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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八大山人”引出的几种流传小考

时间:2020/1/12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朱匡杰/湖北武汉


朱耷66岁时作《湖石双鸟图》轴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八大山人的资料,多见各种牵强附会者,其实关于八大山人的身世研究在《个山小像》被发现后,已经日趋清晰,虽仍有诸多不解之处,但网络流传的谬误之处也皆有所解释,如果翻阅各方研究,更觉以引人关注为目的的网络传言之可笑。

朱耷74岁时作《秋林亭子图》轴

牛石慧《古木幽禽图》

鹤形花押

“北京故宫四僧展”《八大山人杂画册》中“八大山人”题款

  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尚无法定论,他另有朱耷之名,关于这个名字,有两种说法有历史背景可考,视为可靠。一是“庠名”之说。饶宇朴在这幅《个山小像》的题跋中讲:个山綮公……少为进士业,试辄冠其侪偶,里中耆硕,莫不噪然称之。八大山人天资聪慧,少年时以科举为目标,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个“少为进士业”是庠名的关键。明朝的《国典》明确规定,宗室子孙一律不得参加科举。这一政策在万历朝发生松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郑府世子朱载堉奏:“奉国中尉第即以赐名应试,若无名录者从便起名,不混同玉牒,中式榜录皆著国姓,下书宗室封爵。”将军、镇国、辅国中尉以爵尊,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神宗同意奉国中尉以下宗室皆可应试,并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再下诏:“自今有王府省份,宗学子弟入试,与生员一体编号,但有中式,即行登榜”。“赐名应试”“与生员一体编号”,如果是明代后期宗室开科时的常态话,那么朱耷为庠名的可能性也就不低。

  还有研究者以此为论据,驳斥《盱眙朱氏八支宗谱》上“号彭祖,别号八大山人,封辅国中尉”之言,因辅国中尉不得参与科举,所以这个中尉身份应有误。实际上,万历三十四年,应试宗室的范围已经扩大到镇国将军,并最终确定下来:除亲王、郡王外,不愿意受封的宗室成员皆可以停给宗禄,考送儒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之时,与生员统一编号,“与海内贤才比肩而进”。此后因宗生参加科考挤占民生名额,引发了矛盾,1621年,朝廷规定,宗室应试中式,录取名额额外增加,至此,宗室开科的大门完全打开。八大山人年少时以进士业,应该就是这个状态下的宗室开科,辅国中尉也是可以参加科考的。

  另一说法是八大山人字号“嗒”或“嗒然”的同音译写,江西学者吴之邨《朱耷名义考——朱耷史事丛考之二》一文中说,清顺治十八年秋十月间,明遗民方文在南昌城章江门外无意邂逅或蓄意约见的“僧嗒然”其名或诗注所谓“僧之字”号,与清康、雍之交查慎行《西江志》、张庚《国朝画征录》所载“朱耷”或名,皆八大山人早期名号同音译写。方文以史入诗,以诗存史,保存了三百余年举世莫知的八大山人早年“嗒”或“嗒然”字号”。

  关于八大山人的名字,有兄弟朱道明,署名“牛石慧”,“牛”“八”为“朱”各取半一说,故事里还有“生不拜君”等元素,似乎很符合八大山人对清王朝的态度。然而后世研究表明,这应该是个体系性的谬误。牛石慧为八大山人兄弟说,最早见于邵长蘅的《青门簏稿》当中:“又有牛石慧,画人传记及收藏家目录,均不载其人;相传与八大山人为兄弟,山人去朱姓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石字草书又似不字,草书款联缀其姓名,若‘生不拜君’四字。其画用破笔,山水皴如石块,笔力奇险,墨气淋漓。”此言已是相传,然而这个说法在“八大山人即朱道朗”这个伪造背景下,竟然契合得出署名“牛石慧”者朱道明的结论,亦是神奇。沿革过程后人考证如下:八大山人与牛石慧为兄弟——八大山人与牛石慧同为江西宁藩八支石城王孙——朱道朗为江西“歧路之王孙”——朱道朗有兄弟朱道明——朱道朗即八大山人——朱道明即牛石慧。所以,言及“牛石慧”即可,毕竟真有其人,而再往后的附会多无甚道理了。

  除却名字,花押“三月十九”也是十分著名的一个附会之言。八大山人的一些作品上,有时会有一鹤形花押,清代著名鉴藏家顾文彬释为“三月十九”,乃是思陵(崇祯帝)殉国忌日,是八大山人对明王朝的哀思,百余年来,论者都从此说。然而白谦慎先生,对此花押重新进行了考释,认为此花押的原型出自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南宋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几件周器的铭文,此铭合文释为“十有三月”,其意为闰年,“岁有十二,有闰则云十三”。八大山人将这组铭文变化为六种不同写法的花押:书于闰月年份的作品上,象征闰年的闰月符号。由此可以说明此花押与崇祯帝自缢、明王朝灭亡之日无关,也不能因为八大山人的身份,就将其附会到明亡哀思之上。

  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是最为出名的一个热点,如今网络上提到八大山人就会提到这个“哭之”“笑之”,来表述其癫狂不羁的性格。其实早期,八大山人题自己这个名字,有时根本就不连缀。关于这个,鉴定专家钟银兰曾发表过一篇辨析文章,将八大山人题款的方式与其书法变革联系起来,说明“八大山人”署款形式的变化,与他的书法变革亦步亦趋。从目前存世作品资料来看,最早署款“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写的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内景经》,署款“八大山人”为楷书,四字不联缀,而在同年所作的《花竹鸡猫图》,署款形式由楷书转为篆书,“八”字作“儿”字形,四字亦不联缀。于绘画作品上用篆书署款,在以往的画家中是少见的,这意味着八大对篆书的兴趣。己巳至甲戌年(1689─1694),“八”的两笔逐渐向左右放开,作“><”字形,其原型乃是篆书。七十岁以后,他的书法由唐宋转为王羲之、钟繇,并以行草书为主,从这时开始,署款形式,也由篆书转为行草书,将“><”字改为后世附会的哭字头,而于壬午至乙酉年(1702─1705)署款中的“八”字又写作楷书形式,如《喜雨亭书画册》中的署款是端端正正的楷书,“八大山人”四字亦不联缀,可谓“通会之间,复归平正”。由此,可以说明“八大山人”署款形式的变化,是与八大山人的书法演进紧密相联的。所以哭笑之说,虽然生动,但如果因此简单曲解八大山人的真实想法,也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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