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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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忠:从赵孟頫的山水画之变看中国画的现代发展

时间:2018/3/10 文章来源:艺术中国

  中国绘画艺术在早期的形成期显示了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活力。从魏晋六朝开始,从事中国画的画家们就开始探讨用手中的毛笔描绘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从为人物造像开始,逐渐扩展到山水、花鸟、走兽,中国画家们在探索绘画技法描绘自然万物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由唐而宋,中国画艺术从初创逐渐走向了成熟。

   从五代北宋开始,中国画中的山水画在师法自然、再现造化之磅礴生命中走向了逐渐成熟的艺术技法和艺术样式。我们至今还能看到的北宋山水画杰作,有许道宁的《渔父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李成的《晴峦萧寺图》,郭熙1072年所画的《早春图》等。这些由北宋而来的山水画杰作,让我们看到了北宋堂皇山水的艺术图式和磅礴气势。当我们面对这些辉煌大气的山水画杰作时,按照我们今天对西方绘画艺术的认知,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所传达的自然主义和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和欧洲风景画通常所传达的一样多,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更多的自然风景的特征。全面考察五代两宋山水作品,从李成、郭熙、范宽到“刘、李、马、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的山水画,是在努力寻求描写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努力寻求表现自然之美的方式与技法,虽然不是如西方风景油画的真实性描写,但在观念和自然地真实表达上,其目的是差别不大的。

  

  由于早期中国画艺术,以探索怎样表现或再现自然万象为目的,其发展和进化脉络是一致的,连续的。对早期中国画艺术的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出早期的中国画是适于做历时性分析的,并且从发生到发展到逐渐有了成熟的技法和表现模式,这样的排序可以建构一部绘画艺术史。但是这种有序的历时性发展到了13世纪以后,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巨大的变化,始于13世纪后期,南宋的灭亡和蒙古人的入主中原。从宋代到元代的王朝更替,不单单是由蒙古人征服中原而导致的根本的历史断裂,对中国画而言,它标志着其表现自然的历史的终结。

  著名学者和美术史家高居翰认为元代初期画坛领袖赵孟頫((1254年10月20日—1322年7月30日)不上接南宋,而远追晋唐,崇尚古意,从此两宋而来的中国画发展的连续性便由此被割断了。从元代开始,中国画不再沿着南宋画家开创的道路历时性演进,而是开始了共时性的文人画的时代。文人画的发展和演进,一直就不是线性的历时性发展,而是由文人画画家从过去的联系中进行自我风格的共时性开拓和延展。由于文人画的发生和发展一直是朝后看,主张从古人那里生发自己的艺术,元明清三代则一直在依托过去中做着横向的拓展,做着拓宽文人画风格和意趣的工作,而不是向前看去发展自己的绘画史。肇其始者,就是元初画坛领袖赵孟頫。著名美术史家高居翰的研究称,:从元代到清代的18世纪初的元明清三代是“探索由元代大师开创的形式和表达的可能性”(高居翰语)的阶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画”探索时代。为什么把这一阶段的结束定在18世纪初,高居翰在他的文章里,做了一下说明。18世纪初,清代初期的三位重要的山水画家在10年内相继去世,1707年石涛,1715年王原祁,1717年王翬。三位画家的离世,标志着中国画的一个转折点,山水画创作和重要性的突然衰落仅是其表现的一个方面。以三位大师去世为标志,中国画进入一段消沉和没有主体目标和规则的时代。18世纪的扬州画派,19世纪的海派,20世纪的所谓大师的个人努力。在高居翰看来构成了一段似乎是收拾残局的后绘画史。

  高居翰的研究是客观而符合中国画发展的实际的。元代至18世纪初的中国画,确实是文人画的风格主义时代,是探索由元代大师开创的形式和表达的可能性的时代。而元代以前,早期的中国画时代,则是中国画形成并逐步挖掘再现技巧和样式的中国画进化时代。就是这一中国画的历时性进化时代,一直延续和发展到南宋末年的12世纪至13世纪。研究这一段充满发展活力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阶段的进化和延续,是伴随着丰富的艺术史文献而进行的。这些文献开始于5到6世纪的一些相对简短的评论性和理论性著作,并在9世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到达了一个早期的高峰,这部著作在广度和成熟程度上,堪与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开端的16世纪中期瓦萨利的著作媲美。张彦远之后,出现了一连串内容充实的著作,其目标都是把绘画史续至作者所处的时代。

