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殿扬:民国书籍题签第一人

时间:2019/12/28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肖伊绯/四川成都


《书舶庸谭》内页姜殿扬手书上版

  民国时期国内书业的两大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无论是在出版数量、质量或品类上,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为《四部丛刊》题签之一种

为涵芬楼所印《史记》题签

姜殿扬信札

姜殿扬书联

  其中,大型典籍类丛书的校印,更是奠定了这两家出版巨头在民国文教界、学术界乃至整个公共文化领域中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以《四部丛刊》扬名海内,中华书局则以《四部备要》深得人心;而这两部大型丛书的扉页题签,书法秀丽别致,业已成为众多读者印象深刻的一种品牌符号。

  其中,《四部丛刊》的题签者,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姜殿扬,在丛刊印行前后,他还为多种商务印书馆出品的书籍题签,从规模数量上约略统计,他可能即是民国书籍题签最多者。

  姜殿扬(?—1957),又名佐禹,江苏省吴县人。其人在古籍校勘、版本研究、书画收藏和书法造诣等方面都颇有功底。他虽任编辑之职,实有文士之风。但他行事低调,并不以文士自居,故外界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

  在书法层面上,姜殿扬尤以楷书见长,并自成一体,深得业内赞誉。收藏大家、掌故大家郑逸梅曾在一篇文稿中,胪列所见所得近代诸名家手迹种种,文末颇为自得地声称:“姜殿扬楷书录《梅花赋》,更属我纸帐铜瓶室长物。”

  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初,姜殿扬即负责任编辑之职,从事古籍校勘工作,直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馆舍厂房被日军轰炸,馆方一时难以支撑原有规模的运营,必需裁员缩编,在此特殊情形之下,姜殿扬方才离职而去。

  即便如此,姜氏仍接受馆方委托的古籍校勘工作,作为曾经的资深编辑,深得张元济等馆方高层器重。后来,姜氏曾为商务印书馆校阅《元明杂剧》,其间一度患病,张元济对其病情非常关心,数次派人殷勤探看。

  可以说,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无论姜氏是否为商务印书馆在职人员,都是馆方极为倚重、颇为重要的人物。

  在职期间,《四部丛刊》的校印工作,姜氏几乎全部参与,且有相当数量的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校勘记、疏、跋撰成,附录于该丛刊之中。而该丛刊所有的扉页题签,均由其一人包办,其数量堪称空前绝后。

  何谓“空前绝后”呢?只需要约略考察一下《四部丛刊》的出版规模,即一目了然。

  所谓“四部”,即按我国传统分类法,将所有的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丛刊”即今天通常所说的丛书。说得具体些,《四部丛刊》是一部汇集中国古籍中各方面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

  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也即说,姜氏为之至少书写了500种以上的题签,其数量当然惊人。而中华书局编印的《四部备要》,也于1920至1936年间陆续印制出版,但这部丛书收书只有336种,其题签者中华书局董事高欣木,从数量上来比较,也还略逊姜氏一筹。

  联系到姜氏为其他书籍题签的数量(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尚有姜氏题签的多种书籍存世可查),其总的题签数量,保守估计至少也在七八百种之上,确实堪称民国书籍题签最多者。

  值得一提的是,姜氏书法精绝,不但为书籍题签众多,由他人委托,请其亲笔誊写传记、志铭、寿序、楹联者络绎不绝,更有聘其将整部书稿工楷誊录并付诸影印者——《书舶庸谭》与《清邃堂遗诗》两书,即堪称民国时代手书上版、印制成书者中的佼佼者。

  《书舶庸谭》,乃著名藏书家董康于民国初年多次赴日本访书的日记体著述,历来为藏书界奉为佳作名篇,此书曾由上海大东书局于1930年4月初版。是书初版四卷三册之内容,全部由姜氏手书影印上版,精雅秀丽,与董氏日记内容相得益彰,颇为时人所重。

  《清邃堂遗诗》,本是清咸丰年间进士颜宗仪的诗文手稿,1943年其孙颜家骥依家藏手稿原本,按编年体裁厘为六卷,凡古今体诗三百余首。复请姜殿杨工楷誊录,付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为之影印出版。全书三色套印,每页框以黄色仿古双夔纹边栏,图章则以朱色印刷,甚为考究,为民国间涵芬楼影印本之精品。

  仅观此两部姜氏工楷誊录并付诸影印之书,即可知“民国题签第一人”之誉,并非笔者心血来潮、凭空臆测。姜氏笔力之劲、书法之精,着实令人赞佩,惜乎生前低调,死后萧条,如今知者已不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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