罗斯国立艺术学院》，2011年出版，第18页）一书中，称谢尔盖·谢利哈诺夫的创作成就“和那个时代领先的苏联大师们站在同一高度”。

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лиханов）是当代白俄罗斯雕塑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继承祖父谢尔盖·谢利哈诺夫的艺术意志，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专业雕塑创作。他的艺术创作追求，远远超出传统框架的限制。他的创作手法是观念性的，理智比感觉更为重要。他相信艺术的美学价值，对作品的艺术品质有着最为严格的要求。康斯坦丁从未追求表达现实情境。他的雕塑作品使用多样材料，不断在情感表达和形式创新中摸索个性化创作道路，在白俄罗斯当代雕塑艺术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谢尔盖1917年生于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1976年卒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他最初学习绘画，后专研雕塑创作。1937年，谢尔盖毕业于维捷布斯克艺术学校的雕塑专业。他是白俄罗斯创办公立美术学院后的第一批毕业生。他的艺术创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早期多以卫国战争重要事件和英雄人物的纪念碑雕塑作品为主，例如创作于1948年的《解放》、1950年创作的《荣光属于苏联士兵和爱国者》，以及于1954年参与的明斯克胜利纪念碑底座浮雕创作。谢尔盖虽在雕塑创作初期受到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1870—1938，德国版画家和雕塑家）的艺术影响，但作品仍表现出典型的苏联英雄人物塑造模式。

谢尔盖于1956年底至1957年初，受到苏联艺术家联盟的邀请，到中国旅行，并到过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湛江、海南岛、广西玉林、武汉等地，期间共创作了如巴金、齐白石等中国文艺界名人形象和普通大众形象的雕塑作品36件，以及一些速写、风景写生绘画作品。1960年代至70年代，谢盖尔创作了一批反应迅速发展的白俄罗斯工业时代的工人形象和普通劳动者形象。这些人物雕塑反映了白俄罗斯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

谢尔盖的个体肖像作品和同时代的人物集体创作，都可称为苏联艺术的典型。这些形象具备时代的普世英雄主义特征，同时也具有特定人物形象的个性特点。1966年谢尔盖创作了坐落于明斯克州索利戈尔斯克地区大森林村的《游击队兄弟米哈伊尔·楚巴和伊万·楚巴纪念碑》，这是他6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人物面部表情的生动刻画，已经远远超越苏联纪念碑人物塑像的固定程式，而显现出更多的人性的关怀。谢尔盖创作于1969年的《未被征服的人》，是为白俄罗斯哈特恩纪念馆创作的纪念碑雕塑，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平民，更是一件杰作，这件表现性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内在的精神性。因为这件作品，他于1970年获得了苏联列宁奖，成为白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雕塑艺术家。

谢尔盖·谢利哈诺夫车夫青铜 89×48×28厘米 1960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藏

谢尔盖进行雕塑创作最为旺盛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作品集中于对美的追求，对伤痕的刻画，和对人在战争面前的抗争。白俄罗斯的主流艺术家们的创作面貌，也表现出同样的创作倾向，既有对战争英雄和战争苦难的歌颂和反思，也有对平静、乐观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形象的刻画。20世纪60年代也是白俄罗斯众多著名艺术家的全盛时期。我们可以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1967年，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出生于明斯克，当时祖父谢尔盖的艺术成就和创作在苏联逐步受到关注和认可。1991年，当白俄罗斯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将国名改为“白俄罗斯共和国”时，康斯坦丁24岁，正是他大学毕业开始独立创作的那一年。90年代初的白俄罗斯，是后苏联艺术家们充满希望和探索的十年，为了能融入世界文化的大背景，“后苏联艺术”必须在一二十年间走完西方艺术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由此造成了创新探索的成本和缺点，首当其冲的就是许多作品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康斯坦丁的创作视野和艺术风格受到亨利·摩尔（Henry Moore）、贾科梅蒂（Giacometti）等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大师的影响。从追慕罗丹的现代雕塑而创作的《躯干》、《坐着的人》到现代主义雕塑创作策略的《对话》、《会面》的转变。康斯坦丁的实验方向转为“净化”形式和雕塑语言的纯粹主义倾向，并造就了他独特的极简主义风格作品《人》、《神话史》等。康斯坦丁谈到：“他的创作灵感来源只有一个——欧洲文明，即古罗马和希腊的古典艺术。”他从未在创作中完全排除古典美学，尽管他对美、和谐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理解无疑已发生深刻变化。他自称“传统主义者”，因此对震惊美学、极端美化丑陋和现代艺术中的艺术挑衅敬而远之。

