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郑观应自编自印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内页）

　　《盛世危言》，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撰写的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出版，流行版本多达数十种；直至辛亥革命，该书畅销近20年，印量可能达到数十万册。该书内容包括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除大力倡行民主政治与工业文明的引进之外，该书所提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因为影响深远、好评如潮，《盛世危言》又成为近代中国版本最为繁多、最为混杂的名著。由于著者郑观应本人屡次修订、重印这一著作，各地出版机构更蜂起迎合，大肆翻印该书，甚至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人为地致使《盛世危言》版本十分繁杂。

　　经多年梳理与考证，学术界已经基本厘定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主要有三种：光绪二十年（1894）的5卷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对以上这三个版本相关的整理校订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可谓“尘埃落定”。但除了文本内容有了较为全面的校订之外，对于上述这三个版本的具体形态、出版细节等信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难免仍是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纵观目前存世、已知《盛世危言》各种版本，可知著者最初于1894年春出版5卷本。1895年初，著者以5卷本为基础，改编为《盛世危言统编》12卷稿本，并将此稿本送交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奏呈光绪帝。光绪帝“御览”后，迅即命总理衙门印制两千部，分发给大臣“内部传阅”。同年秋，郑观应推出由《易言》36篇本脱胎而来的《盛世危言续编》。1896年上半年，他又将45篇续写的文章编成《盛世危言补编》出版。到1896年下半年，他将“统编”与“补编”合在一起，并增入新写的两篇，出版收正文达104篇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4卷本，是为该书“定本”。

　　这部14卷《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是《盛世危言》文本内容的最终“定本”，又是曾经光绪帝首肯的“御览本”，且为著者亲自校订并授权印行的“自印本”，一直为国内藏书界、读书界所瞩目。之所以“瞩目”，除版本珍稀、校订精审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该书已知均为“公藏”，私人收藏者鲜见。

　　近日，笔者有幸寓目一部原藏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递藏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已流入民间，为上海某藏家私人藏书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这部一直难睹真容、世所珍罕的著者自印本之诸多历史细节，就此浮出水面，纤毫毕现。

　　这部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分八册装订，封面笺条为李盛铎（1859—1934，号木斋，著名藏书家）所题。首册扉页，则印有著名画家吴昌硕篆书题写书名“盛世危言”四字，扉页背面署“乙未秋八月吴俊卿”。首册首页及次页为“奏稿”，印有江苏布政使邓华熙进呈御览的奏折全文，该奏折末尾红印“朱批：知道了，书留览，钦此”字样，为光绪帝“御批”。

　　这部书首册首页右下角钤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朱文方章一枚，末页左下角钤有“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图书馆章”朱文长条形章一枚，可知该书最早曾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时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收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书首册扉页吴昌硕篆书题笺的背面署款之侧，有毛笔手迹“郑陶斋捐”字样。这四字之侧，即为该书首页“奏稿”，此页右下角即钤有“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图书馆”朱文方章一枚。据此可以推测，这部书极可能是著者郑观应捐赠给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故有此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首册著者自序与著者后序末尾所钤印章，均为著者私人印鉴，可能具有一定的授权意味。这是为了防止坊间盗印翻印的有效举措，类似于后世版权页均须钤盖著作者印章的做法。目前已知，被公认为最早使用版权印章的严复，其著《英文汉诂》后附专门印制的钤有著者印章“严氏版权之印”的版权页《英文汉诂》为光绪三十年（1904）初版，也比这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的郑观应印章钤盖时间晚约8年。换句话说，郑观应才应当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版权印章者；而最早将版权授权付诸实施的出版物，正是这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

　　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上海图书馆珍藏《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影印出版，有报道称原书著者自序与后序末尾所钤印章“证明这部书为郑观应本人生前珍藏”，这一观点无疑是欠妥的。就笔者目前所见，该书公藏私藏中出现著者自序与后序末尾所钤印章已非“孤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本亦有这两枚钤印），且钤盖位置均一致，只能证明，这两枚私人印章的使用，与版权授权有关。

　　最后，还须补充说明的是，这部流入民间的“公藏”珍本，每册正文首页右下角还钤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章”朱文长条形章一枚，且每册首页均贴有条形码及编号，书中亦间或盖有该图书馆蓝色编码戳记。据此可知，该书在著者郑观应捐赠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之后，还曾递藏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经百年轮替，不知因何缘故，近年又流出馆外。或许，无论于公于私，这样的珍本能与后世读者有“面晤”之缘，尤其是能让那些无缘进入公立图书馆善本库的普通读者近距离得睹秘笈真容，总是一桩令人莫名快慰的曼妙书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