  但是这种接续画史的工作只延续到12至13世纪,自此以后再无人尝试撰写包含如此广泛内容的画史。后来的文献是传记性、理论性、评论性或技巧类的,但不是历史性的。

  1300年后的中国画,没有人尝试写一部关于它的历史,因为它并不展示一个历史,或历史的发展;并且大多数宋代以后的杰作,事实上都熟知自己的历史。

  我无法评论这一新阶段的好坏,但也惋惜正在进化的中国画的终止了进化。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所以我也不想臆测如果没有蒙古人入侵,如果没有赵孟頫等元初的复古主义者,绘画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当然,历史上,一种风格,从来就不会戛然而止,都会有一个初生至成熟以致繁盛和衰微的过程。元代之初的中国画还是顺延了宋代山水的余绪。初期艺术主流也不是赵孟頫的董居派复古山水,而是李郭(李成、郭熙)派大山大水。这与北方北人宦官主导文化有关,虽然赵孟頫入朝为官,在进朝之初也是以书法为名。文献上就说1311年以前元大都的贤能才艺之士:“文章则有翰林学士清河元公(元好问),书翰则有翰林承旨吴兴赵公子昂,商琦则擅画山水。”文章元好问、书法赵孟頫,绘画商琦,这也说明元初赵孟頫的影响在北方也主要是在书法。

  1352年南方动乱加剧后,北方宦官的主导作用衰弱,南方太湖地区经济的繁荣,以及战乱等原因,由赵孟頫领袖一时而开创的隐居型董巨山水开始盛行,受赵孟頫影响的文人品味的绘画随逐渐成为主流,元季四家“黄王倪吴”的艺术从40年代开始逐渐占据了美术史的舞台。从艺术史的角度,此时,赵孟頫开创的一代新风文人画,才真正进入了历史,赵孟頫也由此获得了“有元一人”的历史地位。但是赵孟頫本人并没有看到这一时期的到来。如果从赵孟頫1322年去世算起,文人画品味的绘画真正继替李郭样式的山水画而成为元代绘画主流,此时,赵孟頫已经去世了20多年。

  研究赵孟頫,我在感佩他的创造力和艺术表达能力时,也深深地陷入对艺术史的思考。艺术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直线性历时发展的,它会有各种偶然性,其脆弱的发展道路,在强势政治力量面前是非常脆弱的。倘若蒙古人不进驻中原,宋代再继续延续两个世纪,中国画在宋画的基础上继续进化,那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历史不能假设,蒙古人进驻了中原,宋代以来的“李郭”派山水,虽继续在初中期有所发展,毕竟靠北方籍的宦官支持,没有来自元代核心权力的文化主导,不会走的很远。幸好还有赵孟頫,让中国画旁枝斜出,结出了一个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却难以品味言说的果子!

  开启复古模式,崇尚士气自性,仿写中求新意,文人画由此兴,如果说是“胜”,幸有赵孟頫!文人画的登台终止了中国画自然主义的进化,中国画的写实主义画史在高潮时嘎然谢幕,如果可以说“败”,也因有赵孟頫!

  就此而言,赵孟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的。从他开始,长达600年的文人画发展史,揭开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篇章。直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文人画仍是具有艺术活力的重要部分。

  末了,忽然想到,现在喊复兴中国画,是复兴有元以来形成的文人画,还是复兴唐宋中国画艺术?如果我们今日仍处在元明清以来的传统文人画的余绪之中,我们所要的复兴,不就是复兴唐宋中国画,在唐宋中国画的基础上继续进化么!但复兴并非扬弃,发展与复兴并不相悖。

  回看历史,中国画的历史可以粗简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是其最有活力生机勃勃的阶段。从魏晋到南宋。这一阶段,艺术家集体的目标是挖掘再现技巧和样式。第二个重大阶段是元代至18世纪初的清代,这一阶段艺术家的目标是通过对新旧风格的熟练掌握,来探索由元代大师所开创的形式和表达的可能性。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高居翰称之为后后历史阶段。此时的艺术家们,则完全没有了集体的目标,没有一致的“普遍规则”可以遵守。这一阶段的无目标性,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多大改变。

  21世纪的今天,又开始了新的复古风潮,这股风潮打着“复兴中华艺术传统”的旗号展开,但如果看不透、看不明白绘画史的过去,复古或复兴就还是一阵吆喝而已。回看历史,我们不可能再来一场赵孟頫式的风格性拓展运动,文人画的形式语汇也几已穷尽,当然感情的宣泄永远不会停止。况且,今日之借古开新,已经没有了元代的历史环境。那我们今天谈复兴,复兴什么?

  洞察历史,如要复兴,或者如果真的需要复兴,是复兴唐宋中国画,并由此顺接历史,继续进化和发展,还是重整文人画的璀璨世界?似乎都可都不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复兴,自然应该是唐宋艺术,从表现回到再现,再走向表现,并融合文人画之意趣,或许是一番令人心动的新光景。果如此,或许一个中国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但,我恐怕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因为这也是一个艺术家集体失去目标的时代!说的好听一点,无目标的多元化如没有强大的外力干预,没有天才绝世的领袖时代的大师出现,很难有所改变。

赵孟頫   《鹊华秋色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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