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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向我国东北发动了武装进攻，抗日战争就此揭开序幕。上海画家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拿起手中的画笔和木刻刀，走出画室，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去，唤起民众，团结一致，对抗日寇。月份牌画家们用各种方式坚持操守，体现出高尚的气节。月份牌画却由此走向衰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重新发展。

　　次年初，在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上海市民顿时感受到战火突然燃到了身边。坚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以寡敌众，多次打退了日军的总攻，极大地激起上海民众的抗战热情，画家谢之光当即画了一幅月份牌画《一挡十》，以擦笔水彩画法描绘了浴血奋战的第十九路军将士。这在贯以美女为画题的月份牌画中是难得一见。上海画家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拿起手中的画笔和木刻刀，走出画室，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去，唤起民众，团结一致，对抗日寇。《一挡十》这幅画后来遭到日寇查抄，印版被销毁，印刷品被搜索殆尽，在世间已是片纸无存。

　　1932年谢之光与周柏生、杭穉英、吴志厂、金肇芳、金梅生、李慕白、戈湘兰、田清泉、杨俊生九位画家合作一幅《木兰荣归》，借以传统的戏曲题材表达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念。该画由郑午昌题跋：“此图系海上十大艺人精心妙手所合绘，制作精美，用意深长，洵为当代美术画片之杰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由此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当年8月13日，日军围攻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直至11月12日上海陷落，致使百万难民流离失所。画家、雕塑家张充仁亲眼看到逃难到上海的劳苦大众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当年即创作一幅油画《遗民》。他以大特写的构图画了一位背井离乡的老农背负着铺盖漫无目的地逃亡，背景中战火正吞噬着他家乡的房屋。这件作品可谓是触景生情的悲愤之作。

　　而张充仁完成于1939年的另一幅油画作品《恻隐之心》更是描绘了他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淞沪抗战期间，张充仁参加了中比友谊会饶家驹神父在南市慈安平民医院难民救济队的工作，帮助救治伤兵和免费收容难民。创作这幅作品是为他曾经留学的比利时筹款的。画面描绘的是抗战中的上海市民救护伤兵难民的场景。作者曾经讲述过创作这件作品的经过，他说：“八一三战起参加难民区救济工作，我以当时目击印象，绘成系画多幅，较大的一幅，现藏镭铤院，题为《恻隐之心》。”这是抗战时期上海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从对伤员救助的角度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同时也默默地赞颂了上海市民在抗战中的表现。在“孤岛”时期，张充仁还创作了表现东北军民抗战的壮士雕塑像《干城》;反映日寇实行苛刻的粮食限制政策的水彩画《户口米》等。

　　1938年，刚到上海安家不久的唐云每日里看到许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难民，心中十分难受，便与邓散木、白蕉、若瓢和尚商量，想在大新公司四楼举办一个画展，用卖画所得的钱来赈济难民，以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于是取成语“杯水车薪”之意把画展的名称定为“杯水画展”，以喻力量微小，无济于事。唐云他们请来一些小报记者和喜欢书画的朋友们前来捧场，其中有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等。由于参观画展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这是反抗日寇侵略和压迫的一种示威，也是显示国人有难同当团结一心的力量，所以纷纷解囊订购画展的作品。画展开了9天，展出的作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甚至一再复制，供不应求。在此期间，唐云还作了一幅乌龟图。他在纸上画了一长串乌龟，一个个头衔着尾巴，讽刺卖国求荣的汪伪汉奸。

　　卢沟桥的枪炮声也摧毁了林风眠正在筹备杭州国立艺专建校十周年大庆的盛大庆典，林风眠听闻此讯义愤填膺。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其实早有戒备。在1937年1月号《东方杂志》上刚发表了的林风眠在“中日问题”笔谈会上的一段话：“在中日悬案未清算以前，我民族即使很想同东邻握手，东邻给我们的不是同情的友谊的手，而是无情的敌视的剑锋!所以，为实现与东邻相互提携计，我们不能不先用大炮震醒它底耳朵，用刺刀刮亮它底眼睛，然后英雄般底同它握手——这样场合的提携才是可能的。”现在他以校长的身份与蔡威廉、李超士、方干民等教授满怀愤怒创作出一批控诉日寇侵略暴行的油画作品，并在艺专展览馆展出了他们的巨型画作。当年10月，国立艺专向内地迁徙，无法带走这些大作品，后来被日寇毁灭，无一留存。

　　版画家张明曹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离开上海回到家乡温州，开展抗日宣传。1938年，他自编自绘自刻创作完成了一本木刻连环画《仇》，讲述一家人在逃难中碰到日本兵，妻被强奸再遭杀戮，男主人被抓去当劳工，后来他从鬼子手里夺过枪参加了游击队。这本连环画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再版了4次，印数近万册，其宣传作用之大已无须多说。在张明曹那里学习版画的杨涵后来参加了新四军，专门从事木刻创作，完成了《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陈毅同志像》，以及《沙沟战斗》系列画中的《登陆战》、《滩头阵地争夺战》等一大批表现抗战的版画作品。

　　求学于上海新华艺专的黎鲁参加新四军后，也创作了《人在阵地在》、《攻打北火车站》等直接表现抗战战争场面的作品。

　　身居上海的邵克萍在他的木刻传单《侵略的罪证》里控诉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罪行。在抗战宣传中，版画因其制作简便，顷刻能办，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些版画作品虽然尺幅不大，却是放刀直干，黑白分明，爱是爱，恨是恨，真情流露，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假掩饰，朴实无华，深受民众和士兵的喜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月份牌年画创作最为繁荣的时候。1937年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了城中的孤岛，月份牌画在孤岛畸形繁荣中居然还能够存活，甚至还可以推出抗战的画作，如杭穉英带领他画室的同仁李慕白、金雪尘创作了《梁红玉击鼓抗金兵》、《木兰从军》等传统题材的作品来号召广大民众齐心抗日。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进入租界，上海的孤岛时期就此结束。日本特务、汉奸常用威胁，恐吓，或施以重金等手段拉拢月份牌画家为日本人作画宣传。对此，谢之光、杭穉英、李慕白、金梅生、金肇芳等画家纷纷拒绝，并表示从此不再画月份牌。但是要活命还得画画，有的便改画中国画，有的则改画油画肖像，以此来糊口。徐咏青更是发誓“不在日寇统治下工作”，举家离开了上海。

　　月份牌画家们用各种方式坚持操守，体现出高尚的气节。月份牌画却由此走向衰弱，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重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