从具体作品看祖孙雕塑的差异性

谢尔盖在中国旅行的三个月，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苏友好的时代，也是在1956年至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克林杜霍夫开课教授雕塑训练班期间。这批作品为我们呈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雕塑创作反映中国人物形象的经典个案。此次中国旅行创作的作品也是谢尔盖艺术上的转折点，从宏大的纪念碑雕塑到社会主义工农兵和名人塑像，在写实雕塑中自足地表现人物，丰富了艺术家创作的整体面貌。

谢尔盖创作的中国文艺界名人和工农肖像雕塑作品，基于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也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深入体察，更在于对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普罗大众的关怀和价值认同。在人物刻画时，他抓住了一种东方朴素的审美意象，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状貌和风度，这应该来源自他自然保有的一种友好的深情和专注的观察力。这批雕塑作品融入了他激昂的创作热情，通过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再现了作者对原型人物鲜活的第一印象。

《齐白石》是谢尔盖1957年初到中国各地旅行结束后，再次回到北京后的创作。作品生动传神，塑造了白石老人头戴毡帽，身着长袍的胸像。《蒋兆和像》抓住了人物特征和精神气质，生动地表现了蒋兆和先生悲天悯人的个性。《袁雪芬》和《白杨》，她们一位是当时著名的中国越剧表演者，一位是中国著名的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两件雕塑皆是谢尔盖1957年在上海期间创作完成的。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多了些许阳刚气，少了些女性妩媚和艺术气质。《李桦》人物塑造准确，朴素且鲜活，面部刻画出木刻般的痕迹，加之深沉的人物性格刻画，充分展现出谢尔盖的雕塑在表现人物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上，以及在传达情感和立场上的准确和生动。《老农民像》表现了一位南方的老者，眼帘低垂，作沉思状。人物的精、气、神把握得惟妙惟肖。《劳动者像》是一位坚毅的、结实的北方汉子。人物面部肌肉和块面刻画细致，情绪刻画也非常传神；头巾鲜明地表现了人物的社会身份。《女孩头像》则是一个满脸稚气的肉嘟嘟的孩童形象。以人物形象为主题的人物雕塑作品，对人物年龄和性格的生动准确刻画，是重要的审美判断标准之一。《车夫》和《广州船夫》等为数不多的全身塑像中，也表现出对人物动态和社会身份的准确把握。

谢尔盖的雕塑作品传神地塑造了1950年代中国人纯朴、向上的生存状态，力求展现“时代风貌”。康斯坦丁的创作，更多地是在时代大变革浪潮中思考艺术处境，并提供“个体经验”表达。康斯坦丁求学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白俄罗斯的艺术活动和社会环境已经与祖父的年代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不仅表现在艺术材料、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更呈现出观念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拓展。康斯坦丁走了一条和祖父完全不同的雕塑创作道路，康斯坦丁敏感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在个体生命经验与社会现实相融合时，艺术家的创作中显示了自我对个体社会存在的认知和期待。

康斯坦丁1990年代的大理石雕塑作品是对材料的探索，追求雕塑的体量感，表现亚当和夏娃等圣经故事题材，呈现出浑圆的、天真的表达方式。康斯坦丁创作的《躯干》、《坐着的人》、《英雄》，这是从古典主义关于理想的人的形象雕刻传统中来的。他在创作这些理想的人的形象时，有意舍弃了人物某些部位，比如人的头部、手臂，等等。这些造型精准，但身体残缺的人体创作，是康斯坦丁自90年代初至今未曾中断的创作取向，展现出对支离破碎的古希腊雕塑的模仿，也表现出受罗丹现代雕塑的启发。他的雕塑语言大致保持在写实主义的范畴里，重视体量和具象的语言形式。

