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墨千秋》孔可立书法艺术品鉴 [人物介绍]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书法不仅注重文字的视觉印象与审美意味的表现,还关切与彰显着人的内在精神与传统文化。在孔可立的书法艺术之中,我们既看到了其对严谨法度的遵循与恪守,同时也可以发现不乏灵动与率性的个性挥洒。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张力在法度与意象之间油然而生。而且,尚法与尚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相得益彰,共同构建着他的书法艺术的风格与审美旨趣。正是这种文化张力,不仅使孔可立的书法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魅力,并由此构成了他艺术表现的独特精神特质。 书法作为一种关于书写艺术之法度,对法度的严格遵照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规定,而对法度的理解与把握就成了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基础。孔可立先临习了颜真卿的楷书,后又潜心于金文、石鼓、小篆、汉隶,以及魏晋六朝的摩崖石刻的研习。但这种临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外在形似,而是不断揣摩以至于得心应手甚至心领神会,其实这也是书法艺术的意境生成的基本过程。一切艺术所依凭的法度与表现规则,其实都不是僵死的、封闭的与固定不变的,甚至可以说法无定法乃为艺术之至法。 因此,如果只是仅仅遵守了一般的法度,而缺乏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艺术表现,也是不可能建构具有自己风格的书法艺术的。天然造化与率真之于艺术极其重要,因为这无疑是格调高妙而不低俗的根本性前提。正如庄子所说,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书法艺术的创作既有法度可依,但同时又不可拘泥于既成的规则,因为一切法则都是历史性沉淀并生成自身的。书法创作上的率性、自由与充满生气,绝不是那些毫无法度的任意与草率行为。笔法上的师古与拓新的渗透与彼此交融,在孔可立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上,孔可立主张厚积薄发与心性的修炼,他的创作也因此颇具精神定力与文化底蕴。实际上,孔可立对法度的尊崇与坚守,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书法门派,而是致力于在各家风范之中兼收并蓄,并力图基于自己的审美经验而加以重构。他的创作不仅古拙、雄浑与典雅,往往还收放自如、意趣橫生。在书法作品里,千姿百态与性状各异的笔画与结构颇富情趣。在篆隶楷行草的书写中,艺术家既使各体显现出自身的特别情志与意味,又让不同的书体在气韵上发生勾连与贯通。 在这里,对艺术法度的临习、领会与表现,也是一种对意志与精神的磨练与砥砺,以及对人的性情、心灵的陶冶与文化建构。在依凭谨严法度的基础上,孔可立的书法产生了一种发自力与势的冲击感,从而生成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精神与文化关涉。不同于基于视觉表象的一般摹仿,书法对法度的领悟揭示了艺术内在的精神图式之所在。在质朴、纯正、厚德与雅致、逸趣、灵气之间,孔可立力图破解既有的冲突以寻求一种审美的和解,但这种和解又离不开法度与意象之间的文化张力的生成性建构。 在对传统艺术与思想的传承上,孔可立的书法既具有儒家的“中和”、道家的“超然”,还不乏佛家的“空灵”等精神特质,以及文字里所灌注的民族性与文化上的整体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独到的理解与表现既以对法度的把握为基础,又必须超越一般的研习而走向自己的独创。书法所表现出的意不离法与法不碍意,显然是他艺术创作的精神旨归与文化诉求。其实,艺术创新的根本性要义也许在于,基于而不是墨守任何意义上的法度与成规,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法度加以创造性的回应。 实际上,孔可立虽然非常注重习碑临帖,但他并没有止于对法度的一般坚守上,而是着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艺术探索实践,对书法的传统框架与书写范式加以突破,以实现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独特的创造与表达。孔可立的书法结体气势开张,同时又新奇而有韵致。在粗与细、虚与实之间,呈现出的是彼此的关联与笔势上的呼应。在孔可立那里,大巧若拙与计白当黑显示出了一种别样的理趣。用笔显得既厚重、内敛,又晓畅、超拔,还有一种圆润与飘逸之感,这些无不源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审美与心灵建构。 此外,孔可立以刀代笔,其篆刻艺术沉稳酣畅。与此同时,书法与篆刻、收藏之间的交织与互文,构成了他丰富多彩与别有情趣的艺术世界。法度之所以成为法度,都是在化中不断生成与成为自身的,并在创作中化为各种新的艺术表现与审美经验。在法度的规定与基础之上,艺术家充分结合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与创作体会,对法度及其在社会与文化语境里的体认加以观照。而且,动与静的彼此相生、由技向道的化境都在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正如苏轼所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通过观赏可以感受到,孔可立书法的章法与布局,既有严格的讲究,同时还富有变化。作品的这种因法度深稳而内聚的精神图式,又显现在关切于视觉的审美与文化里,而这无疑是与他的修为和先圣遗风分不开的。作品开合有序、张弛有度,还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在法度与意象之间保持一种文化的张力,一直是孔可立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艺术宗旨。当然,这种文化张力又是经由多视角与多维度来建构的。尤其是,在形与神之间、礼与逸之间,这种张力都得到了独到的揭示与阐明,并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得格外的生动与极富意境。 孔可立书法读后感 吾国当代书法,以二王帖学及唐碑为主,虽有少数书家攻习甲骨文及金文,而于碑学,则除汉碑之外,罕有深研魏晋南北朝诸碑者。此实为吾国当代书法创新资源之一大缺失。孔可立先生碑帖兼能,而尤致力于碑学。数十年来,遍临汉魏晋南北朝诸名碑。心摹手追,孜孜不倦,可谓当代书家中碑学之传人矣。孔氏于诸碑中,又特喜爨宝子碑。此碑康有为评为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甚是。孔书师其意,又益以汉碑之法用之书《千字文》等作,既得其“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之风,又更显平正精密。观其用笔,厚重挺拔而不迟滞,结体则长短粗细疏密无不精当。诚如仓世臣于《艺舟双楫》中述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言“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尝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余甚叹赏,以为此种境界,当代书家中实不多见也。孔书粗笔之作,多师爨宝子碑,细笔则取法魏碑中用笔较细者,复益以篆意,痩硬而有飘逸之致,自创一体。虽为楷书,然非唐楷,如康有为所言,“不寄唐人篱下”。其所书老子《道德经》及《孙子兵法》,为此类作品之代表。孔氏又曾反复临写汉魏名碑多种,既得其风神,又复自出机杼,不以酷肖为能事者也。孔氏于篆书亦大有成就,篆法精谨,而笔势飞动如草书,其所书长文诸葛亮《出师表》可为此类作品之代表。后又曾临石鼓文,则与前所作篆书异趣,予人以古朴肃穆之感。虽不及吴昌硕临本气势雄强,而篆法一丝不苟,行笔圆转流畅,或更能得石鼓之意态耶?孔氏非不能作雄强之笔势,盖不欲以此临石鼓耳。余于今年首次参观孔氏书展,许其为当代卓然自立之书家,故写出所得印象,以俟知者,或于当代书法之研究与创新不无小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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