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小仓正恒的江南刻书之旅

时间:2019/11/21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肖伊绯/四川成都


《星岩集注》(正文首页),1928年苏州上艺斋印制

  小仓正恒(1875—1961),日本著名实业家、企业家与政治家。1897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实业界,曾任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总理事。上个世纪20年代,还未跻身日本政坛的小仓正恒,颇好汉学与汉诗,对江户时期著名汉诗人,被誉为“日本的李白”之梁川星岩(1789—1858),颇为崇仰。可惜的是,梁川星岩的诗作,历来以《星岩集》流传,一直没有校注之后较为精审的刊本。于是,小仓决定自行出资校印这样一部“总集”,完成自己多年的夙愿。

《苏浙游记》(正文首页),1929年苏州上艺斋印制

王一亭为小仓正恒绘《苏杭揽胜》,《苏浙游记》(附印)

  1927年“孟夏”至“季冬”,即当年5月至次年初,小仓将《星岩集注》底稿分卷校印,陆续交付中国“申江”(即上海黄浦江两岸地区)的一家书社印制发行。殊不知,这一家书社虽在上海设有门店,可书籍印制之处却是设在苏州。在耗费了近一年时间的刻板印制工序之后,1928年夏,是书终于印成,印制装帧效果俱佳。1929年春,又再版重印了一次。

  试想,这样一部“日本的李白”的诗文总集,为什么不在日本国内印制呢?小仓自有其道理。1915年即已有过首度中国之行,当时年仅40岁的小仓,对中国文化与古典传统颇为熟悉,俨然是一位“中国通”了。对于中国古籍的木刻印制技艺,小仓应当有过一定研究——只有认定在中国印制书籍的“性价比”比日本国内更优,才会远涉重洋,要将《星岩集注》转往中国印制了。

  在中国印制高品质汉文书籍,是当时日本人士的一种风尚,小仓正恒是这一风尚的追随者与推动者之一。当时日本人士大多选择在中国上海印制书籍,概因上海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印刷工业与出版行业也属中国国内最为集中与最具规模的地区。

  《星岩集注》再版重印之际,亦是小仓再度访华之时。1929年4月11日,已年过半百的小仓自大阪出神户,乘长崎丸轮船,启程赴上海。一方面是商业经济方面的各种考察与洽谈,另一方面小仓还计划游历苏浙各地,遍览江南名胜。

  4月21日,小仓决意赴苏州游览。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4天前已经游览过杭州的小仓,自然对苏州之旅充满期待。

  小仓游了拙政园,在园中“环行一周而出”,他专程去了临顿路上艺斋。原来,此处即为《星岩集注》一书的制版刻印处。在此处,小仓“观木版之镌刻,及手刷工作”,兴致盎然。考察之余,小仓感慨称“昔在中国,以苏州长沙等处为最盛,固因文人荟萃而然。自活版印刷流行后,此业寝衰矣。”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苏州临顿路的上艺斋之名,并未出现在《星岩集注》的牌记页或版权页上。书中只在首页背面左下侧处印有“昭和二年丁卯孟夏开雕于申江”字样,除此之外再未有任何标示,读者根本无从获知“上艺斋”之名,更无从知晓此书乃为在苏州的上艺斋印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此书乃是“申江”某出版商转托上艺斋印制,不愿彰显上艺斋之名;二是上艺斋在“申江”某处设有代理业务处,因某种原因亦不愿彰显本名。总之,上艺斋之名,藉小仓的苏州之旅得以传扬,也让这一处尚未见载于中国近代出版史的印书工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印迹。

  令小仓颇感意外的是,当天的午餐,竟然就是在狮子林中享用的。原来,苏州电话局长赵守恒等,为招待小仓一行,“特张盛宴于其中之藕花厅”。午宴时分,时年已77岁的吴荫培(1851—1930)特来作陪,“把酒欢谈,娓娓不倦”,且即席赋诗以赠。

  吴荫培,字树百,号颖芝,云庵,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科探花,与张一麐、费树蔚、李根源齐名,喜交艺友,或论诗文,或作书画,又与徐郙、陆润庠,叶昌炽、陆增祥等名士时有往来。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自费赴日考察。回国后,创办女子师范幼稚园、水利农林讲习所。由两江总督端方转奏,清廷采纳,次第施行。而后,曾经外任贵州,作镇远府知府官。后历任廉州府、潮州府等。辛亥革命后返乡,设修志局于沧浪亭,出任《吴县志》总纂。吴氏在苏州兴学修志,文名卓著,颇受时人称道,堪称一代名士宿儒。

  4月24日,小仓将结束苏浙一带的旅程,从上海搭乘“神丸号”轮船,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公干。属于小仓的中国江南之旅已然圆满,旅程十日、抒写不断的《苏浙游记》也已经完结,无需再添笔润色了。

  小仓仍郑重其事地将这十天旅程中的所见所感,记录汇辑,编成一部《苏浙游记》,仍然选择《星岩集注》的承印者——苏州临顿路的上艺斋予以印制;且制版刻字又比《星岩集注》更进一步,选择了手写软体字上版,更见精雅美观。

  是书1929年12月印制完毕,初版发行;次年1月又再版。因此书与《星岩集注》相似,实为小仓私印的“非卖品”,并不公开销售,纯粹用于友朋赠阅——这样的“自费书”还要再版,足见小仓的“人缘”不错,财力亦充沛。

  《苏浙游记》一书,实为中日文两种文字合印而成。是书前半部分为中文,乃是刻版古法印制;后半部分则为日文,却是采用活字铅印而成,两相比照,既可谓两国文字之“合璧”,又可谓古今两种印书技艺之“合体”,在90年前实属颇见新意的出版物。可以说,这样的印制手法,即便如今也不多见,实可作为近代出版物研究的又一“特例”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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