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久保天随《秋碧吟庐诗钞（丁笺）》（董康序）

　　董康（1867—1947）所著《书舶庸谭》，记录其1926年至1936年十年间，前后四次东游日本访书经历，该日记体文集中书林掌故、版本记录、诗文清谈，早已为后世藏书家、版本学家及研究者们所熟知。在这部“书话名著”中，董康与众多日本学者、藏书家的交往记录，向来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所瞩目。其中，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民国董康著《书舶庸谭九卷》

　　久保天随（1875—1934），本名久保得二，又自署“秋碧吟庐主人”。日本东京市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1915年，先后任日本递信省嘱托、陆军经理学校嘱托、大礼纪录编纂委员会嘱托、宫内省图书寮嘱托及图书寮编修官等。久保天随汉学根柢深厚，书画皆通，曾以日文译解中国儒家经典“四书”及《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

　　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在其第一次东渡日本期间，即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在《书舶庸谭》卷三，1927年3月15日的董康日记中，记载了二人初晤的情形。

　　这是董康初次面晤久保，并得以观瞻其藏书。初观久保藏书，便让向来见多识广、过眼珍本古籍无数的董康“拟印四种”（部分内容后纳入董康主持影印的《盛明杂剧》），足见其藏书之丰珍。此次面晤在座者中的“鬯盦”，即神田喜一郎（1899—1984），号鬯盫，出身于日本京都巨商世家。神田亦工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嗜书物，喜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皆有交往。

　　此次初晤，实为久保招饮之聚会，董康于3月20日作《久保天随招饮补赠二律》，以表谢意。诗云：朅来问字暂停车，此是榑桑扬子居。藻掞三都传纸贵（诗钞乙集久绝板），砚耕四序守经畲。诗镌短烛才惭涩（君即席赋三律，余构思艰涩，媿无以答），梅勒余寒萼待舒。怪底笔花腾异彩，常承藜影照修书（图书寮藏御书之所，君职编校）。百城坐拥日闲闲，癖嗜周郎莫笑顽（藏杂剧传奇至富，多罕见之本，允予摄影四种）。天宝师承传一绪，旗亭甲乙付双鬟。输君独秀遑云傲，抗古高情孰可攀。题遍鸡林长短驿，从教诗卷替香山（游三韩、辽、沈著有诗钞）。

　　久保随之亦有和作，诗云：忻迎长者晚停车，太胜蓬蒿仲尉居。到底文章关气运，真成经训属菑畲。一霄深巷雨偏细，明日小园花始舒。时局杞忧谈可罢，留君灯下看奇书。春寒莫放酒杯闲，对坐清谈羞我顽。柳色栏前才染黛，峰容画里似挑鬟。逋仙警句何由得，陶令高风不可攀。著述从今共商酌，只言夙志在名山。

　　由董康的补作与久保的和诗来看，二人志趣相投，初晤甚欢。其实，当天的招饮聚会上，久保还有即兴赋诗三首，董康当时未及酬唱，5日后方才伏案细思，补作两首以答。至于为什么没有即席和诗，而是事后补作相赠，恐怕与董康此时此地的心境有关。试想，曾经的法政专家、又堪称藏书家的董康，此刻避居日本，已属流亡性质，与之前的赴日留学、考察性质都有所不同，心态与情绪自然不同以往，难免低落。因此，在诗文应酬方面，不太可能兴致勃勃，方才有了这席后补诗之举。当然，董康此次流亡日本，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访求奇书异本，以便归国后影印流传，久保的慷慨允诺，倒也增进了二人的交谊。董康补作和诗，于情于理，都属必然。

　　1927年3月26日，董康日记中写道，“久保来函，索丁集序文并和七律二首（诗见前）”。这里提到的“丁集”，乃是久保的个人诗集《秋碧吟庐诗钞（丁笺）》，于昭和二年（1927）7月在日本东京印行。据该书所附“刊行诗集目录”来看，从大正六年至昭和二年期间，久保印行个人诗集《秋碧吟庐诗钞》已有甲、乙、丙、丁四笺（集）。久保向董康索序，一方面固然是有一面之缘的交谊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位中国学者、藏书家的由衷尊重。

　　董康为久保诗集作序，从3月31日晚动笔，4月1日已完稿。此时，董康已准备动身回国，在准备行装之际，他还是于4月1日当天“挽张杏生（参赞）代书天随诗草序”，当晚“九时半走别天随，赠七律一首，知伊调查国史，明日亦有西部之行”。看来，董康即将归国，久保也将离开东京，赴外地调研，二人的短暂交往也行将告一段落。久保的赠别诗云：由来离合亦前因，千里怀君更怆神。弢迹异邦空岁月，关心行路只荆榛。话言偶尔喜同调，词翰终然输后尘。为问看花吟稳否，东山雨霁绘浓春。

　　因种种原因，直到4月12日，董康仍迟迟未能动身，在旅舍中他给久保和诗两首寄呈，并将这两首和诗一并寄给妻子玉姬，算作家报平安之讯。

　　4月23日，因时局动荡，董康仍滞留日本，无法归国。当天，他在和歌山县伊都郡游览金刚峰寺，并为该寺重建金堂捐资，在捐资人题名薄上，董康发现了4月20日久保的题字。他“急用电话追讯”，被告知久保已于4月21日“下山赴熊本矣”。这是董康即将离开日本之前，最后一次可能面晤久保的机缘，就此错过。5月1日，董康终于乘海轮抵达上海，《书舶庸谭》中的第一次东游日本之旅结束，与久保的交往也就此中断。待到其第二次访日时（1933），久保早已赴台湾任教，并于次年逝世，二人的诗缘、书缘亦就此终了。

　　董康为《秋碧吟庐诗钞（丁笺）》所撰序言，《书舶庸谭》中未载，想是行色匆匆未及录附所致。

　　长久保8岁的董康，序言开篇即言及他与日本前辈汉学家、诗人们的一些交谊。如永井久一郎，即永井禾原，小说家永井荷风之父；明治时代著名汉学家、汉诗研究者森槐南、永坂石棣等。

　　董康认为，这些日本诗人的诗作都有可取之处，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有过交往的日本诗人作品结集出版。接着董康盛赞久保诗作之精湛，以唐代李白、杜甫，元代杨铁崖，明代吴伟业相比拟，认为其诗成就极高。董康序言中所说，当然有溢美之辞，日本诗界、学术界未必如此定论。但时年52岁的久保交游之广、撰著之勤、创作之丰，由此确也可见一斑。