康斯坦丁创造的雕塑作品以其充满活力的创新性、内在精神力量的集中展示，以及雕塑形象的丰富性而吸引广泛关注。他在不同时期和社会氛围中，根据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不断借鉴西方现代主义雕塑各种创作手法，变化个人的创作面貌，例如模仿冈萨雷斯的直接焊接金属雕塑《半人马》，模仿摩尔把虚空看作雕塑实体的延伸和扩充的雕塑经验，创作的《母子》，模仿贾科梅蒂创作的《考文垂》、《母子》，将悲伤的城市故事或是女性题材，进行形式上的转化探索，在作品中呈现出抽象和哲学的倾向。

对20世纪艺术的研究，都绕不开“民族”“国家”的视角、战争带来的灾难、新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文化认同和自我存在。在与康斯坦丁的交流中，他流露出对中国艺术家享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羡慕和渴望。白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还非常短暂，当代艺术家对白俄罗斯古代的传统产生兴趣，也对白俄罗斯民族的起源进行追问，但始终难以摆脱苏联和俄罗斯艺术的强大影响。康斯坦丁当下的艺术创作，更关注自身面对世界和现实社会的感受和表达，面对西方传统和俄罗斯文化的包围，他们的创作很难有历史观和纵深的维度。他在创作中逐渐从古典艺术转向到传统价值中寻找资源。

对民族传统的追寻和发掘的同时，康斯坦丁对自身家族艺术传统的思考也在进行，从排斥到尝试了解，到最终认同，“我曾否定祖父的作品，但是现在我高度赞赏他的雕塑，认为他的作品很鲜明，有着强烈的个性。他的纪念碑不会与其他任何人混淆。苏联社会的定做要求使得一些制作方式无法运用。但是祖父追求艺术真实：他的很多作品，特别是肖像雕塑能够证明这一点。”

从对祖父作品的不认同，到从艺术本质上达到对祖父作品的欣赏和雕塑艺术精神追求的契合，是康斯坦丁文化寻根的过程和阶段性成果。康斯坦丁藉由创造性的思考和多样的媒材形式，不断变化发展自己的创作面貌，他更加关注个体与民族，文化传统寻根与面向世界的眼光，不同于祖父谢尔盖的雕塑作品中所怀有的朴素的人文情怀，康斯坦丁作品中是哲学的思辨。他的作品很少就当下的社会现象或是普遍的文化行为进行叙述性的创作，而是在雕塑语言本身进行内向的变革。他的个人创作面貌和特征正逐渐显现出来。

康斯坦丁《爱因斯坦》、《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大卫·林奇》、《贝京》等19件现实人物头像，是与祖父在精神上和解以后，进行的现实人物题材创作。是其自2009年至2016年的不间断的另一个创作面向，为我们呈现了他同时展开的不同面向的艺术思考。这些或是历史名人，或是当代名人的人物创作，在准确的人物塑造的同时，将雕塑的形式语言应用与人物个性特征相统一。在人物刻画的丰富性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是一种追求精神性的、一种冷静的、禁欲主义的创作态度。

康斯坦丁的《大卫》系列以及《金字塔》和《队列》等作品中都有一个特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清晰地五官，甚至可以说没有五官刻画，他们身穿金色背心、阔腿裤，人物手中握有小喇叭。这是康斯坦丁小时候对苏联文化，比如仪仗队的记忆。这些依据苏联体系下“群体”的共性特征所塑造的“经典人物”，却都有个性的一面，或是手中所持的物件不同，或是肢体的形态各有差异。不论是单个的人物，或是一排排人物群像，他们所要呈现的是一种声势浩大的集体意象，一种关于共性社会中个体的人的探寻。

结语

白俄罗斯祖孙两代雕塑家都是中白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祖父谢尔盖·谢利哈诺夫作为苏联雕塑家于上世纪50年代曾怀着友好和激动的心情访问中国，在短时间内做了大量的雕塑人物写生和创作，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他的现实主义雕塑创作的高超水平。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是白俄罗斯当代雕塑家和社会活动家，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他有坚实的造型艺术写实功底，并不断追求在新时代、新语境，有创新独到之处，不乏优秀作品，为我们了解现当代白俄罗斯雕塑艺术现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从谢尔盖的现实主义创作到康斯坦丁的现代主义的雕塑，虽然他们的雕塑形式语言各异，但所追求的艺术的终极意义和情感精神表达是一致的。他们从一个侧面代表了白俄罗斯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雕塑艺术发展几代人的艺术探索和追求路径。

作者：汤林丽，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