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篆刻

　　清初承明代帖学风气，书家作字仍以用然纸或半熟纸为多,但有识之士已开始指出经特殊处理的笺纸华丽面不实用的缺点，消初金石碑刻收藏家曹溶就说过“白蜡打纸，笔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的话。从流传作品来看，清代前期除受董其昌书风影响的书家外，大多数兼擅书画者都有使用生宣纸的现象，如王锋、傅山等人纵肆酣畅、 起伏跳荡的豪迈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生宣纸的特殊表现力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郑簠、原济、周亮工等人作品中沉静凝重的碑刻意趣,若离开了吸水性极强、易于显现墨色的生宣纸，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金农、郑燮等人更是充分利用了生宣纸的特点,把自己擅长的写意画技法或从汉代碑刻中体会来的金石气贯注到书法创作之中,使用笔的顿挫疾迟和墨色的燥润干湿忠实地反映出来。反观恪守帖学的书家中，从清初的沈荃、查异到中期的张照、刘墉、翁方纲等人，身居高官，书名显赫，作书用纸非描彩泥金即填粉施蜡，故其下笔圆润丰腴，典雅流畅,实与所用笺楮有相当的关系。至如王文治善用淡墨,若非熟纸则无从措手，梁讞、钱沣虽属宗帖一派，但因多用生纸，气魄亦随之豪迈。事实说明，生、熟两类纸张的不同性质，对书家的创作效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乾嘉以后，碑学思想和碑派创作技法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生宣纸的广为应用。碑派书法家在审美追求上崇尚厚重、生拙迟涩的感觉，在技法上强调用逆、中实、铺毫等原则，而这些效果的实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生宣纸的特殊性能，尤以墨色的浓淡变化最为醒目。清代一些以取法碑刻为擅长的书家，当其在生宣纸上作书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发挥技巧，展示独特风格；而当其使用熟宣纸或粉蜡彩笺时，则往往面目全非,败笔迭出。从桂馥、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直到张裕钊、赵之谦，其作品都存在着因用纸不同而有高下差别、效果迥异的情况。

　　清代书家在创作中对生宣纸的认可和使用，经历了一个从生疏到熟练的发展过程。生宣纸因其敏感的吸水性，要求作者在挥毫之际，对墨计中水分含量的多少，下笔力量的轻重，行笔速度的缓急，都要有准确的估计和把握能力。对于习惯了使用熟宣纸的书家来说，生宜纸无疑地加了用能和用展的技巧难度在湾初王年佛山等人用生宜纸书写的作品中，能感牧包、计中水分牧多时，笔西字形往往因事水的羽化湖扩面失去管画，形成一个高。反之、当墨尽笔情时，线济又常常偏薄贫瘠而缺乏韵致。这些失误表明，在清初即使是功力深厚，经验丰富的名家,对生宣纸的把握也很难达到得心应手，指挥如意的地步。

　　到清代后期，随着生宣纸被普遍采用，书法家们对其性能特点已能够熟练驾驭和发挥。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等碑派名家不仅能充分利用生宣纸的特性来表达碑派书法用笔的新奇魅力，而且在墨色的变化方面也比传统的帖学书家更为丰富和生动。这种特点显示出碑派书家全面的造诣和匠心，与清初书家在掌握生宣纸时的力不从心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